我的人生跟一条河有关，这条河叫“太子河”。
在太子河南岸有一片芦苇地，小的时候常玩耍于此。而多年以后，我才从姑姑口中得知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我从未见过的生母的骨灰就散落于此。而在芦苇地的对面，也就是太子河的北岸，在1998年之前这儿曾是一片麦田，那儿有父亲给予我的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
故事倒回1998年，那一年是全国水灾之年。那条曾经让我夏天可以下河游泳，冬天可以敲冰窟窿抓鱼的河流，一改往日温柔的模样。
那一年，太子河泛滥得异常凶猛，洪水更是一泻千里，淹没了南岸的芦苇地，也淹没了北岸的麦田，更带走了我父亲的生命，以及在那之前，我时常可以发出的天真不羁的笑声。
在1998年之前，我的人生是快乐的。虽然那时年幼的我，尚不知“人生”这两字到底为何意。但是快乐与不快乐的区别，在这一年泛滥的洪水面前，我尝尽了它的滋味。
我的父亲叫大葱，这是街坊邻居给他起的外号。之所以会起这个外号，是因为我的父亲特别喜欢吃大葱。大葱不仅是他的下饭菜，也是他的下酒菜。他一顿饭可以蘸着酱吃一捆大葱。
所以我们家门口地里种的大葱，根本就不够我父亲吃的。每年入秋之后，硕大的秋葱一长出来，我父亲就会拿他打的鱼跟左邻右舍换大葱吃。
由此便得了这么个外号。
我是父亲的独子，不知道是不是叫惯我父亲“大葱”的缘故，打从我记事开始，父亲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叫我“葱头”。一开始觉得这外号特别难听，非常抵触，只要谁这么叫我，我就跟谁急。但外号被大家叫长了，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长大之后进了城里，才发现原来城里也流行这个。但是他们不叫“外号”，有个更雅的词汇叫“昵称”。
不过在我看来，昵称只是一个穿着马甲的外号罢了。不过不知道长大之后，是想保存儿时的记忆，还是故意矫情，我竟然不喜欢告诉身边的人，自己真实的名字。谁一问我叫啥名，我就说我叫葱头。
大葱的葱，大头的头。
我刚才说过，在1998年之前，我的人生是快乐的。是的，那时候的人生的确是快乐。虽然那时候，我可能不了解什么叫快乐，但是那时候我成天到晚地傻笑。母亲难产致死，导致我从未见过她；但是父亲给予我的父爱，却让我知道能一口一个爸爸地叫，是多么令我兴奋的事儿。
我之所以用“人生”来概括那段时间的快乐，是因为我觉得1998年之后，我的人生彻底与“快乐”二字无缘了。我甚至从1998年至今，从来都没有笑过。有些冷血，有些浮夸，更有些愤世嫉俗，消极厌世。
觉得这个世界谁他妈都对不起我，可是现在回头想想，我他妈的又对得起谁呢？
自1998年那场洪水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之后，我寡言少语，喜欢打架斗殴，用暴力驾驭身边的人。所以至今我的性情比较古怪，这么多年来也没有朋友，以及女朋友。这偌大世界，心里能牵挂的唯有在东北的姑姑，还有姑姑的儿子——远在西安读大学的表弟。而我现在在深圳工作，彼此之间的地理距离都相隔千山万水。
虽然我没有母亲，但是我能感受到母爱，而这母爱来源于我的姑姑。一个心里特别简单善良的女人，她至今仍然觉得没有教育好我，没有完成父亲的临终遗愿，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然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上初中的那段期间，我染头发、逃课、跟地痞流氓厮混，砸校长的办公室门、带人殴打老师，甚至一遍遍对姑姑嘶吼：“我知道我他妈的就是个混蛋，我的事儿不用你来管！”
我知道我亲爱的姑姑常常背着我，以泪洗面。她的儿子，我的好弟弟，从小就比我懂事，从未让姑姑操心过。而我却一再伤害对我这么好的姑姑，我心中觉得亏欠不已。我故意多次地伤害她，恶语相向，只为让她绝望，然后彻底放弃我。这样我会觉得我的良心好过一些，就不必如此受内心仅存的善念道义所折磨。我企图变成恶魔，但是姑姑却不抛弃不放弃地在我内心播下爱的种子。
可这会让我有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难受。要知道一旦良知泯灭坠入恶魔，那是欲火焚身。让恶魔进化成天使，那是浴火重生。无论“欲火”还是“浴火”，这火焰稍有不慎，都会让人魂飞魄散。
我曾多少次跟踪过我的姑姑，她时常会去墓地看我的父亲和母亲。常常在他们的墓碑前，烧纸、悼念，然后哭诉。姑姑总觉得，我今日的不务正业、四处游荡，都是因为她没有把我教育好。
所以当我拒绝自费上高中，决定去南方打工的时候，姑姑更是叹气和无奈，但更多的还有自责。我原以为她会骂我、打我，声讨我这些年让她操心的每一件事儿。可笑的是我太年轻幼稚了，姑姑只是无奈点了点头，给了我足够出去闯荡的钱。我知道对于并不富裕的姑姑，这些钱意味着什么。
可是我没有退路，我不想游手好闲，更不想在姑姑这儿，一次又一次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都说儿大不由娘，何况是侄子呢。放手，可能是教育我到了词穷理尽的姑姑，最后可以做的事儿了。
记得上火车的那天，姑姑在月台紧紧地抱着我，吻着我的额头说：“缺钱就打电话，待不下去就早点回来，听到没？”面对敬爱的姑姑，是我执拗的性格，冷漠了这从小到大关怀备至的亲情了。我内心非常惭愧，但是我依旧装作满不在乎，装作自己是个不懂人味的垃圾，这样就会让身边的亲人对我失望，而失望之后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牵挂了。
但是现在长大了，回顾少年无知的岁月，我真的笑叹自己年幼无知。不过还好，年幼尚可成长，但无知必定伤悲一生。我庆幸我还不是一个无知的人。
故事进行到2008年，距离1998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这一年本来该是个举国欢庆的日子。申奥八年，可以扬眉吐气地在自己家门口开奥运会了。可就在奥运会开幕的前三个月，5·12汶川地震震惊了世界。这种震惊或许远胜于当年中国能成功举办奥运会，并且以51面金牌居奖牌榜首位。
都说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大灾难，所以在这一年人们除了记住了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领取金牌的那一刻，更多的则记住了5·12汶川地震时候，每一张都足以令人流泪的纪实照片。
苦难与荣耀比起来，似乎更应该让这个国度的人们所铭记。
彼时我已经是个卡车司机，本来是负责来往于深圳到潮汕之间运输工程物资的。在5·12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单位安排我和几个同事，一人开一个大卡车向灾区送运输救援物资，主要是矿泉水和桶装面，以及大量的常用药品。因为受灾最严重的一些城市，已经陆续有很多政府和民间的救灾物资到位了，我们商量之后选择了去甘肃省陇南市。
当我和同事们的卡车驶过地势险恶的山川之后，到达陇南下属一个我们也叫不上名字的城镇的时候，民众已经搭起了一间间简易帐篷，其中一个帐篷里有几个孩子，寄居在一起。不知道是学校的学生组织在一起，还是与家长走散的儿童的集结。每个孩子脸上都满是泥土，拿着锅碗在等着开饭。其中有一个男孩儿，很特别，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看男孩儿的样貌和身高，约莫十来岁，恰是我当年丧父时那么大。男孩儿的面前是一台老式的收音机，他趴在土地上，双手拄着下巴，注视着那台老式收音机。当我看到那台老收音机的时候，我身体一颤。木质的老收音机，有几个可以来回拧动的键子。比早期的黑白电视机要略小几圈，我记得父亲也有这么一个样子差不多的收音机。
我走上前去，本想用手抱起来看看，是不是跟父亲那个收音机是一个牌子。没想到这男孩儿一口咬着我的手腕，眼神突然变得凶狠起来，冷冷地盯着我，像是猛兽被抢去食物般，暴躁不安。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把收音机放回地面，冲着他不断微笑，以示友好，并无抢他东西的意思。可是男孩儿对我高度警觉，他也不说话，就凶狠狠地盯着我。于是我只好返回我的卡车，拿了几碗泡面和一些零食，给男孩儿送了过来。男孩儿看到食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食物全部抢走，然后一屁股死死地坐在收音机上面，跷着二郎腿，碗面都不泡热水，直接撕开包装袋，开始咀嚼起来。嘴里发出咀嚼干脆面的清脆声音，边吃还边盯着我，保持高度的警觉，我望着他扑哧笑了一下。
或许我的笑容在此时的灾区出现，显得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但是我想帮助灾区老百姓的心确实是真挚的，与同来的同事比起来，只有我了解在大灾面前失去亲人的那种痛。
渐渐地，男孩儿对我的警惕性，没刚才那么强烈了，态度也开始放得缓和，他用手指着那台收音机，方言味很足地对我说：“不可以给你，这是我爸爸的，他能用这个给我讲评书，非常好听。”
男孩儿的这句话，突然让我全身一颤。十年前的情景，也就是我在1998年之前的童年记忆，像是封闭的黑匣子找到了开锁的钥匙，全都一一浮现眼前。
1998年之前我们家里比较穷，别说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彩电了，就是黑白电视机也买不起，家里只有一台父亲朋友送的老式收音机。我和父亲平常的娱乐生活，就是时常听听收音机。收音机主要放评书，我们爷俩最喜欢听的评书当属单田芳的《隋唐演义》。
我的父亲文化不高，小学毕业，但记忆力和模仿力却特别好。他常常听一集评书，反复听几遍，就能倒背如流，而且还能学时下电视里很流行的真人模仿秀。如果我父亲还活着，那些模仿单田芳声音的模仿选手都可以捂着脸回家了。
父亲在太子河北岸有一块麦田，春夏打鱼，入秋收麦。那会儿我常常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看着他工作。无论打鱼还是收麦，其实都是特耗时耗力的活儿。父亲每每带着我的时候，怕我无聊，临出门的时候除了带工作用的工具，都不忘扛着那台老式收音机，放到船上让我听评书。
说到这儿，可能好多的90后小孩儿会质疑老式收音机没电源，怎么能放出声音。那会儿别说移动电源了，就连电池技术都还不是很发达。告诉大伙儿，那会儿的老式收音机在现在都成了值得收藏的宝贝疙瘩了。
那会儿的收音机基本不用电，一般称为“矿石收音机”。后来长大了，我有上网搜过相关资料。书面的原理解释是这样的：“矿石收音机”即指用天线、地线以及基本调谐回路和矿石做检波器而组成的没有放大电路的无源收音机，是最简单的无线电接收装置，因为最初是用于矿石的检波器，故此而得名。
记忆中是最深刻的秋天，是1997年的秋天。那一年太子河北岸的麦田，像滚动的金色波浪，衬着太子河洁净的河水，在清风的拂动和阳光的照耀之下，显得熠熠生辉。父亲带着我上船，顺着太子河南岸的芦苇地，划到了太子河的北岸。收音机此时正播放到李元霸大胜宇文成都。李元霸是父亲在这部评书里最喜欢的人物，他觉得养儿子就要养得生龙活虎、力大无比。即使智商不够，但是力气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被欺负。
等到了麦田之后，父亲把收音机放在田地中间，整个麦田的任何角落都能听到评书的声音。父亲用镰刀割麦，我在后边一摞一摞地拾到一块。每每回想那时候的画面，都特别留恋，特别感慨。
古时候，在江湖，是上阵父子兵。而那时，在农村，是收秋父子兵。我想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比父子更默契的男子组合了。
还记得当时出现了一点小状况，收音机突然停止工作，放不出声音了，我向父亲哭闹要继续听。父亲只好放下手头的活儿，摸着我的小脑袋，冲我微微一笑，然后让我坐在收音机上，转过身子去。父亲模仿单田芳的声音，开始讲起了评书。父亲的声音是那么的富有磁性，一字一顿夹着平仄押韵，慷慨激昂中含着抑扬顿挫。
想到这些，我的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这辈子都再也找不回了。
“你怎么哭了？”男孩儿的声音将我从回忆拉回了现实，我莞尔一笑，摇了摇头，什么都不想说。只是学着父亲曾经的模样，帅气地摸了摸这男孩儿的小脑袋。
我问男孩儿：“这收音机现在能播放评书吗？”男孩儿一脸落寞地回答：“要等爸爸回来才能修好，他牛惨了。”
听着男孩儿不流畅的川普，我也学他的音调好奇地问：“你个瓜娃子，你爸爸现在在哪了？”
男孩儿把头轻轻地低下，不愿回答，末了只小声地说一句：“我也不知道，我是被当兵的叔叔们从绵阳接过来的。”
我大概明白怎么回事儿了，没有继续问下去。男孩儿突然问我：“你是从哪来的？你爸爸和我爸爸该不会都在绵阳吧？”
我哈哈大笑，这傻小子还真以为我是四川人。我笑着笑着却又想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对世界还没有绝望的孩子。或许我应该在他这张白纸上，更多地留下一些彩色的画面。
我打趣道：“我呢，是从芦苇地里来的。而我爸爸呢，不在绵阳，他此刻我想应该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
从陇南回到深圳的一个月后，我买了回东北的机票。我想回去看看姑姑，我想弥补对姑姑的伤害。我更想找回我遗失掉的开心的笑容与那麦田里的收音机。
当我站在姑姑家门口，姑姑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号啕大哭、歇斯底里。我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说：“姑姑，我知道错了。我准备了很多话想对你说，可是我现在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姑姑眼角的泪水流了下来，只是摇了摇头告诉我：“什么都不要说了，姑姑都明白。回来就好。”我一把抱着姑姑，如当年姑姑在月台那样，亲着姑姑的额头。
我知道姑姑是爱我的，甚至为我付出和花费的精力远远比给她的亲生儿子要多。虽然我没正经读过几天书，但是我也知道这么一句谚语：“宁舍怀中亲生子，不舍娘家一条根。”
因为工作在身，要回深圳，回去的前一天，姑姑带我到了为我保留的一间卧室。这个卧室，我已经许久没来了。打从上初中后，我就跟地痞流氓玩在一块儿，经常睡朋友家或者网吧、游戏厅。所以当我进这间卧室后，竟是那么的陌生。卧室里有个老式柜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父亲生前家里的家具。
姑姑打开柜子，里面全是我儿时的衣服。挪走这些衣服，从里面捧出个老式收音机，正是麦田里我们爷儿俩听评书的那台。我一把抱住收音机，如同抱着我的父亲一般。我试图按动按钮，但很显然不可能再播出当年的评书了。
我很失望地对姑姑说：“收音机坏了，再也听不了评书了。”
姑姑微微一笑，掷地有声地告诉我：“但是要相信你的心能听到的。”
是的，我们要相信用心是能听到的。而前提是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千万不能拒绝亲情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