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打虎”是怎样惨败的？
蒋经国每打掉一只“老虎”，都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党国躯体”上实施了一次电击。可是，接下来的一只“老虎”终于是他打不动的了。
一个国家如果搞市场经济，会有好坏之别。最坏的那种，就是官僚资本与市场资本的劣性组合，一旦这种资本组合成为定势，经济就将不妙。我这样说，大家没有感觉，好吧，说一个六十一年前发生在上海的“打虎”故事给各位听。
话说1948年，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在经济治理上则陷入恶性通货膨胀。为了控制物价飞涨、打击投机倒卖，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的大儿子、时年38岁的蒋经国亲自督战上海。8月20日，蒋经国一到上海，就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十万青年大检阅，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路高喊“严格执行八一九限价”、“不准囤积居奇”、“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几天后，他两次率领上海六个军警单位，全副武装地到全市的商品库存房、水陆交通场所进行搜查。
蒋经国深知改革的对象到底是谁，他在日记里写道：“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果然，落到他手上的，每只都是“老虎”。
8月21日的《大公报》刊出记者季崇威的新闻稿称：“19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3000万股永纱（永安纱厂），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此文一出，市场哗然，币制改革为国家核心机密，竟然有人抢先得悉倒卖获利，蒋经国用枪逼着交易所交出账目，查出19日抛售股票的两个大户，一个名叫李国兰，是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之妻，陶供出自己是从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处获悉机密消息的，三人迅即被捕，陶被处决。另一个大户名叫杜维屏，竟然是中国黑社会老大、蒋介石多年老友杜月笙的儿子。蒋经国也不手软，下令逮捕杜维屏，以金融投机罪交特刑庭公开审理，判刑8个月。
小蒋连小杜都敢打，算是动了真格，在随后一个多月里，64名参与投机的商人被关入监狱。在他的铁腕打击下，上海的物价一度稳定，市民们乖乖地排队将手中的黄金、美钞换成金圆券。蒋经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日夜轮番接见沪上企业家，奉劝他们把硬通货拿出来。到10月份，上海共收兑黄金114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子96万两，合计价值2亿美元。
蒋经国每打掉一只“老虎”，都好像是在奄奄一息的“党国躯体”上实施了一次电击，他希望有奇迹能够出现。可是，接下来的一只“老虎”终于是他打不动的了，它的名字叫扬子公司。
扬子公司的董事长是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没有生育，对这个大外甥视如己出，最是宠爱。在过去的几年里，扬子公司一直是倒卖外汇、走私商品的最大官倒企业，它又是上海最嚣张的囤积大户。10月7日，蒋经国终于对扬子公司动手了，他下令搜查扬子公司上海总部并查封该公司的所有仓库。第二天，国内各大报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清算豪门”之声陡起。
宋子文是个什么样的“怪物”？
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对照的，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
傅斯年称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族的长子，宋子文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因此傅斯年说：“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宋子文“走开”半年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他到任后的第二天就去接见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跟他商谈在广东开矿的事宜，接着跟潘宜公司接洽黄埔港的建设工程，决定把海南的铁矿石卖运日本。以他过往的行为来看，实在分不清这些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或者根本就是“公私事”。
跟孔祥熙一样，宋子文到底有多少资产，至今是一个谜。《不列颠百科全书》称，“据说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把他列入人类历史上曾经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后人研究宋子文这个“大怪物”，不仅仅好奇于他到底弄走了多少钱，更在于他是一个怎样的“制度性产物”。
在中国舆论界和经济思想界，对孔宋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趋于道德化谴责，而很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和杜绝。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事实上，在中西方的哲学传统中，思想家们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彻底的恶”。中国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在西方神学里，魔鬼也是天使出身。康德用“反常的恶意”来描述恶行背后、可理解的动机。因此阿伦特认为，“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别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对官商文化以及模式的思考，也必须建立在对经济制度的研究上。
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谈及孔宋模式与制度的互动。他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比如，当时没有人能得到外汇（因申请外汇需要审查），但他们的人，即孔祥熙的人是控制着财政部外汇管理委员会的，所以就能得到外汇。每个人都得先申请进口必要的货物，但他们却有优先进口权，因此，尽管他们的确从中国人民的血汗中发了大财，但一切仍然是合法行为。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博士，他的话很平实，却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了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是孔宋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们的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累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
通过胡、盛及孔宋这三个案例的递进式暴发，我们不得不说，自晚清到民国，中央政权对经济的控制力不是在减弱，而是在逐渐加强，国营垄断力量的强化以及理性化构建成为一种治理模式，也正因此，与之寄生的官僚资本集团也越来越成熟和强悍。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还有一个十分隐秘的、必须警惕的现象是，每一次对官僚资本集团的道德性讨伐，竟可能会促进——或者被利用来进行——国家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因为人们在痛恨官僚资本的时候往往是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对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会忽略两者的互生结构。如果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么，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倒台往往意味着另外一个官僚资本集团的崛起。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最终成为政权覆灭的重要诱因之一，所以，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未伤毫末”。
在某种意义上，对孔宋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
中国相纸之父
年轻的林希之决定了“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然而在文革中，他的生命与事业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出生富商家庭，1946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就读。念书期间曾有一个外籍教师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心。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筹办起“公元实验室”。他追捧的偶像是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后者在1886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照相的历史。
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成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次年4月1日，中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1954年7月，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林希之设计研制成功“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1956年，公元厂成功组织研制了黑白胶卷、黑白电影正（负）片、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努力下，中国靠进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从此逐步扭转，不久便有相纸、胶卷出口远销国外。
林希之身体羸弱，早年患上了肺结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经营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近乎伤残。他的夫人回忆，林希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右臂无力，经常会从车上跌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赶路。这在汕头，竟成一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既有外侨关系又是“反动权威”的林希之从一开始就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关进“牛栏”，一次又一次地抄家，科技资料被销毁，器材被砸烂。生在他喉头的一颗恶瘤日渐增大，后来竟像鸡蛋一般，使他难以进食，时常吐血、盗汗、痉挛、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栏”里，就把他放了出来。林希之一回到家，就忍着剧痛，又埋头工作。他把家中的几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重新组合，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研究一种提高软片感光度的新技术。
10月，48岁的林希之在自家老宅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去世，他的生命与事业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任务。”
至80年代，汕头公元的主要产品已发展至黑白相纸、人相胶片、胶卷、X光胶片和印刷制版胶片等五大类42个品种，相纸产量居全国首位。1986年，国家投入9亿多元巨资，公元引进了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但由于种种因素，投产不到一年就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到90年代初，公元负债高达48亿元。1994年，国务院作出决策，公元以1.8亿美元的价格将彩色生产线转让给美国柯达公司，而柯达的创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乔治·伊士曼。2005年8月，柯达因连年亏损，宣布永久关闭公元厂。
2003年，财经作家袁卫东受柯达邀请，撰写一本关于柯达在中国的书籍。他到汕头采访，意外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书中写道：
“在木棉花盛开的初春，穿过脏乱的露天市场来到民生路24号，这是公元创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们几乎难以辨认，因为那里几乎是废墟。我想起一个月前，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仿佛时间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充满风琴声的日子。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我莫名的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后来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林希之。尽管以成败而论，这个性情温和、命运悲惨的客家人什么也没有留下。
那个提出苏南模式的人今年99岁了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凭借自己的敏锐，最早提出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1939年，29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青春悲剧。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王同惠为了救他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费孝通来到开弦弓村，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次细致的田野调查。3年后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从未被发现。因为从20世纪40年代到1970年代，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20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说，“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费孝通重申了他在年轻时得出的那个结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在经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这样的观点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费孝通被划为大右派，在其后的20年中凄惨度日。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76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正是在这次调查后，他提出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我曾在1997年访问过费老，面对后辈小生，他耐心以对，反复说的一句话正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日后，每当谈论农村问题，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自问，“费老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最近这段时间，老是听到工业品下乡、大学生下乡的新闻，我总觉得不是根本之道。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得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走了费孝通指明的这条道路，一开始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费孝通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
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
孔夫子只提目标，对如何实现目标却毫无所知。
中国古代达人当中我比较不欣赏的一位是孔子，老先生心肠很好，很有涵养，可是除此之外就乏善可陈。有人讲他是思想家，可我觉得他其实是思想家中的战略家，或者通俗地说，他是位领导。孔夫子只提目标，对如何实现目标却毫无所知，这是领导的典型特征。我最欣赏的一位则是曹雪芹，他不提什么目标，也不想实现什么目标，能耐也只有一样：会写《红楼梦》。他在这本书的结尾说，这本书就是几个孤独的老朋友一起读读的，酒余饭饱，雨夕灯窗之下，有以同消寂寞，至于大人先生们，一边儿玩去吧，咱不稀罕你们品题传世。
在我看来，这就是用了两千年，生活的真相终得以浮现纸面。这真相就是，人类乃万物之灵，但他们是有限而悲哀的万物之灵。做个个人主义者，总是比做一个大同主义者靠谱。人类这东西傻了吧唧的，但肯定比我们了解的要复杂，所以倘若再有人像古昔的痴惘先贤那样大发宏愿，明智的人就该问他一句：这是人该干的事吗？这也是一种生活真相。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跟一棵丁香树或者一个小便池同等的东西，只有当我想起自己不是那么无限欣赏自己的时候我才无限欣赏自己。当然这要感谢雪芹先生有以教我。大致上，这就是我的人生观。这种人一不小心坠入恼人的凡尘，就会表现得像个孤僻的个人主义者，这也不赖。我不喜欢有任何人管我，也不喜欢管任何人。我觉得倘若一个人有点儿品位，就不可能不害羞地面对世界，深深感到自己的头脑是多么贫乏，人格是多么平淡，可为他人提供的助益又是多么有限，这样的人也许愿意骑上一头猪去浪迹天涯，让他做个PPT或者写几本精装书去教训他人却万万不能。
因此我从不掩饰地对于宣告式口吻的厌憎，憎屋及乌，也厌憎学生会干部之流。至于理由，我当然可以讲得入情入理，比如此类生物“言语乏味，面目可憎”啊，比如“钻营”啊，或者那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下流岛，岛上有一种下流猴”等等。但我更满意于自己有权选择不讲。天下第一微不足道是曹雪芹，第二微不足道就是小可，我有一个像喇叭花一样自然的头脑所以我就是厌憎，请问尊驾，你管得着喇叭花怎么想吗？
这是个轻薄的例子，可是我想，自然的轻薄也比人为的庄重要好。这一点孔子可能并不同意。他讲过一个他心目中的完美社会，说是暮春时节，春服既成，成人五六个，孩子六七砣，在河里洗个澡，领略了自然之美，唱着歌就颠了。这梦想太和谐了，闪烁着黄金时代的光泽，算是理想国的山东版。可是我觉得它太驯化了，真正的好世界应该保留对于不驯化者的宽容。
我倒是愿意设想这样的场景：天气好的时候，城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念诗的唱歌的全来了，丑态百出。市政府或者基金会出钱，市民们点心随便吃，汽水随便喝。贪财的小老百姓都出来摆摊儿，而武功最高强的城管们也不来踢他们的摊子。高台之上有一个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演讲，说的是银河系的和平与发展，这边厢却有个流氓搭张吊床，高卧酣眠，睡到一半儿还支起身子骂人：“怎么这么吵？”于是警察弟弟们纷纷感到很囧。其实这场景在这个地球上并不稀罕，但我觉得它就叫伟大社会。
我这么说倒不是因为我想做那个流氓，虽然那差不多是世界上最爽的事。感谢上苍，倘若有一天这个社会真的来到我们身边，我也早就骑头猪走远了，那时你可以去冰川尽头去找我。
依据奥卡姆剃刀原理，通往这个社会的法门必是简明的，我看只要有这一条就差不多够了：消解权力。借助现代文明的成果，我就可以既提出目标又提出解决方案，比孔子更像个思想家。不过孔子仍是伟人——孔子的意见中至少有一点于我心有戚戚焉，那就是美好生活应该有个好天气。我想，一个人爱过一个好天气非同寻常，这至少说明他懂得爱。可惜历史上总有太多的“大人先生”们舞蹈于云端，遮蔽了本该如此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