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繁华对于那些宦游者来说，无疑是充满了诱惑。这种诱惑一方面会扼止住他们还乡之念的滋长，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出其新的欲望或幻想。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某种欲望或幻想愈是强烈，它们的彻底破灭所带给人的失望和痛苦也愈深。这样，当汉末的那些宦游者在经历过长期的努力和挫折后而意识到其人生目的确实无法实现时，他们内心自然会充满伤感，充满忧郁。
内心的忧郁与伤感是需要排解的，对它们加以排解和宣泄，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只不过具有不同文化教养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排解方式。由于汉末的游宦者均属读书之人，他们所采取的方式自然是通过诗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诗十九首，从本质上讲，乃是社会竞争中失败者的一组精神产品，而这组精神产品之所以对后世文人具有深远的影响，关键原因即在于历史进程中的失败者要远远多于成功者。甚至可以认为，历史上原本就没有成功者，所谓成功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因为人的欲望原本就远无止境。即使是贵为天子，秦皇、汉武，也还是希望能再成为神仙的。所以我们认为，古诗十九首的魅力能经久不衰，就是因为在历史进程中总有无限量的失败者存在。
另外，当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以诗的方式来排解其内心的痛苦忧郁时，有两种意向最值得注意。
其一，强调人生短暂，年命易逝。像：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客。”
“人生有何常，但恐年岁暮。”
“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稀。”
“人生无几时，颠沛在世间。”
通过强调人生的短暂，年命易逝。作者也间接表达出这样一层意思，即死亡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纵使自己现在不如那些王侯贵胄，但死亡终将会使双方走到一起。当表达出这层意思后，作者内心的痛苦和失落之感定会有所缓解，因为这样的表达实际上已将今后某一天才会出现的平等，提前带到了当下的意识。
其二，叙写妻子的相思，期企及内心困境。
如：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于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坡，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人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在这类诗中，作者丝毫也不写自己的内心活动，而是着力刻画妻子的孤苦心境，着力表现妻子的相思、期盼之情。在这样的刻画和表现中，作者同样可以将个人的悲怨伤感宣泄出来。然而明明是自己的内心怀有悲怨、伤感，却要借女性之口来加以表现，这乃是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所创立的一种独特抒情方式。在这一抒情方式背后，隐含有汉末文人的独特心态。此心态的主要特征就是：为了减轻个人的精神压力，就需要构想出一个比自己还要失落的弱者形象。一旦有了这一弱者形象的存在，则个人的漂泊无依与无力自持，便似乎都多了一层依托。这当然属于虚幻的自我安慰，中国古代自秦汉后便再无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也与文人们习惯于这种自我安慰有直接关系。由古诗十九首作者们所创立的上述抒情方式几乎贯穿于中国整个古代文学发展史。
第三节 抒情小赋的流行
枚乘创作的《七发》，开启了汉大赋的繁荣。在汉景帝、武帝之际，辞赋的创作达到了高峰，不断有新的辞人出现，辞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司马相如凭借着《上林赋》，进入了官宦生涯，这在汉代历史上开创了以辞赋做官的先例。司马相如的辞赋代表着汉大赋的最基本特色。《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答友人论作赋云：“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种总览人物，苞括宇宙的恢宏气度，使得汉大赋富丽繁华，气势磅礴。但是在其中，汉大赋也蕴藏着危险。在汉武帝之时，汉朝国力空前强大。《汉书·食货志》载：“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种繁华的气象，令人大度从容，面对天下一统，汉武帝飘飘然有凌云之志。这个时候，辞赋的创作就趋于符合君主的审美趣味。因此司马相如在武帝之时，能够以辞赋得官，这是汉代的第一例。君主的审美趣味变化之后，辞赋的创作就产生了变化。到了西汉末，国力衰减，内城空虚，人主式微，外戚专政，原先辞赋因为人主的欣赏，能够可以营造出一种气象磅礴的氛围，但是当审美主体转变之后，辞赋的创作随机迎来了危机，原先的大赋，现在已经不再畅销了。扬雄率先看出了其中的危机，“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徘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复为。”扬雄认为辞赋仅有审美功用是不够的，他要将辞赋归之于正，也就是说要让辞赋从属于更高的标准。随后扬雄便抛弃了辞赋，《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他意识到辞赋的审美作用，并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甚至还会造成负面影响。
到了东汉，张衡对西汉以来极力铺陈、内容空洞的大赋进行了抨击，“相如壮上林之观，扬雄骋羽猎之辞，虽系以‘喧墙填堑’，乱以‘收置’落纲，卒无补龄风规，只以昭其愆戾也。”在《论贡举疏》中，他认为汉赋“医国理政，未有能焉”。王充认为大赋“文丽而务巨，言眇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辨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对大赋的批评，司马相如笔下那种夸张声势的大赋，便逐渐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抒情小赋。
抒情小赋主要有这样几大类：
一、社会批判类，如赵壹《刺世疾邪赋》。在这篇辞赋中，赵壹充满了对时局的不满与怨愤，愤恨腐败官场，唯小人是用。赵壹处于桓帝之际，此时宦官擅权，奸贼当道，纲纪紊乱。《后汉书·党锢列传》云：“逮桓灵之闲，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在这样昏暗的政之下，官职甚至可以肆意买卖。《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载：“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买卖风气，一时骤起，汉祚之衰落，由此可知。官职买卖，始自汉安帝永初三年，“奏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各有差。”（《安帝纪》）其后世风日下，买卖官职之风愈演愈烈，汉灵帝甚至开立西邸，买卖官职，“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灵帝纪》）赵壹感慨于时局之混乱，小人之得志，而贤人却仕途无门。他将这种败坏的风气，归结于春秋以来，战祸侵害，人为利所侵蚀。“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在这样的时代，德政无法救世，赏罚甚至不能扬善惩恶。汉家王朝，遂为奸党所把持，“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而在延熹九年，又发生了党锢之祸，得势的小人残害忠良，赵壹亦不免为其陷害。赵壹抨击这些阉党，“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奸臣当道，贤士尽忠无门，纵有满腹经纶，终不能逃脱迫害。在《刺世疾邪赋》的末尾，赵壹假托秦客，为诗以抒愤懑，“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依门边。”
第二类是艳情小赋，如蔡邕《青衣赋》、张衡《定情赋》。蔡邕的《定情赋》全文不过三百余字，但描摹之细致，神韵之悠扬，竞藻逞辞，对后世影响颇大。蔡邕的声望，在当时已名噪一时，《后汉书》载孔融和蔡邕之间的交情，“与蔡邕素善。邕卒后，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且有典刑。”《文心雕龙·诔碑篇》亦对其评价甚高，“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洽足采，亦其亚也。”孔融仰慕蔡邕，为文以其为准则，蔡邕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在《青衣赋》中，蔡邕描摹了一位静美的女子，她虽然出身卑微，但是盼丽而有淑质，妩媚而又多姿，蔡邕在文章开头便写到“金生沙砾，珠出蚌泥”。在这首诗中，蔡邕还借用《诗经·卫风·硕人》典故，来赞美这位女子，形容她的美好，“盼倩淑丽，皓齿蛾眉。玄发光润，领如螬蛴。”因此在文章末尾，蔡邕明确地表明了对其的思念。“停停沟侧，噭噭青衣。我思远逝，尔思来追。”这篇《青衣赋》刻画之细致，描摹之生动，确实为不刊之作。并且这篇文章似乎有所寄托。文中虽流露出明显的爱慕，但终归礼仪，止于中正。所以陶渊明《闲情赋·序》云：“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
张衡《定情赋》文字寥寥，但却耐人寻味。在《定情赋》中，张衡描述了一位貌美无双的女子，甚至表示对她的思念，“思美人兮愁屏营”。如果将《定情赋》和其他诗文联系起来，这篇辞赋或许带有更多的寓意。同《同声诗》、《四愁诗》一样，这些文章中都出现了美人意象，这个意象或许并非仅仅只是一个女性形象，其中蕴含着张衡对君王的忠诚，因为自屈原开创骚赋以来，美人香草遂成为君子忠诚的表现。唐吴竟《乐府题解》云：“《同声歌》，张衡所作也。言妇人自谓得幸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以喻臣子之事君也。”《文选·四愁诗序》云：“……时天下渐弊，（张衡）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依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因此《定情赋》中所描述的美人，或许是张衡的托身自喻，张衡所想表达正是对君主的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