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咏物赋，如祢衡的《鹦鹉赋》，这类咏物赋在汉末非常发达，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光拟作鹦鹉赋就有曹植、王粲、傅咸、桓玄等人。祢衡生于汉末，正值纲纪凌迟之际，阉竖专权，徐干《中论》第十二《谴交》论及汉末黑暗政治：“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祢衡在汉末已负盛名，孔融曾写过《荐祢衡表》，称其“性与道合，思若有神”，又赞叹其英才俊发，才略如贾谊，胆识不减终军，是不可多得之人才。其为孔融见成如此，又《世说新语》刘注引《文士传》云：“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飘举。少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结殷勤，不能相违。”可见祢衡名声之大。祢衡抱负远大，有匡正天下之志，在《鲁夫子碑》中，他礼赞孔子：“憨周道之迥遹，悼九畴之乖悖，故发愤忘食，应聘四方，鲁以大夫之位，任以国政之权，譬若飞鸿鸾于中庭，以骋骥骏于间巷也。是以期月之顷，五教克谐，移风易俗，邦国肃焉，无思不服。”因此，《鹦鹉赋》带有祢衡怀才不遇之感。鹦鹉奇姿妙质，聪明识机，不栖浅卑之地，不游低矮之冈，不与众俗相集，必择高林而戢翼。但纵使能与鸾凤相媲美，却为时俗所遘，玩弄于囚笼之中。虽坠入罗网，但却“容止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鹦鹉之德也如此！借鹦鹉以寓托心志，是祢衡的重点。洪迈《容斋随笔》称：“观其所著《鹦鹉赋》，专以自况，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祢衡托身以自喻，借鹦鹉为人所嫉，以表达怀才不遇。
第四类是弃妇、寡妇赋，如王粲《寡妇赋》。王粲值汉末建安之际，天下已乱，时局方忧，《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记载当时天下格局：“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但王粲志在匡正天下，忧心于天下苍生，见百姓为战乱所苦，慨然有所感，“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悟彼下泉人，胃然伤心肝。”（《七哀诗》其一）在他的一些诗中，他渴望天下一统，从戎“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咏史诗》），这些都表明王粲心怀天下。在《寡妇赋》中，王粲笔下的寡妇，似乎是托身自喻，虽然他被曹操重用，但是作为建安诸子的政治处境非常尴尬。赋中描写了一位寡妇，幽居独处，与幼子依傍，却出门外，感慨良多，草木繁荣，在她眼中却只有枯败与伤感，最后回到室中，又不经感慨良多，独心伤悲，甚至要引刀自绝，顾念弱子，忍而不舍，才断绝念头。这里寡妇似乎暗示着王粲“雍容侍从”的尴尬，王粲本贵公子孙，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诗序》云：“王粲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不幸遭遇战乱，流离失所，心有所感，“寡妇”似乎暗含了他无所依顿的情形。这篇小赋文辞华美，与其他辞赋相比，幽怨而感伤，饶有余韵。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如此评价王粲：“仲室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魏文帝《典论·论文》也曾提到：“王粲长于辞赋……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虽张蔡不过也。”沈约评价王粲甚高，在其《宋书·谢灵运传论》中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物为休，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沈约对王粲的评价如此之高，甚至将他与相如、班固、曹植并列在一起，说明王粲辞赋之作，确实带给了当时文坛不小的震撼。
第五类是描述死亡的辞赋，如张衡《骷髅赋》、《冢赋》。张衡《骷髅赋》中，张衡假托庄子之口，道出了齐生死，均万物的思想。他在赋中，假托看见了在路旁的骷髅，于是起疑而问：是终于寿命？还是客死于此？是上智之人？还是下愚之人？为是女子？还是丈夫？骷髅回答说他是庄周，在此玄游。张衡复说要为庄周复原身体五官，骷髅说，生不如死，死后无烦恼，无宠辱荣枯，无世俗生活干扰，况且死后虎豹不能残害，刀剑不能伤，归于万化，无忧无扰，与道逍遥。而生在世上，却都是烦恼。张衡听完，怅然有悟，全文便结束了。这篇《骷髅赋》所体现的思想，正如庄子在《知北游》中对生死的辩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熟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也。”在庄子看来，骷髅为死后之迹，无所恨于有生。在张衡《骷髅赋》中，骷髅以日月为灯烛，以云汉为川池，以星宿为珠玉。与庄子《列御寇》很相似：“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岂不备邪？”另外，《骷髅赋》中体现的齐生死，可能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张衡所处年代，外戚擅权，这些外戚的势力甚至超过了君主，《后汉书》记载：“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在面对现实世界不如意的时候，张衡转而走向内心，通过齐生死摆脱现实残酷的，也就很自然而然能够理解了。在张衡《骷髅赋》之后，后继者还有三国魏李康、吕安的《髑髅赋》和曹植的《髑髅说》，他们在内容和主题上都和张衡的《骷髅赋》极其相似。
在另外一篇《冢赋》中，张衡描写了为自己修冢的场景，他笔下的冢规模制度宏大，“尔乃隳巍山，平险陆，刊丛林，凿盘石，起峻垄，构大椁。”仿佛是张衡对生前的贪恋，所以他才要隆重的为自己建造一座如此宏大的衣冢。实际上，张衡并非贪恋余生。他写这篇《冢赋》，大抵是想表达出对人世的漠视，而唯有死亡，才能带人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春之卉，如日之升”，他为自己立冢，实际上嘲讽了世人的贪生怕死，畏惧死亡。人们贪恋生世，所以穷奢极欲，穷尽繁华，害怕死后没有享受。而张衡在《冢赋》中，描绘了一幅鬼神来飨的画面，他建造了一个富丽繁华的坟冢迎接鬼神的到来，似乎暗示着唯有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才能真正得到快乐。张衡对坟冢描写，似乎暗含着对现实的不满，张衡面对的汉末是一个纲纪紊乱的社会，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称：“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面对汉末这样一幅景象，感慨悲歌已经无法解决自己内心的伤痛，而只有走向另一个世界，这个实在的世界，没有任何俗世的烦恼，个体才能得到解脱。对生死的思考，寓含在张衡所描摹的世界中，在《骷髅赋》中，这个世界就是庄子所说的“离朱不能见，子野不能听。尧舜不能赏，桀纣不能刑。虎豹不能害，剑戟不能伤。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以造化为父母，以天地为床褥。”这样一个超脱现实世界，在张衡的笔下，就意味着对世俗世界的超脱。
汉末的抒情小赋，大抵有这样五类：刺世类、艳情赋、咏物赋、寡妇赋、流露死亡的辞赋，另外还有游览赋、纪行赋等等。这五大类中，祢衡的咏物赋《鹦鹉赋》开启了后世的模仿与拓展，如王粲的《鹦鹉赋》，陈琳的《鹦鹉赋》，这两篇现存都是残篇，但是主题大抵相似，在文章结构、立意都有些承袭，可见祢衡的《鹦鹉赋》影响之大。曹植的《白鹤赋》与《鹃赋》很显然承袭了祢衡咏物赋的特色。另外纪行赋从汉末到魏晋，就越来越繁盛了，曹植《东征赋》，曹丕的《述征赋》，王粲的《初征赋》，应玚《西征赋》，徐幹的《序征赋》都是这一类赋的拓展。在咏物赋这类中，同样从汉末到魏晋之后，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了。左思的《白发赋》、傅玄《七谟》、庾阐《恶饼赋》，辞赋家们越关注现实世界的微小之物，甚至连微妙的时序变化都能引起他们的愁绪。从汉末小赋的盛行到魏晋辞赋的繁荣，总的来说，体现了士人们的心理变化。
伴随着抒情小赋的流行，汉末的辞赋批评和辞赋观念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而言，汉末辞人们的辞赋构思已大都不再受服务意识的支配，也大都不再与君主的某种举动有任何关联；在他们的作品中，低沉抑郁的主观情调已取代了质朴平实的致用动机，通过辞赋，他们想要抒写的多为个人的忧伤和困惑，其乐于表现的主题也多属悲叹人生或怨愤世事。相应于创作背景的这一转换，本阶段的辞赋批评亦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动向，其中尤为值得关注者便是传统的“风谏说”已不复能引起人们的真正兴趣。延续了二百余年的“风谏说”失去吸引力，预示着汉代辞赋批评中的原有焦点已经改变；在本阶段，王符对辞人的尖锐批判即最先反映了这一改变：
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愚夫戆士，从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长不诚之言者也。（《潜夫论·务本》）
非常清楚，王符不满于辞人的“屈赛之辞”和“无然之事”，完全是出于道德教养方面的长远考虑；在王符看来，过度的夸饰与虚构之所以为辞赋创作中最严重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已妨害了孩童的心志健康和品格培育，而前人在指出同一问题时，则无例外的是着眼于辞赋作品的“风谏”效力。由两者间的这一差别可以看出，像辞赋创作中发生的那种变化一样，当时的理论批评也失去了与朝政的内在关联。
同见于理论批评和辞赋创作中的上述情形表明，汉末文人已无心从国家政治的高度去看待辞赋。但当朝君主，尤其是灵帝，对于文人们的心理转型却一无所知，出于某种不切实际的考虑，同时也为了满足个人的特殊偏好，灵帝在设置鸿都门学时仍引入了辞赋。《后汉书·蔡邕传》：
初（灵）帝好学，自造《羲皇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并待制鸿都门下……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或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
据此可知，鸿都门学的设置原本就不合时宜，而书画辞赋的引入则更显出了它的不伦不类。对此，一些有识之士是深感忧虑的。但令有识之士感到忧虑的鸿都门学却为另一类人的追逐名利提供了机遇。在这类人看来，鸿都门简直就是一充满着诱惑的名利场；他们太想跻身其中了。为了能跻身其中，他们往往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抢占先机，而献赋于灵帝便是其乐于采取的一种方式。以此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确实为自己攫取了名利，所谓“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1《后汉书·酷吏（阳球）传》），即反映了当时出现的真实情形，这种情形的出现使得本已疏离了政治的辞赋重被卷入了一场选官用人之争。
由于辞赋已被卷入进这场纷争，士人们的鸿都门学批判也就难免会使它受到牵连，这一点于阳球与杨赐的激烈言词中已可见出（分见《后汉书》本传），在蔡邕给灵帝的奏书中反映得更为明显：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后汉书·蔡邕传》）
从表面上看，辞赋因牵连于鸿都门学而遭受的这些贬抑已非常接近于传统的“雕虫”之说和“博弈”之比，不过它们也并非完全是前人观点的简单重复，因为当前人以“雕虫”与“博弈”拟辞赋时，他们或是从观赏的角度来为之辩护，如宣帝；或是想说明它曾妨碍了自己的人生追求，如扬雄。而蔡邕之所以强调辞赋的主要特性仅在于提供娱乐和消遣，则是要告诫灵帝：辞赋与经术有着本质区别，如果混同了两者的功用，很可能会导致朝政的混乱。因此由鸿都门之争而衍生出的辞赋评价是有别于以往的理论批评的。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类评价亦应被视为汉代辞赋观念演进中的一个全新环节。此环节虽带有较浓郁的个人情绪色彩又有着较复杂的产生背景，但它的出现至少在客观上对于辞赋彻底走向独立起到了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