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
就情节构思而言，《俄狄浦斯王》的机巧和恐怖无与伦比。它可被看做一个侦探故事，其中的侦探自恃有德，尽其义务，着手调查究竟是谁犯下那桩滔天大罪，但证据迫使他转而认识到罪犯不是别人，却是他自己。更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待追查益加深入，他得知这一犯罪行为，正因为是他本人所为，愈加恶不堪言。
以如此抽象的方式来概述，俄狄浦斯的故事大抵搅动了我们最为深沉隐秘的情感，我们大多伴着不可告人的犯罪感生活，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秘密到底是什么。当然，这出戏使我们耿耿难忘，情绪骚动，多是由于俄狄浦斯所犯的奇罪。他犯下的不仅是可怕的罪行，更是可怕的罪孽，冒犯的不仅只是社会的法律，更是神祇的禁戒。即使对罪孽进行思考也无从理解弑父娶母的恐怖，这些行为，正如我们所说，简直难以想象；人的心灵对其无能为力。
俄狄浦斯可怖的罪行竟是无意为之的行为，思忖至此，我们的骚动便有增无减。在英雄之命运的所有境遇中，这一个案最显得天意弄人，令人困惑恐惧。有理由说——其实已经说过——俄狄浦斯不该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他实在不应为弑父娶母而获罪，因为他并非有意为之；恰恰相反，他一听见这个可怕的预言，便殚精竭虑避免此语成谶。对俄狄浦斯的这番辩解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阐明的学说，西方世界的法律和道德皆有的一个共识，即一件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或好或坏，做出此事的人行动时必须拥有意识和意志。基于这些理由，在索福克勒斯三十年后所写的剧作《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中，俄狄浦斯申辩自己的无辜。受尽苦楚，行将死亡，年迈的俄狄浦斯悲痛自哀，他说，他不应被判为有罪，因为他无作恶的意图。但在《俄狄浦斯王》里，他没有如此伸张他的清白。他没有洗刷自己的罪名，听由心灵沦入惊恐和自我厌憎之中。我们觉得这一反应合情合理。亚里士多德动机学说的唯理性似乎并不适宜解释俄狄浦斯当时的情感状态，它发生于理性无法穿透的内心深处。这出戏暴露了心灵深处的东西，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引导我们去认识：人有可能犯罪，甚至犯下滔天大罪，即使有一套理性的伦理能够宣明他的无辜；我们不得不直面这样的一个可能：更黑暗的判断形式会取代理智。理性的伦理可能提供的安全离我们而去。
关于《俄狄浦斯王》，常有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被提出，即它是不是一出命运悲剧。有人费尽才智来表明它不是命运悲剧。某些批评家觉得如果把此剧当做命运悲剧，它就不再那么有趣和感人至深，因为主人公会缺少我们认为与拥有自由意志紧密相连的尊严；他变成，如我们所说，被命运玩弄于股掌的傀儡。持有这种立场的人都相信自己与亚里士多德观点一致——他在《诗学》里说道：悲剧的主人公应是一个值得尊重和敬慕的人，但有着明显的性格弱点或缺陷，他悲剧性的灾难都要归咎于此。在某个重要的意义上，人们认为，他应为自己的遭遇承担责任。
俄狄浦斯的性格看上去当然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他的许多品质都令人敬慕。他智慧而英勇；正是他，当众人对祸害忒拜的斯芬克斯束手无策时，他破解了她的谜语，消灭了这头怪兽，解救了这片土地，成为它的统治者。身为国王，他德劭勤勉。显然，他被称为“僭主”（tyrannos），尽管它未被译为“暴君”（tyrant），却也意味着他是靠自身实力行使统治的国王，与凭律法执政的“巴塞勒斯”（basileus）判然有别[4]。然而，他毫不专断强横；他承认他的妻子可共同执政，并容许她的兄弟克瑞翁与国王夫妇几乎平起平坐。身为人夫人父，他尽责慈爱。他不乏虔诚；尽管他对阿波罗庇护的神圣先知忒瑞西阿斯出言不逊，他仍对众神怀着应有的敬畏，他迅速执行阿波罗在特尔斐的神谕，以求摆脱城邦的瘟疫之灾。
然而，俄狄浦斯仍然犯了一桩大错：骄傲，一旦他的骄傲遭到冒犯，他立刻就会愤怒起来。他在三岔口打死自己不认识的生父拉伊俄斯，就是骄傲的个性所致。这种易怒的骄傲，等同于专横的傲慢，阻碍他在追查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时留心任何告诫，结果他被迫面对他本人即为真凶的事实——当然，还不止于此。
但无论我们如何充分考量俄狄浦斯的性格缺点，我们都无法说是他的人格缺陷，而非预言所昭示的宿命给他带来了悲剧性的灾难。性格缺陷引燃这场灾难，此说固然不假，但爆发的祸根却要归结到那则关于俄狄浦斯的预言，我们只能称其为命运。年轻鲁莽的英雄回应拉伊俄斯的侮辱，暴力相向，使他杀了一个人，更糟的是，那人是一个国王；但真正导致他弑父的，却是他父母命定的无知以及父子间命中注定的相遇。任何一个骄傲鲁莽之人都会像俄狄浦斯一样冲动，犯下让人痛切谴责的罪行：独独俄狄浦斯，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弑父之后，他还要娶母为妻。
假如我们相信——俄狄浦斯在追查真凶时，拒绝听从谨慎从事的劝告，因而招来悲剧，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立场是在假想他只要谨慎地放弃调查，罔顾瘟疫肆虐的忒拜城，与妻儿生活在无知之中，就会心安理得，万事大吉。当然，我们可以假想世上没有弑父娶母的逆伦之事，然而，一旦这样的事情出现，我们怎会安心？我们不禁要向这个冲动的人大声疾呼勿要征召证人，勿要追问到底；我们畏惧这样的时刻：无比可怕的事实浮上水面，他终于知道自己是谁，自己做过什么。然而，我们并不想俄狄浦斯浑然不觉关于自己的真相。一个谨小慎微放弃追查的俄狄浦斯将是一个我们垂怜甚至蔑视的对象：而那个死磕到底、引祸上身的俄狄浦斯却令我们敬畏尊重。
然而，说来说去，俄狄浦斯的故事当然算是一出命运悲剧。不过，说它算是，没错，但终归不能说它完全是。如果我们要叙述俄狄浦斯王的伟力，不妨把这个故事与另一个主题相似的著名传说比照，肯定另有心得。在波斯的伊斯法罕，一个奴仆过来对他的主人说：“我曾在集市里见到死神，他对我做出威胁的姿势。”主人说，“我们逃走吧”，便与仆人快马加鞭奔往撒马拉。一入城，他们就遇到了死神，主人对死神说：“为什么你要在伊斯法罕的集市里威胁我的仆人？”死神答道：“我的姿势并非威胁，而是惊讶，因为我与你在撒马拉有个约会，看到你仆人后，我很诧异地发觉你那时居然还在伊斯法罕。”粗粗看去，俄狄浦斯的故事与此并无不同——一个人，逃脱他的命运，最后还是与命运狭路相逢。但这个颇有挖苦味道的宿命论小寓言激起的反应无非是一个反讽式的不以为然；心灵没有投入其中，这个传说确实也没什么能让心灵投入。概括其隐义，则是所有人必须屈从命运的安排，有些人刻意逃避，不过成全了命运的安排，他们赢得了我们的赞同却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当一个像俄狄浦斯这样的人寻求逃离的方式成全命运时，我们的反应大为不同——这个人的骄傲、英勇、智识树立了一个完美人的典范，他所遭逢的奇特的命运表明人类特有的悔恨与自责之痛能够达到何等的深度。而从伊斯法罕逃往撒马拉的这个人着实没有尊严，是被命运玩弄于股掌的傀儡；他成了笑柄，被命运愚弄。但俄狄浦斯，他不能用智识和正义的意图拯救自己，受制于某种必然的秩序，它的进程不受人的掌控，不被人的理解力所影响，因而他的厄运愈加深重。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主要致力于讨论悲剧，显而易见，在雅典这一文类的所有成就中，作者把最高的赞赏给予了《俄狄浦斯王》。每个人都忍不住思索自己对这出戏的特别关注，因为它如此深刻地挑战了、如此成功地困扰了理性的有智之士，亚里士多德是有智之士的伟大典范，他钟爱此剧是因为它呈现了一种对人类理性不能理解的力量。假如他的精神如同心灵一样博大，他也许已经发现：对一种不听命理性智识的秩序进行沉思，自有其乐。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是索福克勒斯在九十高龄行将辞世之际写的一出剧作，它也谈论了一种与理性较量的秩序。俄狄浦斯已入暮年；他在尘世间颠沛流离，一个流放者，只有两个女儿照应他。尽管他年老体弱，他的易怒未有丝毫减弱，此时他的狂怒针对两个儿子，因为他们容许他继续这场自我判决的放逐。他怨叹自己命运多舛，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显然，他不是一个令人喜爱的人物。不消说，这座城邦将被佑护，它给予这位被诅咒的流放者以最后的憩息地，并礼葬了他。他在雅典郊区的克罗诺斯，死亡来临，这不是常人所知的死亡，而是最美时刻：神祇将他拔离尘世，封为半神，继续活着。这个结局并非是对俄狄浦斯的补偿——补偿他所受的苦楚，而是一种承认——承认他本性中的某些力量近乎神灵。留下我们去深思这个被诅咒之人如何成为一个福荫，这个负罪之人为何获得如此崇高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