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就此争辩，尤其是激进主义者，他们认为，职业史学家对情境论和形式论解释策略的偏爱是意识形态推动下的产物。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声称，拒斥机械论的历史解释模式符合既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因为，真正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显露，将揭示出统治阶级享有权力的真实本质，并且提供将这些阶级从其特权与权力位置上赶下来的必要知识。激进主义者认为，为了服从统治集团的利益，他们培育了这样一种历史概念，即人们只需要了解个体事件以及它们与当下情境之间的关系，或者，最多将事实整理到散漫的框框中。因为这种有关历史知识本质的概念既合乎“自由主义者”的“个人主义”偏见，也符合保守主义者的“划分等级”偏见。
与之相反，激进主义者自称发现的社会结构与发展“规律”，都被自由主义史学家当成了同样是意识形态下促成的东西。他们认为，这种规律通常是为了推进一些社会改造计划而提出来，其方向要么是激进的，要么是反动的。这样，就使对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真正探索有了一个坏名声，也令任何主张寻求这种规律的史学家的学识遭人怀疑。上述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唯心论历史哲学家声称的、要在历史总体中说明历史“意义”的种种“原则”之上。情境论、形式论及机械论解释概念的拥护者们坚持认为，所提供的这些“原则”往往用来支持意识形态立场，它们的目的要么是倒退的，要么是蒙昧主义的。
事实上，每一种有关实在的历史记述中，确实都显示出一种不可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这就是说，只是因为历史学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至多是一门原始的科学，其构造中还有一些可以明确认定的非科学因素。这样，正是这种在历史文献中发现了某些形式一致性的主张，给历史文献带来了有关历史世界和历史知识自身本质的各种理论。它们有着意识形态蕴涵，努力去理解“现在”，也不管这种“现在”如何被定义。换言之，人们声称从社会思潮和实践的现在世界中区分出了过去，并且确定了这个过去世界的形式一致性，正是这种说法，暗含了一种现在世界的知识同样必须具备的形式概念，因为它是过去世界的延续。若有人被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所束缚，就注定了他能够对现在世界进行概括的类型，注定了他能够拥有的知识的种类，也由此注定了他能合理构思的计划的类型，因为构思这些计划的目的是在不确定的现存形式内改变或维持这种现在。
意识形态蕴涵式解释
对于历史知识的本质问题，以及可能从为了理解现在而研究往事之中得出的种种蕴涵，史学家假设了某种特殊的立场。一种历史记述的意识形态维度就反映了这种假设中的伦理因素。我用“意识形态”一词指的是一系列规定，它使我们在当前的社会实践范围内采取一种立场并遵照执行（要么改变，要么保持其当前状态）；伴随着这些规定的是，它们都声称具有“科学”或“现实”的权威性。根据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的分析，我假设了四种基本立场：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12]
当然，还有其他的理论政治学立场。曼海姆引述了近代早期教派的启示论者、反动派，以及***分子的立场。但是，这些立场本质上都以专制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上面列举的19世纪的意识形态形式并非如此。启示论者将他对行为的规定建立在神启的权威之上；反动派则建立在某个阶级或集团实践的权威之上，它被视为社会组织的永远正确的系统；***分子却建立在不容质疑的元首的权威之上。并且，虽然这些立场的表述者可能会与其他立场的代表发生争论，但他们确实不认为有必要将他们的认知立场的权威性建立在理性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基础之上。这样，虽然他们可能提供了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特定理论，可是，对于来自其他立场的批评、一般的“材料”，或者具有一致性与连贯性的逻辑准则的控制而言，这些理论并不认为要对它们负责。
无论如何，曼海姆分辨出的四种基本的意识形态立场代表了种种断言具有“理性”、“科学”或“实在论”的权威性的价值体系。这种断言悄然致力于与其他自称具有类似权威的体系进行公开讨论。它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各方在认识论上的自觉，这是“专制”体系的表现所做不到的。这种断言还使得他们努力理解以另一种观点分析社会过程的研究者揭示的“材料”。简言之，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形式在“认知上是负责的”，而“专制主义的”形式却不是这样。[13]
我应该强调一下，“无政府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些词旨在充当一般意识形态偏好的代名词，而非充当特定政治派别的象征。就社会研究还原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以及想这样做的愿望而言，它们代表了不同的态度、人文科学能够提供的教导的不同想法、维持或改变社会现状之愿望的不同观念、社会现状中的改革应该选择的方向，以及影响这种改革方式的不同概念；最后，代表了不同的时间定位，即代表了一种作为社会的“理想”形式的范式贮备库而面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定位。我也应该强调，某一特定史学家对历史过程进行的情节化，或者以形式论证说明历史过程的方式，并不需要被看成是他自觉持有的意识形态立场的某种作用。相反，我们可以说，他赋予历史记述的形式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蕴涵，一定与上述四种不同立场之中的一种相吻合。正如伴随着每一种意识形态的是一种特定的历史及其过程的观念，因而，我认为，每一种历史观也伴随着特殊而确定的意识形态蕴涵。
我提及的四种意识形态立场可以用以下语言粗略描述。就社会变革的问题而论，所有四种立场都承认变革不可避免，但是它们代表了关于变革的可取性及其最佳幅度的不同观点。当然，保守主义者对有步骤地改革社会现状最为怀疑，而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相对要好些，并且，相应地或多或少对社会秩序迅速变迁的前景有点信心。就像曼海姆所写的，保守主义者用植物般缓慢生长的类比来看待社会变迁，而自由主义者（至少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倾向用一种机械论的调节或“精密调谐”来看待它。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中，社会和基本结构被设想为合理的，而一些变化也被视为必然，不过，当整体的个别部分而非结构关系变化时，变化本身才被视为是最有效的。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则不同，他们确信结构变革的必要性。前者为的是在新的基础上重组社会；后者则要废弃“社会”，而代之以一种“共同体”，它是通过个体共有的对共同“人性”的意识而彼此团结在一起形成的。
至于想象中的变革步伐，保守主义者坚持一种“自然的”节奏。自由主义者赞成所谓的“社会”节奏，这是一种议会辩论的节奏，或教育过程和遵守既有法律的党派之间竞选的节奏。与之相比，激进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想象一种大变革的可能，不过，前者倾向于更多地了解影响这种变革所必需的力量，对所继承制度的惯性更为敏感，并因而更多地参与确定影响这种变革的途径。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是各种意识形态不同的时间定位。按曼海姆所论，保守主义者倾向于将历史演进想象成一种当前通行的制度结构逐步建立的过程。他们将这种制度结构视为一种“乌托邦”，即人们目前能够“现实地”期望或合法追求的最好的社会形式。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想象了一种未来时，到那时这种结构将有所改进。但他们将这种乌托邦状态置于遥远的未来，并阻止当前以激进主义者那种猛烈方式实现它的任何努力。激进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认为乌托邦状态即将来临，因而促使他们用心准备革命方式，以便使乌托邦社会现在就到来。最后，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理想化远古自然人的那种纯洁，从而区别于所发现的自己身陷其中的堕落“社会”状态。这样，他们把这种乌托邦设定在一个事实上在时间之外的平台上，将它视为一种人类在任何时刻都能实现的可能性，只要人们愿意通过意志行为抑或意识行为，控制住自己基本的人性就能做到。这些行为将在当前社会机制的合法性之内摧毁社会业已确立的信念。
不同意识形态追求的乌托邦理想在时间上的定位，使曼海姆有可能就它们趋向“社会和谐性”或“社会超越性”这两端的程度进行分类。保守主义是最具“社会和谐性”的；自由主义相对弱些。无政府主义是最具“社会超越性”的，而激进主义又要弱些。事实上，每一种意识形态都表现为一种社会和谐性与社会超越性诸要素的混合。就此而论，它们彼此区别更多在于侧重点不同，而非内涵相异。所有意识形态都非常看重变革的前景。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它们对历史有着共同的兴趣，并且致力于为其计划提供一种历史论证。同样，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它们自愿运用认知上负责的术语，彼此辩论可取的社会变革步伐和用来实现它的措施等次要问题。
然而，正是赋予当前社会体制的价值，解释了他们对于历史演进形式和历史知识必须采用的形式的不同概念。曼海姆认为，历史“进步”问题，不同的意识形态有不同的解释。对于某种意识形态是“进步”的东西，在另一种意识形态那里却是“堕落”的，这是因为“现时代”在人们心目中处于不同的状态，它可以是发展的顶峰，也可以是低谷，这依赖于它在一种特定意识形态中的异化程度。与此同时，各种意识形态也尊重形式上的不同范式，这些形式是试图解释“历史所发生的事情”的论证必须采用的。这些各不相同的解释范式或多或少反映了不同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倾向。
举例来说，激进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地”和“科学地”研究历史具有可能性，但他们对于一种理性的和科学的历史学应该包含些什么存在着不一致的观念。前者寻求历史结构与历史过程的规律，后者则寻求发展的一般趋势或主流。与他们一样，保守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与19世纪某种普遍的信念一致，相信历史的“意义”能够在一种概念框架中被揭示或表现出来，这种框架在认知上是负责的，也不是简单的专制主义。但是，他们的特殊历史知识概念要求对“直觉”抱有信心，在此“直觉”的基础之上，一种假定的历史“科学”才能建立起来。无政府主义者在其历史记述中，倾向于运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移情技巧，而保守主义者则倾向于将他在历史领域内对客体的诸种直觉，整合成一种关于总体历史过程并能得到充分理解的有机论记述。
在我看来，不同意识形态在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知识概念之间做出决断时，所依赖的基础不会在意识形态以外。因此，既然这些概念源于伦理方面的考虑，那么，用来判断认知是否充分的那种特定认识论立场的假设，本身代表的只是另一种伦理选择。我不会宣称为一种既有意识形态所支持的历史知识概念比其他的历史知识概念更“现实”，因为恰恰是在什么构成“现实”之适当标准的问题上他们存在分歧。在没有判断出确定的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理应如何之前，我同样不会认为一种历史知识概念要比另一种更“科学”。
无疑，机械论代表了19世纪普遍认同的科学概念。但社会理论家在机械主义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上意见不一。形式论、有机论和情境论的解释模式在整个19世纪的人文科学中依然兴盛，其原因在于，它们在机械论是不是适合充当一种策略的问题上意见存在根本分歧。
于是，我无需理会19世纪产生的不同历史概念是以“现实性”为依据，还是以“科学性”为依据。出于相同的原因，我的目的不是去分析它们是否充当了哪种既定意识形态立场的表征，我感兴趣的是阐明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是怎样进入史学家的努力之中，它为的是在叙述中解释历史领域，并构建其过程的言辞模型。但是，我会尽力说明，即便有的著作是一些兴趣明显与政治无关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所写，如布克哈特和尼采的作品，它们也仍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蕴涵。我相信，这些著作至少与写作它们的时代中这种或那种意识形态立场一致。
我认为，历史作品的伦理环节反映在意识形态蕴涵的模式中。这种模式能将一种审美感知（情节化）与一种认知行为（论证）结合起来，以至于从可能看似纯粹描述性或分析性的陈述中，衍生出说明性陈述。史学家通过确认支配着一组事件的规律“说明”历史领域内发生了什么，这些事件作为一种基本上是悲剧含义的戏剧被情节化了。或者，反之亦然，在他找到支配着情节关联次序的“规律”时，他也可以发现自己加以情节化的故事的悲剧含义。不论哪一种情形，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特定历史论证的道德蕴涵，它出自史学家假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思索的那组事件内，一方面连接了叙事概念化的情节结构，另一方面连接了为使那组事件成为确定的“科学性”（或“实在性”）解释而提供的论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