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美国》三部曲由三个部分构成——《北纬四十二度》、《一九一九年》、《赚大钱》——它们各自都十分精彩，而整个系列则更加引人瞩目，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它成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一部美国小说，总体而言，它比我们读过的任何一本书都更为成功。全书没有任何的奇谈怪论；内容正统，令人惊叹；我的这种说法可能会产生一个悖论，那就是它的引人之处恰恰就在于该书陈腐的题材：书中收录了对现代美国生活的种种判断，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多年以来都是靠这些判断来生活的。
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拔高这本书的价值。今天，我们往往会高估文学的重要性，以一种高不可攀的标准来评价作家的作用，认为作家能收纳和解决所有的矛盾，并对作家提出如此的要求。但我们忘记了一点，即从作家的人性角度出发，他很有可能在认识某种孤立真理的时候取得深邃的洞察力，可是在面对其他真理的时候，却相对显得有些盲目，所谓顾此而失彼。我们总期待着出现一个完人，他能告诉我们所有的答案，并产生所谓的“合题”。可是好景不长，这位我们曾欢呼赞颂过的作家——尽管他曾令我们受益匪浅——却依然无法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于是我们满心失望地抛弃了他：他的功劳被一笔勾销。人们曾高度赞扬过多斯·帕索斯，而现在随着《美国》的完稿，我们却有了一件重要的工作要完成，那就是勘定这本书的功能边界，了解它的“有所不为”，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有所为”。
有一点是《美国》三部曲所没有做到的，那就是创新能力；它确认别人的观点，但并不促进观点的发现；它给出总结，但并不给出建议。书中没有个性特点或情感色彩，无法像常人那样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没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发挥这些情感。我认为，没有一位作家会拜多斯·帕索斯为师，而且无论读者多么崇拜他，他们也不会像亲近司汤达、亨利·詹姆斯，甚至E.M.福斯特那样接近他。在情感方面，多斯·帕索斯的初衷远远超越了该书所产生的结果；他的书所描述的内容超出了事实的真相。但该书的描述既准确，又精微，而且充满了叙事的技巧，其中的内容具有极其伟大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企及他一半的成功。
同时，《美国》三部曲也不像其崇拜者所言的那样包罗万象。的确，多斯·帕索斯不仅再现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场景，而且，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体现了左派知识分子的文化传统。不过，他并没有涵盖——而且他在本书中也不曾假装涵盖——上述两种事物的所有方面。尽管他用了《美国》这样一个书名，但他对自己所认识的美国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而且，正如我试图指出的那样，他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根源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纠正。
如果要进行简要而粗略的总结，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文化传统包含下列信念：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或行动原则，它们更多地属于情感方面的倾向性：生活的集体方面可以和个体方面截然分开；从根本而言，这些集体方面是重要的、好的方面；个体方面具有——或应该具有——极小的价值，而且它们包含一种破坏性的原则；个体的命运是由社会力量所决定的；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是邪恶的；在主导性的社会力量和其他那些更好的、处于上升阶段的社会力量之间存在着冲突；可以肯定的是，或者很有可能发生的是，那些处于上升阶段的力量将打败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力量。《美国》遵循了上述信念中的部分内容，但不是全部。这个三部曲中并没有主人公，而且许多人物都得到了相同的着力刻画，这些现象通常被用来证明多斯·帕索斯对上述传统的认同，即集体的思想是重要的。这本书的历史架构表明了作者对社会决定论的信奉。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看出多斯·帕索斯对我们时代的主导力量所持的态度：憎恨。
然而，多斯·帕索斯从三个重要的方面修正了这种传统。尽管他的三部曲含有集体主义的成分，但他对个体也表达了一种特殊的关注。同时，他也没有描写邪恶的主导力量和善良的上升力量之间的激烈矛盾；具体而言，他并没有描写阶级斗争，也不关注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最后，他根本不相信善良最终能获得胜利；他对任何一种势力或党派都没有信心——确切地说，他在左派小说家中显得形单影只（我能想到的另一位同类作家只有意大利作家西洛内），他说左派的信条和理想主义同现有秩序的贪婪和犬儒主义一样，也会导致腐败；他拒绝高喊“前进！路就在前方”这样的口号，而且，简而言之，他的小说发出了绝望的呼声——正是多斯·帕索斯书中的绝望因素才使他那两位最有能力的批评者，马尔科姆·考利和T.K.惠普尔，真正对他产生了崇拜之情。考利先生说：“它们（构成《美国》三部曲的小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异常丰富的当代生活画卷，但它们至少忽视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奋力向前的意志，奋斗过程中的同志精神，不断上升的新人和新力量的觉醒意识。”惠普尔先生则说：“多斯·帕索斯将原本应该描写完整斗争的叙事作品写成了描写分裂的史诗。”
这些批评家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多斯·帕索斯没有真正地对政治形势加以观察。无论他有没有进行观察，无论他的绝望态度能否得到客观的辩解，就算他具备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意愿，这些方面也不可能被他诉诸笔端。我们希望他的观察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一定有这种想法。但他的反对意见中同样也存在一种隐含的意义，而就算作者本人并不是有意这么写，许多读者也能自行作出推断，而且就算他们没有受到惠普尔先生和考利先生的启发，他们也能从书中得出推论：《美国》三部曲所阐发的情感是消极的，甚至达到了产生政治危害性的程度。
然而，若想在《美国》三部曲的绝望态度中找出一种政治否定论的特征，这就意味着认同那种关于人类情感和文学体验的幼稚观念。这么做还意味着肯定这样一种观点，即一部文学作品中的绝望情绪也必然会导致读者产生绝望情绪。事实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据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古老观点，作品可以使得业已存在的绝望情绪得以净化。然而，更重要的是：“绝望”这个词（或者是其他任何具有此类广泛意义的字眼或词语）本身的意义永远都不可能代表艺术家所表达的真实情感。绝望的种类有很多，而真正重要的一点则是要发现该词所指示的普遍情感是在何种环境下发生的。带有机趣的绝望迥异于那种愚蠢的绝望；抛弃幻想后产生的绝望同样也迥异于那种可以产生新的、温和的犬儒主义的绝望。例如，《伤心之家》中的“伤心”就是生发新勇气的起点，我认为，在表现绝望情绪这方面，当今文人最有用的政治功能莫过于使盲目的希望所暴露出来的细嫩组织变得麻木。
除了绝望以外，令多斯·帕索斯的狂热崇拜者感到不安的，还有他似乎对阶级斗争表现出一种漠然的态度。惠普尔先生正确地指出，《美国》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都是“一些来自中等阶层的人士，地位有些模糊不清”。因此，这里没有银行家，也没有实业家（除了偶然出现的场合），只有他们的仆人J.沃德·莫尔豪斯；书中也没有提及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同样，除了偶然的场合），没有农民，只有流动的季节工、有个性的机械工、女演员、室内装修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