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我们利用星期天到工厂附近的稻田里、池塘中或小水凹里抓泥鳅、黄鳝或小鱼小虾。再后来，到附近的山坡上采摘竹笋和野菜来充饥。不多久这些可吃的东西都弄光了。农民也开始起来保卫自己的肚皮，出现了个别职工被农民打得头破血流的情况。从此再没有人敢出去找吃的了。
在这一两粮、一粒米都十分珍贵的形势下，我却被扒手窃去二十多斤粮票和四十多元钱。一九六0年十月，厂“双革办”李技术员和我去长沙参观学习冷挤压技术。那时粮票很吃香，有了它可以到饭店就餐，吃鱼吃肉或买糕点，但粮票只有在出差时才有资格兑换（地方的粮票换省级的，省级的换全国的），所以往往借出差之机多换一些。车间里这个要请我换几斤，那个换几斤，只出两天差就换了二十六斤。由于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给他们，全部放在身上就去了。当晚，我和小李住在长沙一家旅店里，为了安全，我把钱和粮票塞进枕头套里。第二天清晨，我俩洗漱完毕去吃早餐，出门没走多远看到一家餐馆卖糖包子，我马上去排队，并叫小李去占个座位。
等排队到我时，我掏出钱包，买了早餐票，把钱包放回口袋那一刹那，钱包被扒走了。我回头一看，原来在我后面拥挤的人群也突然消失了，我和小李马上追出餐馆：一个可疑的人影也没有。我俩到附近的派出所去报案，值班的民警爱理不理的。我认为好大的事，在他们眼里只是鸡毛蒜皮。可能是司空见惯而麻木不仁了。民警慢吞吞地拿出登记本来，登记了单位、姓名、被盗地点、物品名称、数量等。如果将来破案了，通知认领。走的时候还批评我麻痹大意，警惕性不高，要我今后多加小公，免得惹麻烦。在长沙匆匆办完公事后我就返厂了。由于是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差，我在小李那里借了几元钱，除买回程车票外，还买了儿个香瓜和糕点，回到工厂里，和同事们一边吃，一边说说笑笑。我把在长沙遭到扒窃的事讲给大家听。
李工程师说：“看你这副样子，像是遭到扒窃的人吗？”
“我应该是什么样子啊？去伤心，去流泪吗？”
那些叫我帮忙换粮票的人顿时紧张了，询问中还夹杂着疑惑的口气。我感到受到了侮辱，马上表态：“你们放心好了，我姓王的就是饿肚皮，掉几斤肉也会把粮票还给你们！”有些好心人只要求还一半。
我立即说：“不行，我会一两不少地还给你们，不过只能分批分期地还，不能一下子全部还。”
我当场写了欠条，并注明了还给日期。我计划每月挤出四斤饭票，在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全部还清。说话容易做起来就困难了。我当时的粮食定量是每月三十斤，本来就不够吃，再抠出四斤米，就更是饥饿难忍了。但是为了这口气，为了这张脸，再艰难也要熬过去。我终于按预订计划还清了这些粮票。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一位几个月不见的熟人，有一天在路上遇见我：
“你是小王吗？怎么一下子瘦得这样了？”
我苦笑着回答：“我本来就瘦啊！这年头还有发胖的吗？”
是的，这几个月为了还清这些饭票，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啊！虽然瘦了几斤，但心里却很舒坦。
“新三反”运动后不久，厂里调整组织机构，将工具科与工具车间分开。车间只负责生产专用的工模夹具。工具科作为管理机构，除负责下达自制工具的生产计划外，还负责全厂外购工具的计划和采购。听说，以前本来就是这样，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合并了。现在只是恢复以前的体制。
我被安排到工具科。科长姓邹，东北长春人，三十多岁，十几岁当电车售票员时就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也是随大军南下接收兵工厂的元老之一。在一九五六年前是厂团委书记，一九五七年在整风时，说了几句俏皮话：“党有权，工会有钱，无职无权青年团，离婚吵架找妇联。”这几句顺口溜不知是他自己编的，还是哪里捡来的。他的这些话成了反党的“右派”言论。若不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是他的老上级，肯定会被打成“右派”，结果只作了“有右倾思想”的结论，撤职下放，现在刚从劳动岗位上抽上来。接触一段时间后，全科的人对邹科长颇有好感。他豁达乐观，平易近人，对部属很关心。他看到大家生活困难，就安排采购员到外办事时，在洞庭湖边买鱼和蛋回来按原价卖给科里的同事们。这样的好事未做几次，上级就发现了，他又挨了批评，但对此他满不在乎。
一九六一春节前，厂里想了很多办法筹集过年物资。利用各种关系，批条子、走后门，又从工厂拿一些紧缺物资去交换调剂，总算搞到一些年货。我过了这辈子最“丰盛”的春节。分到个人的有十几种：糯米半斤、面粉一斤、黄豆半斤、白糖二两、橘子二个、黄花二两、猪肉半斤、粉条二两、白酒二两、香烟二包、火柴一盒……
这些东西加起来才四元多钱，名目＿上的繁多，实质上的贫乏，令人感到心酸。
“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生活优先，民以食为天”……这些口号说明各级政府对人民生活和生命的高度重视。我们工厂将食堂化大为小，各个单位都在办食堂。想了很多怪招使大家尽量吃饱。如制造人造肉、小球藻、稻草发糕、糠发糕、双蒸饭，但大都是些欺骗肚皮的办法。食品的体积大了，营养却更差了。肚皮越撑越大，越吃越难填饱。还有的吃进去了拉不出来。有一天邹科长去厕所，半个钟头还不见出来，我以为出什么事了，跑进去一看，他蹲在那里，额头汗珠直往下淌，脸涨得通红，他正在用竹片从肛门抠大便，把肛门都抠出血了，抠出来的全是糠渣子。我急忙跑回办公室拿些纸去，先给他将血止住，再扶他到医院去。他在医院躺了好几天，肛门的伤口才愈合。
为了填肚皮，大量地吃青菜、牛皮菜，几乎所有的人都得了水肿病，脸是浮肿的，下肢也是浮肿的：小腿用手指一按就凹下去一个坑。走路没力气，爬楼梯要扶着扶手慢慢爬。尿特别多，特别急。感觉尿胀了就得马上跑厕所，一边跑一边做准备，稍微慢一点就会拉在裤裆里。有一天晚上，我尿床了，垫单、褥子湿了一大片，我都是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了，该是血气方刚的时候，却出现这样的事，多丢人啊！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照例加班夜餐是一个二两的馒头、五分钱的汤。所谓“汤”，一般都是晚餐的剩菜加点水。那天剩下很多海粉没卖出去，大师傅看我狼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又给加了两大勺，肚子胀得鼓鼓的，好长时间没吃这么饱了，吃得真过瘾。海粉是海草、海带蒂等加工制作的，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可能是减肥的健康美食，俗话说是刮油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吃，更不能多吃。但控制不住还是吃了那么多，到夜里两三点钟，肚子肠子咕咕叫，翻江倒海，腹部一阵阵疼痛。胃水往上翻，吐又吐不出来。我将头部靠在床沿边，任清口水往外流。折腾了两三个钟头才平静下来。这次饱餐得不偿失，把肠里、胃里的油水刮得干干净净。像 大病一场，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来。
我们科有个姓易的小伙子，湖南辰溪人，是从技工学校分配来的。长得眉清目秀，挺有点灵气。他的定量是三十二斤，经常不到半个月就吃光了，后半个月只能搞邪门歪道。组织上决定要我给他保管饭票，每天按定量给他，他挺不住饥饿，跑到工厂附近的麦地里，将正在灌浆的麦粒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后来把胃吃坏了，吃什么，吐什么，脸黄得像涂了一层蜡，人瘦得皮包骨。一九六二年初他被下放了，拖着奄奄一息的身体回老家了。不知是死是活。我一直惦记着他，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对于他，似乎总有一种负罪感。
人们在饥饿线上挣扎着，在诅咒，在反思。同事们坐在一起就是谈“吃”，回忆一九五八年前应有尽有的生活。鸡、鸭、鱼、肉、鹅，红烧、清炖、粉蒸、爆炒、黄炯……。
一个个说得津津有味，垂涎欲滴。当时称之“精神会餐”。大家都在叹息，往事只能回味，这样的日子可能是一去不复 返了。
饥饿像瘟疫，饥饿像魔鬼，它疯狂地肆虐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学校，它钻进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长时期的营养不良而带来的疾病越来越多了。水肿病、肝炎、结核病、妇科病。男人、
女人都没有性功能。那几年，除了高级干部和食品、食堂、粮食行业的工作人员外，几乎都不能生孩子。城市和工厂还好点，饿死人的情况较少，农村的情况要严重得多。一九六一年六月，我出差到重庆，顺便回老家看看。从重庆到家乡的公路两边增添了许多新的坟墓。我们院子里十几户人家没有一个新生儿，五十岁以上的都死光了。活着的都像从地狱爬出来的一样。个个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大家见了面既高兴又悲伤。“德能，你可回来了，想不到我们还能见上一面，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爬过这个坎。”个个眼泪纵横。他们哭诉着：这几年本来是风调雨顺，但公社干部瞎指挥，强制推行什么新技术，不执行的就弄去斗争、毒打。上面一阵风吹下来，所有的东西都捆成集体的了，就是人心捆不到一起。集体的种什么没什么，养什么死什么，什么都是集体的，集体什么都没有。不准私人养猪、养鸡，不准种自留地，眼睁睁地看着挨饿，吃草根、树叶、树皮，吃野菜，甚至吃观音土。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他们似乎在问我—我这个小知识分子能回答得了这个大问题吗？
天快黑的时候，屋后半山坡上传来悲戚的歌声：“你我庄稼佬哟，从小苦到老哟。衣也穿不暖啰，哎哟，饭也吃不饱哟！”多么熟悉的歌声，永远难忘的歌声。十多年前我们唱着这首歌打倒了地主富农，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改后的那几年，农民过了几天像样的日子。可是这些年来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啊？现在不是吃饱穿暖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这歌声此时听来如泣如诉，如悲鸣，如呐喊，多么震撼心灵，多么撕人肺腑啊！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家乡的惨状目不忍睹。我对他们又帮不了什么忙。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没住几天就走了。临走时，父亲一再告诉我：“回到单位不要直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天垮下来有长子顶着，你算老几！不要管那些闲事。”为了使他放心，对于他的告诫，我表面上直点头，而我的胸中却燃起满腔的怒火。一九五八年，我们高举着“总路线”的大旗，高喊着“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在人民公社的天桥上狂热地奔向共产主义的天堂。我们在天堂的大门口欢呼，雀跃。可是天堂的大门突然上了锁。从一九五九年物资紧缺到后来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饥饿，生灵涂炭。而我们却像一群小孩、一群愚民那样被人欺骗着、愚弄着。当官的告诉我们：“全国的形势是大好的，困难是暂时的、局部的。”后来又告诉我们：“目前的困难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是谁在讲假话？这不仅仅是个责任问题，如果真的源头未找到，那些反人性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