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工厂后，我突然间变得沉默寡言。家乡的惨状总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如泣如诉的《庄稼佬》总是在耳边回响。有一天，办公室的人都下班了，邹科长走到我旁边来问我：“小王，你以前总是爱说爱笑的，为啥从老家回来后闷闷不乐呢？”通过这一年来的接触，我与邹关系已经很好了，我很信任他，就把这次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与他说了。我还说：“如果不采取措施，不改变政策，还会饿死更多的人。”他告诉我：他老婆是湖南人，老家也在农村，他岳父在前不久得水肿病死了。他是中层干部，可以看一些内部文件，知道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四川饿死了很多人，还有山东、安徽、河南也饿死了不少人。”他再看周围没有人，神秘地压低声音对我说，“我有个老上级是高级干部，据他说，中央可能马上就有重大的决策下来。”临了，他警示我，“不要告诉别人，家乡饿死人的情况也不要跟其他人说，这年头做人要小心点，我就是吃了心直口快的亏。唉！我从小就参加革命，没想到革命革成这个样子！”
邹科长的话果然应验了。一九六一年十月以党支部为单位传达了《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这个文件纠正了“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从政策上确定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允许农民养鸡、养鸭、养鱼。还按一定的比例分自留地给农民。大家听了传达后，都奔走相告：“这下子农民有救了，中国有救了。”后来又号召大家学习“南泥湾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倡城镇居民、工厂工人大种大养，充分利用厂房及道路边的空闲土地种菜种粮。有的人家还养兔和鸡。还有些人跑到附近的山头上去开荒种地，起早贪黑地忙碌着，粪和尿成了不流外人田的抢手货。虽然脏点、乱点，可大家都没意见。大生产运动成了最自觉、最自愿的全民运动。
“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呈现出一种神奇的力量，不到三个月，自由市场上就有农产品、副食品卖了。鱼每斤八元、猪肉每斤二十元，大米每斤七元，红薯每斤一元，这些东西的价格比定量供应的高十至六十倍，比起我每月四十元的工资来简直是天价。但毕竟有卖的了，这使大家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曙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市的东西越来越多，物价天天往下跌。到一九六
二年底，主要食品和副食品价格降到只有平价的五至十倍了。当时把国家定量配给的叫平价物资，到自由市场买卖的叫议价物资。从一九六一年到其后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的经济领域中一直存在这种双轨制的价格。
继《农业六十条》后，在一九六一年底又颁布了《工业七十条》（即《国营工业企业条例》）。对工业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以“关、停、并、转”的措施整顿了工业和交通运输行业。又针对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商业流通等领域制定了相应的条例。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清算了这几年的错误，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把国民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挽救了回来。全国人民从长时期的饥荒中挣扎了过来，国家恢复了元气，人也恢复了元气，大地回春，万物复苏。
一九六一年底，我厂在整顿中进行了大调整，民品和新产品生产车间留在湘潭，老产品生产车间又搬回到原来的山沟里。人员和设备均是按所生产的产品划分的。这应该是公平、公正的，尽管这样，也有一些不服从组织决定的人。我二话没说，随着自己的工作去到了湘西的一个山沟里。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早期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从初中享受助学金到中专免费读书、从一个贫苦放牛娃到一个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自己的每一步成长都接受到党和人民的阳光雨露。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理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跑步进人共产主义，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我用自己的诗歌来狂热地鼓吹和赞美。后来“大跃进”变成了大冒进，变成了大跃退。全国人民遭受了大饥荒，在那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里，我固守着自己的道德操守，“不饮盗泉之水，不吃嗟来之食”，是一个清清白白、老老实实的良民百姓，是一个经得住考验的革命战士。我们的人民是宽容大度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大家都认识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错误和挫折是难免的。我们仍然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信心，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正因为如此，我工作努力，学习勤奋，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月月挂红旗，年年评为“五好职工”、“优秀团干部”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政治上我积极要求进步，从一九六二年起我一直是党支部的发展对象。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兼任共青团支部的副书记。这个支部是由技术一科、生产科、机动科、工具科及总工办组成的，也可以说是厂里的司令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群众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素质和水平的。我尽力当好党的助、手，帮助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写发言稿，组织团员、青年接受忆苦思甜的教育，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与广大职工一道共渡难关。
一九六三年，中国的国民经济已初步恢复，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基本好转，人的气色、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了。生儿育女的有了，谈婚论嫁的也有了。我的同事和朋友中，有的出双入对，谈情说爱，有的已喜结良缘。这时，我已二十四岁，还是光棍一个。一九六三年春节期间我认识了小张，她是厂射击试验场工人。胖乎乎的圆脸上总是挂着微笑，给人
的初步感觉是泼辣和爽朗。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才知道她的经历和成长很有点传奇色彩。她是湖南涟源人，一九五七年初中毕业后未上高中，在家务农。在一次民兵训练中，她的射击成绩出奇的好，被推选到县里比赛，比赛成绩也名列前茅。后被选送到省里参加比赛，成绩也非常优秀，被评为省里的“五好民兵”。一九五九年是新中国十年大庆。她作为湖南省观礼团成员之一，进京参加了庆祝活动，受到毛主席、朱老总的亲自接见。作为“五好民兵”，还奖给一支半自动步枪。她在自己的家乡成了名人和英雄。从北京回来后，奖品半自动步枪存放在县武装部，她被安排到湖南体育学院继续深造。一九六一年在经济困难时期，体育学院精简人员，她被下放到我们厂当工人。当她谈到这段来得突然、去得匆匆的光荣历史时，自豪感和失落感并存于她的神情中。我也将自己如何从贫困中挣扎、拼搏，终于走到今天的艰辛历程简单地告诉了她。我们彼此把自己贫穷的家境看做是一种资本和财富。由于都有不寻常的成长历程，彼此产生了好感和敬意。我们相爱了。我们互相鼓励对方，工作上努力进取，政治上争取进步。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到附近的小镇上赶集购物，共同享受到了初恋的幸福。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庭出身是很重要的。我庆幸自己出生在贫农家庭里，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土地和其他一些东西。是中国革命的受益者，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对象。一九五六年初中毕业和一九五九年中专毕业，两次报考飞行员都通过了政治审查。在参加工作后，个人表现一直优秀，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有任何污点和劣迹。我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我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是革命的依靠对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理所当然地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势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一九六三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新指示已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六三年厂政治部成立了“政审办公室”，对全厂职工进行政审，对解放初留用的伪兵工厂的工程师、职员进行了大清洗，把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职工成批成批地调出去。有的调到农场，有的调到煤矿，还有的调到地方民用工J一去了。大家都是旧社会过来的，谁能保证三亲六故、亲戚朋友没有一点问题？这场大清洗搞得全厂人心惶惶。
紧接着，在一九六四年搞“四清”。工作队是外面派来的。每个单位自己又有四清工作组。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成立骨干培训班。参加这个培训班的都是党团骨干，我这个团支部副书记竟然靠边冷落。到团支部改选时，我也黯然下台了。我这才发觉确实有些蹊跷，但又不敢去问谁，只好装聋作哑，故作镇静。最好的结果是在镇静中经受组织的考验，最差的结果是在镇静中等待厄运的到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厂里为了推行一项重大的工艺改革，我随同有关部门共十多人到全国同行业工厂参观学习。先后到了沈阳、哈尔滨和重庆等地，历时一个多月。回到厂以后，迎面一个晴天霹雳—小张提出与我分手。我问她为什么，她什么也不说。我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心中十分苦闷。以前听小张自己说，在我之前她有一个男友在广州当兵，她外婆十分喜欢那个人，反对她与我结合，理由很简单—我是外省人。小张提出分手是否与这有关呢？正好这时我有个好朋友大李出差去北京办事。我托他路过长沙时到小张外婆家去一趟，弄清小张与我分手的原因，并做一些说服工作。我满以为大李会帮我的，因为他与小贾的结合，从谈恋爱到结婚，我曾多次帮过他。早在湘潭工作的时候，我与大李、小贾三个人都是好朋友。大李是技术科技术员，小贾是理化室工人。我们虽不是同事，但同属一个团支部。
我们三个又都是团支部委员，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玩，一起看电影。后来，他们俩相爱了，我为此感到高兴。一九六一年底工厂大调整，大李分到湘西，小贾留在湘潭。他俩关系的第一次危机发生在一九六二年中。大李告诉我小贾与他的关系起初是疏远、冷淡，现在提出来要分手，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很苦闷，要我帮帮他。正好这时我出差到长沙办事，我将公事办完后专程到湘潭去当说客。因为是老朋友，小贾对我很坦率，她告诉我，主要原因是她听别人传说大李的母亲有一种什么病可能会遗传，因此她害怕影响自己和大李下一代的健康。我当即向她表示：如果情况属实，你的决定是对的；而如果是有人造谣、诽谤，破坏你俩的关系，使你误会而中断这美好的姻缘，那就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