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向不是我写作的季节，何况，今年我的情绪特别低落。某种倦怠感从冬季就尾随着我，把我紧紧缠绕，细细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无助的慵懒里，什么事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尤其对于写作。
写作是那么孤独，又那么需要耐心和热情的工作。这些年来，我常觉得写作快要变成我的“负担”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怕失去了热情，我更怕——亘古以来，人们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于是，我也避免不了重复又重复——写人生的爱、恨、生、死，与无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毛曾对我说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能摆脱写作，我想我们就真正解脱了！”
或者，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了解这句话。才能了解写作本身带来的痛楚，你必须跟着剧中人的感情深入又深入地陷进去，你必须共担他们的苦与乐，你必须在写作当时，做最完整的奉献，那段时间中，作者本身，完全没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长夜里，思索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经奉献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该欢笑的岁月，包括那些阳光闪耀在窗外，细雨轻敲着窗梗，或月光洒遍了大地的时候。我在最近一本小说《昨夜之灯》中写了一段：
全世界有多少灯？百盏，千盏，万盏，万万盏……你相信吗？每盏灯下有它自己的故事？
是的，每盏灯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盏灯光下，有“我”这么“一个人”，“孤独”地把这些故事，不厌其烦地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
于是，我会问：“为什么？”于是，我会说：“我累了。”我从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有“使命感”。当初，吸引我去写作的是一股无法抗拒的狂热，其强烈的程度简直难以描述。而今，岁月悠悠，狂热渐消。于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这份倦怠感中浮沉着，几乎是忧郁而彷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布，我要放弃写作了。又隐隐感到莫名的伤痛，好像“写作”和我的“自我”已经混为一体，真要分开，是太难太难太难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热的岁月里，我就把“自我”奉献给了“写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蓦然回首，才发现茫茫世界，竟然无处有“我”。
这种情绪很难说清楚，也很难表达清楚，总之，今年的我颇为消沉，颇为寥落，而且，自己对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无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帮助我。
七月，天气很热。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层”。“沉在河流的底层”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才十几岁，懵懂中只觉得它好美好有味道，却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后，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个句子，说来惭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现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惭愧！我还是不太懂。我给了它一个解释，河流是流动的，“沉在河流的底层”，表示“动的是水，静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过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这解释对不对，我的心情确实如此。
就在今年这样一个七月的日子里，有封来自屏东万峦乡的短短小笺，不被重视地落到我眼前，上面简单地写着：
琼瑶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认识我，希望以后你能认识我，很奇怪，是吗？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一直想写但写不出来，一个我的故事，我和“鸵鸵”的故事。“鸵鸵”是她的乳名，一个发音而已，湖北话。她今年二十四岁，我二十六岁。
她和我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点十分在同学的舞会中认识，这其中发生了许多许多感人的事。
她那儿有我完整的资料：信、素描、字画、各类的东西。
我这儿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记，信有五百封左右。
一切资料均有，但我写不出任何一个字。请帮我一个忙好吗？帮我写出这个故事。
此祈
愉快
韩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珮，我叫她“鸵鸵”。辅大。我本名就叫韩青，文大。
请联络：我家电话（〇八七）八八八×××。
这封信没有带给我任何震荡，因为信里实在没写出什么来。而这类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搁置在一旁，几乎忘记了它。
几天后，我收拾我那凌乱的书桌，又看到了这封信，再读一遍，我顺手把它夹在《问斜阳》的剧本里。
再过几天，我看剧本，它从剧本中落了出来。
怎么？“它”似乎不肯让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读信。读完了，看看手表，已经是半夜了。屏东万峦乡，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韩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该听听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层”，不想写任何东西，听一听总没有害处。而且，某种直觉告诉我，写信的人在等回音，写信的人急于倾吐，写信的人正痛苦着——他需要一个听众。
于是，我拨了那个电话号码，感谢电信局让台湾各地的电话可以直接拨号，而且没有在每三分钟就插嘟嘟声，来打断通话者的情绪。我接通了韩青，谈了将近一小时。然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他：
“把你的日记、信件、资料统统寄给我，可是，我并不保证你，我会写这个故事，假若你认为我看了就一定该写，那么，就不要寄来！”
“我完全了解，”他说，很坚定，“我会把资料和一切寄给你。”
三天后，当邮局送来好几大纸盒的信件和日记时，我简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还有多少待办要办和办不完的事，我如何来看这么多东西？但，在我收到这些东西时，我忽然想起了乔书培（另一个寄资料给我的人，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成了《彩霞满天》）。于是，我安安静静地坐了下来，安安静静地打开纸盒，安安静静地拿起第一本日记……
有张照片从日记本里落出来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照片里是个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个长发中分的大女孩子，男的浓眉大眼，是个挺漂亮的男生，女的明眸皓齿，笑得露出两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纯纯的样儿。我放下照片，打开日记，扉页上写着：
我堕落于五百里深渊，
而鸵鸵，你使我雀跃。
我开始看日记，开始看信件，由于信件太多，我只能抽阅。韩青必然是个很细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编号，鸵鸵必然是个很细心的女孩，每封信里都有确切的写信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奇怪吧，韩青寄来的资料里竟有双方的信。）
几天之后，我仍然没有看完这些资料，但，凭我的判断，这故事并不见得惊天动地，或曲折离奇。可是，它让我感动了，深深地感动了。不只感动，而且震动。感动在那点点滴滴的真实里，感动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动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局”中。等不及看完这些信，我再打电话给韩青：
“你可不可能到一趟台北？当面把你们的故事说给我听？”我问，不忘记再补一句，“可是，我不一定会写。”
“可能，太可能了！”他急切地说，几乎立刻就作了决定，“八月一日是星期天，我不上班，我可以乘飞机来台北，不过，你要给我比较长的时间。”
“好，整个下午！”我说，“你下午两点钟来，我给你整个下午的时间。”
约好了时间，我在八月一日未来临前，再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资料。心里已模糊勾出了他们这故事的轮廓。到七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刚吃完晚餐，却突然意外地接到韩青的电话，他劈头就是一句：
“我能不能跟你改一个谈话时间？”
“噢！”我有些犹豫，“我想想看，下星期……”
“不不！”他急促地打断我，“现在，如何？”
“现在？”我吓了一跳，“你已经来台北了吗？”
“是，刚刚到。”
“哦。”我再度被他的迫切感动了，虽然，那天晚上我原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的。“好，你来吧！”
七月三十一日晚间八时半，韩青来了。
在可园，我的小书房里面，我们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韩青，中等身材，不高不矮，背脊挺直，眉目清秀，有股与生俱来的自信和自负相。穿着白衬衫，蓝色长裤，打着领带，服装整齐。头发蓬蓬松松的，眼睛大大亮亮的，眉毛浓浓密密的，嘴唇厚厚嘟嘟的。他坐在那儿，有些紧张，不，是相当紧张。一时间，他似乎手脚都没地方放，他解开袖口，虽然房里开着冷气，他却一个劲儿地挽袖子，掏手帕，弄领带……
我把烟灰缸推给他。
“从你的日记里，我知道你抽烟，”我说，鼓励地笑，想缓和他的紧张，“可是，我忘了给你准备香烟。”
“我有！”
他拿出一包长寿，又找打火机。
点燃了一支烟，烟雾袅袅上升，慢慢扩散，他靠进椅子里。我抽出一叠稿纸，在上面写下：
一九八二、七、三十一，韩青的故事摘要。
然后，故事开始了，时间要倒回到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