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
【题解】
这一章可以看作“贞观盛世”大背景下的一幅“群贤缩略图”，作者细致入微地为贞观年间先后辅佐太宗皇帝的八位贤臣“立身画像”，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讨论。人才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满朝贤良，则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奸人当道，则朝政败坏，祸国殃民。贞观时期的八位贤臣，是太宗治理天下的得力助手，君明臣贤，君臣同心，天下太平。
【原文】
房玄龄[1]，齐州临淄[2]人也。初仕隋，为隰城[3]尉。坐事[4]，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5]。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6]，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7]，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8]。玄龄在秦府[9]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10]之高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閤谋议。及事平，太宗入春宫，擢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11]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12]，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注释】
[1]房玄龄（579-648）：字乔（一说名乔，字玄龄）。与杜如晦，魏徵等同为唐太宗的重要助手。[2]齐州临淄：即今山东淄博市。[3]隰城：在今山西省西部，吕梁山南段，黄河支流昕水上游。[4]坐事：因犯律令而获罪。[5]记室参军：官名。唐制，掌军府表启书疏之职。[6]潜相申结：暗中交结。[7]记室：古代官名。《后汉书·百官志一》：“记室令史，主上表章，报书记。”按东汉官制，太尉署官有记室令史，太守、都尉署官有记室史。后世诸王、三公及大将军幕府也设置记室参军。[8]考功郎中：唐制，掌管百官功过善恶的官职。[9]秦府：即秦王府。太宗即位前封为秦王。[10]谮：本文指进谗言，说人的坏话。[11]端揆：（kuí）指宰相。因宰相居百官之首，故称端揆。[12]匡弼：辅佐的意思。
【译文】
房玄龄，山东临淄人。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革去官职，派遣到上郡为官。一次，唐太宗到陕西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忙着各处收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嫉恨，就在唐高祖面前恶语中伤，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衣服，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内宫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宫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胸襟宽阔，看见别人比自己出色，也从不嫉妒。他富有才识，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著述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许，就不要解甲归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不禁感慨万千，写下《威风赋》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
【原文】
杜如晦[1]，京兆万年[2]人也。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3]，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4]。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5]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6]，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7]，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8]，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9]，兼知[10]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注释】
[1]杜如晦（585-630）：字克明，隋末曾任滏阳尉。唐兵入关中，助李世民筹谋，后在唐为官。[2]万年：古县名，位置在今陕西潼北。[3]兵曹参军：官名。掌王府武官簿书、考课、仪卫等事情。[4]长史：官名。唐制，边要之地，置总管以统领军事，长史是总管的副职。[5]记室：官名。主上表章、报书记等事。旧时也用作秘书的代称。[6]守藩端拱：藩：封建王朝分封的地盘。端拱：端坐拱手。守藩端拱意即坐守现有的地盘，不想有大的作为。[7]从事中郎：武德四年，唐高祖以秦王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于是加号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开府置官属，从事中郎为属职。[8]兵部尚书：官名。唐代确定六部之名为吏、户、礼、兵、刑、工，由六部尚书分掌政务。兵部尚书掌武选、地图、车马、甲械等。[9]尚书右仆射：官名。仆射自秦代始设，汉以后沿置。唐太宗时，不设尚书令，而以左、右仆射代居尚书令之职位。初期与中书令、侍中同为宰相。[10]知：本文是主持的意思。
【译文】
杜如晦，祖籍陕西万年。武德初年，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就被提升为陕州总管长史。当时秦王府中人才济济，外迁的人也非常多，对此，李世民表示忧虑。记室房玄龄说：“王府中的幕僚离开得多，这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杜如晦非常能干，有见识，是辅佐帝王的良才。如果您只做一个守住领地的藩王，那么用不着他，可是如果您要统领四海，那么非此人不可。”太宗从此便对杜如晦以礼相待，视为心腹，经常让他参与密谋。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提出良好的建议，令人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有关修筑宫殿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二人的政绩深得人们的称道，说起当时的良相，人们就会以“房谋杜断”加以赞许。
【原文】
魏徵[1]，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武德末，为太子洗马[2]。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徵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徵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3]，我任卿逾于管仲[4]，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宴近臣，长孙无忌[5]曰：“王珪、魏徵，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徵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6]，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徵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春宫，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徵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徵乃就职。寻遇疾。徵宅内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日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日，薨[7]。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8]，遂亡一镜矣！”
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徵，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注释】
[1]魏徵（580-643）：唐初政治家。字玄成，馆陶（文中说巨鹿，两地今均属河北）人。少时孤贫落拓，有大志，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李密败，降唐。又被窦建德所获，任起居舍人。建德败，入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擢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二百余事。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任秘书监，参预朝政，校定秘府图籍。后一度任侍中，封郑国公。[2]洗马：官名。即前马或先驱之意。[3]中钩：射中带钩的意思。[4]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齐国名相。齐襄公被杀之后，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继王位，管仲曾带兵阻止公子小白，并射中小白的带钩。后小白立，是为齐桓公。鲍叔牙举荐管仲，齐桓公不计前嫌任命他为卿，尊为“仲父”。管仲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行了重大改革，使齐桓公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5]长孙无忌（？-公元659年）：唐初大臣。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太宗长孙皇后之兄。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助太宗夺取帝位。以皇亲及元勋地位，历任尚书右仆射、司空、司徒等职，封赵国公。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放逐黔州（今四川彭水），自缢而死。[6]龙鳞：韩非曾把帝王比作龙，龙喉下有逆鳞，触犯了它就会被龙咬死。[7]薨（hōng）：唐代二品以上官员之死称为薨。[8]殂逝：死亡。
【译文】
魏徵，原籍是巨鹿人，后来举家迁徙到相州内黄县。武德末年，出任太子洗马之职。当时他看到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斗争尖锐，常常劝告李建成要早作打算。李世民诛杀李建成之后，召见魏徵并责怪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看到李世民这样责怪魏徵，朝野群臣都为魏徵担忧。魏徵却不卑不亢，神态自若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当初接受了我的意见，今天肯定不会招致杀身之祸。”唐太宗对他的态度肃然起敬，封他为谏议大夫。后来唐太宗多次在内宫召见魏徵，向他请教治国之道。魏徵有济世之才，性格刚直不阿，直言不讳，可是唐太宗每次和他谈话，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愉快，魏徵也为自己能遇到这样礼贤下士的君主而感到庆幸，不遗余力地为朝廷效力。一次，唐太宗对魏徵说：“你前后进谏了二百多件事，每一件事都合我意，你对朝廷如果不是忠心耿耿，怎么能够提出这么好的建议呢？”贞观三年，魏徵被提升为秘书监，参与处理政务，他深谋远虑，使唐朝的政局稳定。唐太宗曾经说：“管仲曾经开罪于齐桓公，却得到了齐桓公的重用，魏徵也曾与我对立，而我对魏徵的信任和重用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古往今来，君臣之间的关系能相得益彰，不离不弃的，的确很少见，更没有人能超过我和魏徵这样。”贞观六年，唐太宗游巡到了九成宫，宴请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在席间说：“王珪、魏徵，过去是我的仇敌，没想到今日竟和我共享宴席。”唐太宗说：“魏徵过去的确是我的敌人，但是他现在能够尽心尽力地为朝廷办事，实在难能可贵。我重用他，有什么好惭愧的呢？魏徵每次都能冒着顶撞我的危险直言进谏，纠正我的过失，所以我非常敬重他。”魏徵十分感动，跪拜道：“是陛下开导臣要大胆进谏，所以臣才敢这样，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又怎么敢触犯龙颜，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赐给每位大臣钱币十五万枚。贞观七年，魏徵取代王珪担任侍中之职，并被封为郑国公。不久，魏徵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去现任官职，愿意担任一个闲职。唐太宗说：“我从敌军的俘虏中把你选拔出来，让你担任重要的职位，希望你能发现我的过失。对我的过错，你的确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难道看不出金子蕴藏在矿石之中，有多么可贵吗？好的矿石经过冶炼成为器皿，大家都认为是宝物。我自认为是金子，而你就是冶炼金子的能工巧匠。现在你虽然有病，但并没有衰老，怎么可以就此离开呢？”于是魏徵就留了下来。后来他又坚决提出辞官，唐太宗才授予他特进之职，但朝中之事仍然让他知晓。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喜得皇孙，宴请众大臣，他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当政之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出生入死，功劳最大的莫过于房玄龄。我执政以后，能够尽心尽力，进献忠言，帮助我治理国家，成就现在的功业，被天下人称道的，只有魏徵一人。如此功劳，古代的名臣良相，没有谁可以超过。”话毕，唐太宗解下自己佩带的宝刀赐给二人。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从小生活在皇宫中，养尊处优，生性散漫，既不去建功立业，也不注重加强个人的品德修养，整日碌碌无为的样子；四子李泰，深受皇帝的宠爱，日复一日，皇帝简直把他视为珍宝，以致里里外外的官员和幕僚对此都有许多疑惑和反对的看法。太宗听了这件事，十分厌恶。他对大臣们说：“今天这些大臣，一个个说三道四，全是为了个人的打算，有哪一个像魏徵那样正直忠诚的。我要派他作皇太子的老师，让其他人断绝这个非分之想。”贞观十七年，太宗又加授魏徵为太子太傅，仍让他继续担当相国这个重要的职务。魏徵自称有病，不能担此重任。太宗开导魏徵说：“太子的才学品行关系着国家社稷的安危，必须要有高明正直的师傅教导才行。因此，我一定要选品德端庄的人来辅佐太子。我知道你患有风湿关节病，站立不方便，你可以躺着教他嘛。”魏徵于是前去就职。谁知不久，魏徵就患了重病。以前，魏徵的宅子里没有正厅，正巧太宗那时想建一些小的宫殿，于是太宗就挑选了一些木材为他造大厅，工程进度很快，五天就修建好了。太宗又派遣官员遵照他的喜好，赏赐给他一些用布做成的被子和那种没有花纹的棉褥。不料，魏徵因病离世。太宗非常伤心，亲自前去吊唁痛哭，并追封他为司空，谥号文贞。太宗还亲自动手为他撰写碑文，并且亲自抄写在碑石上。最后还赐给他的家属享受九百户的俸禄。后来，太宗追忆魏徵，对侍臣说道：“用铜作为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衣冠是否端正；用历史作为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道理；用人作为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过失。我常常保留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犯错误。现在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每说到这件事，太宗就会泪流满面。于是太宗就颁布了一道诏书，上面说道：“在过去，只有魏徵每次都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的过错。自从他死了之后，即使我犯了错误，也得不到指正。难道我只有过去做事有做错的时候，而现今做事就全都做对了吗？认真分析一下，这原因大概是你们许多人都胆小怕事，一味地苟且偷生，无原则地顺从我，都怕冒犯我，怕我生气吧？在处理政务时，即使你们的言行不被采纳，我也不会怪罪你们；我任用你们担任官职，但谁都不愿说话，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从今以后，一切都要务求实际。我有什么过错，就直接说出来，不要隐瞒。”
【原文】
王珪[1]，太原祁县[2]人也。武德中，为隐太子中允[3]，甚为建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雋州。建成诛后，太宗即位，召拜谏议大夫。每推诚尽节，多所献纳。珪尝上封事[4]切谏，太宗谓曰：“卿所论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尝谓珪曰：“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顾待益厚。贞观元年，迁黄门侍郎，参预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进拜侍中。时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5]、戴胄[6]与珪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7]。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注释】
[1]王珪：字叔玠。太宗时召为谏议大夫，后一直在朝为官，与房玄龄等共同辅政。[2]祁县：县名。在山西省中部、汾河中游东岸，太原盆地中部。[3]中允：官名。掌侍从礼仪等事。[4]封事：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露，用袋封缄，称为封事。[5]温彦博（573-636）：唐初并州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人。隋末从罗艺为司马，后归唐。官中书侍郎。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战突厥被俘。太宗即位后回朝，不久迁为中书令。[6]戴胄：字玄胤，相州（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人。贞观初迁大理少卿，又迁尚书左丞。拜谏议大夫。[7]品藻：本文是品评优缺点的意思。
【译文】
王珪，太原祁县人。武德年间，担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后来由于李氏兄弟之间争夺王位的矛盾，王珪被流放到云南雋州。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作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太宗采纳。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太宗说：“你所谈论的，一一点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永享安定太平的。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何必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太宗还曾经对王珪说：“你如果一直做谏官，我必定永远没有过错。”因而更加器重厚待他。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黄门侍郎，参与国家政务，并兼任太子的老师。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国家政事。一次，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强，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干。”王珪回答说：“为国兢兢业业，干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玄龄。以纠正偏颇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耻，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可是对于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疾恶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太宗认为他说的很对，在座的诸位大臣也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原文】
李靖[1]，京兆三原人也。大业[2]末，为马邑[3]郡丞[4]。会高祖为太原留守，靖观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能而止。高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舍之。武德中，以平萧铣[5]、辅公袥[6]功，历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7]。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8]。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为代州行军总管[9]，进击突厥[10]定襄城，破之。突厥诸部落俱走碛北，北擒隋齐王暕之子杨道政，及炀帝萧后，送于长安。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仅以身遁。太宗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进封代国公。此后，颉利可汗大惧，四年，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颉利虽外请降，而心怀疑贰。诏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乃选精骑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公谨曰：“既许其降，诏使在彼，未宜讨击。”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遂督军疾进。行至阴山，遇其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锋乘雾而行，去其牙帐七里，颉利始觉，列兵未及成阵，单马轻走，虏众因而溃散。斩万余级，杀其妻隋义成公主，俘男女十余万，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遂灭其国。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余众悉降。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11]，耻其雪乎！”群臣皆称万岁。寻拜靖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实封五百户。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卫国公。及靖身亡，有诏许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碛石二山，以旌殊绩。
【注释】
[1]李靖（571-649）：唐初军事家。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精熟兵法，为其舅韩擒虎所称道。隋末任马邑郡丞。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等职。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2]大业：隋炀帝（杨广）年号。[3]马邑：隋代郡名。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朔州置。治所在善阳（今朔县）。辖境约当今山西宁武县和恒山以北，黑陀山、洪涛山、左云县以东地区。[4]郡丞：官名。隋时为郡守之下的官职。[5]萧铣（583-621）：后梁宣帝曾孙。隋末任罗县（一名罗川，今湖南湘阴东北）令。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巴陵（今湖南岳阳）校尉董景珍，雷世猛等起兵，他被推为主。五日内得数万人，自称梁王，年号鸣凤（一作凤鸣）。次年称帝，迁都江陵，割据长江中流等地，有兵四十万。后兵败降唐，在长安被杀。[6]辅公袥（？-624）：隋末齐郡临济（今山东章丘西北）人。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从杜伏威起义，旋进军淮南。后伏威在历阳（今安徽和县）称总管，他任长史。武德三年（公元619年）伏威降唐，他被夺去兵权，任为淮南道行台左仆射。五年伏威被调到长安。次年，他在丹杨（一作丹阳，郡治在今江苏南京市）起兵，称帝，国号宋。并以左游仙为兵部尚书、越州总管，镇守会稽（今浙江绍兴）。七年靖助唐将李孝恭讨之，将其擒获杀死。[7]大都督府长史：唐制，总十州者为大都督。长史是大都督的首要属官。[8]刑部尚书：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等，刑部尚书即该部长官。[9]行军总管：唐制，武德初，置行军总管以统军。[10]突厥：中国古族名。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11]稽颡（sǎng）：古时候的一种跪拜礼。
【译文】
李靖，陕西三原人。隋炀帝末年，为马邑的郡丞。这时，高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高祖，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志向，便装成罪犯，把自己锁进囚车，打算趁押赴江都的机会向隋炀帝告发李渊。走到长安，因为道路阻塞不能前行，李靖只好滞留长安。高祖攻克长安后，抓住了李靖，想要杀掉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靖大声叫道：“李公率领仁义的军队，扫除暴乱，不想成就大事，只想凭个人的恩怨杀害有才能的人而逞一时之快吗？”太宗也极力劝阻高祖，加以营救，高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因平定萧铣、袥的功劳，李靖被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继位后，他又被召回京城，任命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被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兼任代州行军主管，率领军队进攻突厥，平定襄城，大破突厥，使突厥各部落逃亡碛北。在这次战争中，李靖擒获了隋朝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以及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并将他们押送到长安。后来，突利可汗前来投降，只剩下颉利可汗一个人逃跑了。太宗说：“汉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战，还免不了投降匈奴，即使这样，也可以名垂青史。你能够凭三千骑兵，深入敌人内部并战胜敌人，平定襄城，威震北方夷狄，这样的事的确亘古未有，如此功劳足可以弥补过去渭水之战的过失了。”由于李靖功勋显赫，唐太宗加封他为代国公。从此，颉利可汗对唐军十分害怕，不敢轻举妄动。贞观四年，他们退到西北一带，并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请求全国归降，作为唐的臣民。接到投降的消息，太宗又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前往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虽然表面称降，其实心怀不轨。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奉命安抚慰问。李靖看出投降者的险恶用心，决定将计就计。他对副将张公谨说：“传诏书的使者到了那儿的时候，敌人必然放松警惕，你挑选精锐的骑兵带好二十天的粮食，领兵从白道偷袭攻击他们。”张公谨不解其意，说：“既然我们答应他们投降，我们的使者又在他们那里，征讨恐怕不合适吧。”李靖说道：“这是用兵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千万不可以失去。”于是他率领军队迅速前进，行到阴山的时候，凡是遇到颉利可汗的人，都抓住他们随军前行。颉利可汗看到唐的使者，十分高兴，根本没有料到唐的军队到了。李靖军队的前锋凭借大雾前进，十分隐秘，到了距离颉利可汗的军帐七里左右才被他们发觉。颉利可汗的军队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势，颉利可汗一个人就骑马逃跑了，敌兵乱作一团，四处溃逃。这次战争，唐兵斩杀敌人万余人，杀死颉利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男女十多万人，灭掉了颉利可汗的国家。颉利可汗余下的其他部落，全部投降。此役使唐的边境从阴山扩展到大漠以北。战后，太宗十分高兴，对大臣们说：“我听说国君忧虑，大臣就要受到屈辱；国君受到侮辱，那么臣子的性命也难保全。过去在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突厥国势强大，太上皇因为不想牵连百姓，故而向颉利可汗称臣。我当时感到十分痛心，睡不安寝，食不知味。为此我励精图治，立志要消灭匈奴。今天，我们只要一出动军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匈奴单于俯首称臣，我们的羞耻洗雪了。”殿上的群臣都大声欢呼万岁。不久，太宗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赏赐食禄五百户。后来李靖又担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伐吐谷浑，灭了这个国家。李靖因功改封为卫国公。李靖死后，太宗下诏，允许他的坟墓可以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坟墓的模样去修建，坟墓周围筑起土丘，使它们像突厥国内的燕山、吐谷浑国的碛石二山，用以象征他卓越的功绩。
【原文】
虞世南[1]，会稽余姚人也。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2]。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书之，一无遗失。贞观七年，累迁秘书监。太宗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弱，如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及高祖晏驾[3]，太宗执丧过礼，哀容毁悴，久替万机，文武百寮，计无所出，世南每入进谏，太宗甚嘉纳之，益所亲礼。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日，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及卒，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丧事官给，仍赐以东园秘器[4]，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5]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作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6]，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篇，将何所示？”因令起居[7]褚遂良[8]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9]。
【注释】
[1]虞世南（558-638）：唐初书法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性沉静寡欲，笃意学问。起初曾在隋为官，后从宇文化及，又被窦建德俘获，李世民灭窦建德后，他被引为秦府参军。[2]文翰：即文章，也指公文信札。[3]晏驾：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词。[4]东园秘器：即葬具。[5]石渠、东观：汉代朝廷藏图书秘籍的地方。[6]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史书上记载说伯牙善于鼓琴，而钟子期善于听琴。钟子期死后，伯牙不再鼓琴，因为世上无知音了。[7]起居：官名。唐制，门下省置起居郎，中书省置起居舍人，记录天子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8]褚遂良（596-658或659）：唐大臣、书法家。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一作阳翟（今河南禹县）。博涉文史，尤工书法。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主张维护礼法，定嫡庶之分。累官至中书令。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封河南郡公，任尚书右仆射，世称“褚河南”。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屡被贬职而死。[9]凌烟阁：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画开国功臣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尉迟敬德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阁在当时的长安。太宗亲自作赞，褚遂良题阁，阎立本作画。
【译文】
虞世南，浙江余姚人。贞观初年，唐太宗尊他为上宾，设立文馆，文馆中人才济济，但都推举虞世南为文学的宗师。唐太宗授予他记室的官职，同房玄龄一起掌管文化方面的事情。虞世南曾经受命书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现成的书，虞世南就凭记忆将书默写了出来，竟没有一点差错。贞观七年，虞世南提升为秘书监。唐太宗处理完政务，一有空闲就召见虞世南，和他畅谈历史，探讨治国方面的道理。虞世南外表弱不禁风，一副书生模样，性情却十分刚烈，志趣高远，每次谈论起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都能够有所针砭，进行一番很好的评论和判断。唐高祖去世之后，唐太宗由于为他操办隆重的丧事而操劳过度，形容憔悴，国事有所耽误，文武百官无计可施。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虞世南每次进宫进谏，唐太宗都欣然接受。从此以后，唐太宗对他也就更加亲近和尊重。唐太宗曾经对身边的侍臣说：“我一有空闲就与虞世南商讨古今大事。我一有好的见解，虞世南总是非常高兴，可是一旦我的观点有失偏颇，他就十分担忧。他如此诚恳，我非常欣赏。如果各位大臣都像虞世南那样，我哪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词藻，五是书翰。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失声痛哭，非常悲伤，为他举办了丧事，赐以丧具，并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信中说道：“虞世南对于我，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提醒和纠正我的遗漏和过失，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实在是当代名臣、人伦道德的榜样啊。过去，我有一点成绩，他必定加以肯定，我有一点小过失，他必定冒着触犯我的危险毫无保留地指出来。现在他去世了，国中再无这样的人了，这怎不让我痛惜。”不久，唐太宗作了一首诗，凭借古人的事迹来发表感慨：“钟子期去世之后，伯牙失去知音，再也没有弹过琴。我这首诗，又写给谁看呢？”于是唐太宗让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灵帐外诵读并焚烧，可见他哀痛之深切。然后，太宗又下令将虞世南和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内，作为永久的纪念。
【原文】
李勣[1]，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2]，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3]所破，拥众归国，勣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谓长史郭孝恪[4]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则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是吾所耻。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高祖闻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拜黎州[5]总管[6]，赐姓李氏，附属籍于宗正[7]。封其父盖为济阴王，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8]。寻加勣右武侯大将军[9]。及李密反叛伏诛，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高祖遂归其尸。于是大具威仪，三军缟素[10]，葬于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禁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勣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高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注释】
[1]李勣（594-669）：唐初大将。本姓徐，名世勋，字懋公，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东南）人。家富有，初从翟让起义，参加瓦岗军，冈功封东海郡公。瓦岗军失败后降唐，任右武候大将军，封曹国公，赐姓李，因避太宗讳，单名勋。据有过去瓦岗军所占十郡之地。后被窦建德击败，到长安，从李世民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等起义军。贞观三年（公元629年）与李靖出击东突厥，因功封英国公，守并州十六年。高宗时官至司空。[2]李密（582-618）：隋末瓦岗军首领。字玄邃，一字法主，京兆长安（今属陕西）人。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参预杨玄感起兵反隋，失败后被捕，不久在押送途中逃脱。大业十二年投奔瓦岗起义军，辅助翟让联合附近各部起义军，并设计在荥阳大海寺击杀隋将张须陀。从此得到翟让的信任，自统一军，号蒲山公营。次年取得全军领导权，称魏公，年号永下。他大量起用隋的降官降将，并杀害了翟让，对瓦岗军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永平二年（公元618年），东击宇文化及时，又遣入朝隋越王侗于洛阳，受封官爵，后与王世充交战失败，入关降唐。不久以反唐被杀。[3]王世充（？-621）：隋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人，字行满。本姓支，祖籍西域。隋炀帝时任江都郡丞，因镇压起义军，升江都通守，后为瓦岗军所败。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炀帝死，他在东都拥立杨侗为帝，不久击败瓦岗军。次年，废杨侗，自称皇帝，年号开明，国号郑。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兵败降唐，至长安，为仇人所杀。[4]郭孝恪：许州（今属河南）人。起初从李密，官至长史，后投李世民，上策擒窦建德，官拜大总管，破龟兹国时为流矢所中身亡。[5]黎州：州，土司名。北周天和三年（公元568年）置州。隋废。武周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复置。治所在汉源（今属四川）。辖大渡河两岸三县十一城，领五十五州，为剑南西部边防要地。[6]总管：官名。地方高级军政长官。隋及唐初，在各州设总管，边镇或大州设大总管，后复称都督，惟统兵出征之将帅则称总管。[7]宗正；官名。掌管王室亲族事务。唐、宋时也称宗正寺卿，“掌九族六亲之属籍”。[8]散骑常侍；唐制，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之职。[9]右武候大将军：官名。唐代在府兵十二卫、禁军的左右龙武军、左右神策军等均置大将军。[10]缟素：指穿丧服。
【译文】
李勣，曹州离孤人，原本姓徐。他最初的时候在李密门下做官，担任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归降唐朝，李勣仍然占据着李密旧地十个郡县。唐高祖武德二年，他对长史郭孝恪说：“这里的土地全为魏公李密所有，现在我如果上奏把土地献出去，就是利用主人的失败，为自己邀功，用这种手段为自己谋取富贵，我认为是一种耻辱，非君子所为。现在我要将州县和军人的户口登记下来，告诉魏公，让他自己献出去，这是魏公的功劳，这样做不也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把这件事告诉了李密。唐高祖开始看到李勣没有为他进献奏章，反而写信给李密，很是怪罪，后来使者将李勣的想法告诉给了唐高祖，唐高祖知道后非常高兴，说：“徐感念旧主的恩德，不为自己邀功争宠，这才是真正的臣子啊。”于是封他为黎州总管，赐皇姓李，成为皇帝宗室。事后，又封他的父亲为济阴王，谁知他的父亲坚决推辞王爵，唐高祖就封他为舒国公，担任散骑常侍。不久又加封李勣为右武侯大将军。后来李密起兵反叛被诛杀，李勣为他发丧守灵，尽到了君臣之间的礼仪，还上疏请求为他下葬。唐高祖于是把李密的尸体归还给他。他为李密举行了隆重的丧礼，三军缟素，好不威严肃穆，之后，把李密葬在黎阳山下。丧礼过后，李勣脱掉丧服，解散三军，他的忠义之举获得了满朝文武由衷的赞许。不久他被窦建德攻破，于是带领大军回到京城。后来，他跟随唐太宗攻打王世充、窦建德，为打败他们立下了赫赫战功。贞观元年，他被封为并州都督，他从严治军，极为称职，突厥人对他更是畏惧三分。一次，唐太宗对侍臣们说：“隋炀帝不知道挑选精兵良将镇守边关，安抚百姓，只知道在边关修筑长城，屯积兵马来防备突厥人，他竟然糊涂到了这种程度。现在我只委派李勣镇守并州，就让突厥人胆战心惊，远远逃遁，使边关重新获得了安宁，这不是比修筑万里长城强多了吗？”之后，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唐太宗又任命李勣为长史，加封英国公。李勣在并州一待就是十六年，后又任兵部尚书，兼任知政事。一次李勣得了急病，大夫说用胡须烧成灰可以治疗，唐太宗知道后，剪掉自己的胡须为他配药。对此李勣感激涕零，叩首致谢，额头都流出了鲜血。唐太宗说：“我这是为国家打算，你不用谢我。”贞观十七年，他又作太子詹事，加封特进，参与朝政。唐太宗一次宴请大臣，对李勣说：“我在想如果要将大事托付给大臣，没有谁会比你更胜任。你过去不遗弃李密，今天又怎么会辜负我呢？”李勣听后热泪盈眶，不经意地咬手指来控制澎湃起伏的情绪，没想到指头竟被咬出血来。席间，李勣喝醉了，唐太宗脱下衣服帮他披上，君臣之间深厚的情义可见一斑。李勣富有将才，每次出征打仗，都能够运筹帷幄，随机应变，充分掌握时机以赢得胜利。自从贞观年间以来，他讨伐了突厥、颉利、薛延陀、高丽等地，都大获全胜。唐太宗曾经说：“李靖、李勣二人的战功，古代名将韩信、白起、霍去病哪里比得上。”
【原文】
马周[1]，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2]常何之家。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对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3]，累除中书舍人[4]。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十八年，历迁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职兼两宫，处事平允，甚获当时之誉。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太宗尝谓侍臣曰：“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
【注释】
[1]马周（601-648）：唐初大臣。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属山东）。少孤贫，后到长安，为中郎将常何家客。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常何上书，所论二十余事，为太宗所赏识，即日召见，授监察御史，后累官至中书令。他劝谏太宗以隋亡为鉴，少兴徭赋，反对实行世封制。[2]中郎将：官名。唐制，中郎将是太子府属官，掌护卫。[3]监察御史：官名。隋唐始设。为御史台各类御史之一种。唐御史分为三院，其中监察御史属察院，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议”，品秩低而权限广。[4]中书舍人：官名。是中书省的属官。唐时，中书舍人掌管诏令、侍从、宣旨、慰劳等事。
【译文】
马周，山东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了京城，在中郎将常何家作门客。当时唐太宗下令让百官上疏指出政务的得失，马周替常何提了二十多条建议，每一条都非常符合唐太宗的心意，唐太宗为常何有这样的才能而感到很惊奇，于是就向他询问原故，常何回答说：“这不是我的意见，是我的门客马周提的。”唐太宗当日就决定召见马周，在马周到来之前，唐太宗四次派使者催促。马周到来后，君臣二人畅所欲言，谈得非常投机。事后，唐太宗下令门下省，封他为监察御史和中书舍人。马周机智善辩，富有洞察力，经他判断的事情万无一失，没有不正确的。唐太宗曾经说：“我和马周如果隔一段时间不见面，我就会想他。”贞观十八年，马周被提升为中书令，兼任太子左庶子。马周身兼二职，处事公平，得到众人的高度评价，后来他又担任了吏部尚书。唐太宗对马周非常赞赏，曾经对侍臣们说：“马周办事机敏快捷，性格谨慎周到。评判人物，他都能直言不讳。我让他处理政务，多数都能够让我满意。他既然竭尽忠诚，亲近依附于我，我定要依靠他共同把政事办好。”
【评析】
这一章可以看作是“贞观盛世”大背景下的一幅“群贤缩略图”，作者细致入微地为贞观年间先后辅佐太宗皇帝的八位贤臣“立身画像”，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讨论。唐太宗一再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
《任贤》章包含八个部分，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中的谋臣，有的出身将相，有的身份低微。他们或文或武，职位有高有低，从政有长有短，是太宗皇帝的左膀右臂，为贞观之治的辉煌做出了重大贡献。虽然贞观时期的名臣远远不止这八人，后来凌烟阁画图绘像的功臣就有二十四人，但最能反映当时任贤特点而贡献最大的则要数这八人。
唐太宗的用人哲学，最重要的是他能够知人善任、举用贤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广泛吸收人才
李世民广纳豪杰，即使是敌对集团的人才也不歧视。在李世民征战时期，吸收了原隶属于李密、王世充等集团的人才，包括瓦岗军的秦叔宝、程咬金等，另外还在击破刘武周时纳入了尉迟敬德；攻打窦建德集团时，接收了张玄素；在消灭李建成集团时，则吸纳了魏徵与王珪等。除此之外，李世民为了政局的稳定，也任用了隋朝旧臣李靖等人，对李渊集团的人才也给予恰当的安排。例如李世民公布的功臣名单中，名列榜首的正是李渊的心腹裴寂。
二、用人不避亲仇
对李世民而言，人才没有内外之分。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正宫长孙皇后的哥哥，他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大功，理当谋得高官厚禄。虽然历来外戚掌权容易被众人攻击，但长孙无忌确实有才能，李世民因此内举不避亲，任用他为宰相。而魏徵是李建成手下有名的谋士，多次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以说是李世民的大仇人。但魏徵为人耿直且有才干，李世民不记前仇，聘用他为谏议大夫，并曾多次召入寝宫，询问治国的得失。
三、不拘一格
唯才是用的李世民，不计较部属的出身和经历，所以他才会重用隋朝显贵旧臣，也提拔了张玄素、孙伏伽等小县吏为朝中大臣。
四、用人不疑
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大将，武德七年他和另一名大将寻相一起投降李世民，不久寻相叛变。这时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要叛变，就将他囚禁起来，并告诉李世民，要李世民杀掉他。李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会落在寻相之后吗？”随后命人释放了敬德，并安慰他说：“大丈夫以义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个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因为别人的闲话而加害良士的。”敬德听了十分感动，此后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在历次战斗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五、知人善用
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是善于谋划和决策国家大事，所以唐太宗任用他们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担任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放对位置的他果然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的赏识。正因为唐太宗严格又正确的选官标准，贞观时期才会出现如此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
从这一章中，我们能够体会到，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对于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各尽其能，才能使国家得到稳定而持久的发展。唐太宗身边的八大贤臣，他们的政治出身不同、能力见识不同，专长更不同，如果仅从一个方面来比较判断的话，很难分出高下。难能可贵的是，唐太宗本着“英雄不问出处”的用人原则，因材施用，充分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优势与能力，将他们安置在最适合自己才干的职位上，房玄龄的兢兢业业、果断精明，魏徵的犯颜直谏、直言不讳，李靖的文韬武略，温彦博的言行有据，戴胄的有条有理……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因此而成就了“贞观盛世”中君明臣贤的传世佳话。
结合当今社会的企业用人之道来说，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企业如果要想得到全面的发展，必须广揽贤才，用人之长。对于应聘者的学历、经验、专业等一些所谓的“软件”大可不必过于苛求，试想太宗当年若因为魏徵出身于敌营而对他弃之不用，又怎么会得到如此刚直不阿、直言进谏的贤臣，从而形成“贞观盛世”的辉煌局面呢？企业是人才实现自我价值的乐土。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要使人才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因人而异，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兴趣爱好、能力水平，因人、因时、因事具体分析，帮助员工选择最佳的工作岗位，针对人的欲望、能力、潜质，帮助其拟定一个能体现企业和个人共同发展的规划，最大限度发挥每个人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