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曹禺早期的思想，除了曹禺自己曾经谈过的，其他就很难找到什么文字材料作为佐证了。我觉得曹禺的《杂感》的发现，对了解他早期的思想，可多少提供些线索。曹禺曾说，他有着“一般青年人按捺不住的习性”，他内心积蓄着愤怒和不平，“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成了他的思想主导倾向。但这些思想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对那旧社会持怎样的态度呢？这篇《杂感》可看出些端倪。《杂感》，署名万家宝，发表在《南中周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第二十期。再过一年，他就该高中毕业了。
这篇《杂感》，确如郁达夫所说的那样，作者对恶势力的攻击持“正大的态度”，它的“骂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文章的序言部分，很鲜明表示着他的原则和态度：面对“因袭畸形社会的压制”，文学创作者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惫中要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在这里，他把文学同为夺得社会自由解放联系起来，体现出作者的战斗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也许，他是《南中周刊》的编辑，他还呼吁同学们大胆发表意见。他说：“同学们尽可发挥个人的意见，不顾忌地陈说自己对于环境的不满（当然，向猥亵的社会攻击更是我们青年的精神。）只要自己能踢开利害的计算”。这些，都表明他那种坦荡而爽直地批评社会的态度。
《杂感》于序文后列出三个小题目，一是《Gentleman的态度》，二是《“文凭同教育救国”》，三是《Supply and demand》（《供给和需要》）。在《Gentleman的态度》一文中，他嘲讽了一位教授屈从于“洋权威”的恶劣态度。这位教授在讲台上“大讲其理”，说什么“……好了，外国人有金钱有强势，犹以Gentleman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反不自量力，不以Gentleman的态度向他们，这不是自找苦吃么？”作者援引这个事例后指出，这种以“他们的‘主人’如何，他们亦如何”的说法，貌似合理，但却是“他们全驱服于洋权威”的荒谬逻辑。在《“文凭同教育救国”》中，他讽刺了一面学生在考试时作弊“色门月教俱超过八成”，一面校长在每次开学和毕业典礼时讲着“教育救国”的现象，他以为这不过是领得一个自欺欺人的“‘教育救国’的执照”罢了。《Supply and demand》一文也是讽刺得颇为辛辣的，此文先提出“需要多供给少则市价涨”的一般道理，然后引出一学生发问说，“上次北京猪仔奇贵，是不是供给少于需要的原故”，答曰：是这个道理。文章把笔头转向一种社会现象，即“做太太确是一件难事”，有些人选“太太”，必定是“英语精通，满身洋气”，“要洋气非游外国不可”，这样大学毕业的女学生都得落选。要入选，那就得“读洋书，做女留学生”。文章最后说：“上面足能阐明Supply（需要）and demand（供给）的原理，当然这比买卖猪仔有趣多了。”这则杂感虽不能说十分深刻，但却具有一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性，而且在当时起到了讽刺曹锟贿选的作用。
虽然只是一篇《杂感》却对我们了解学生时代曹禺的思想倾向很有帮助，他并不是那种只知读书演戏而对社会无动于衷的人，他对生活对社会都是具有一种敏感和批判激情，而且从这三则杂文更看出作者很善于捕捉生活中的喜剧性的矛盾。
五
现在，又可以回到前面提到的课题了。如果说，在《今宵酒醒何处？》这篇小说中，表现出曹禺早期创作的感伤浪漫主义的倾向，那么，在他的早期诗歌创作中，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了。
在《曹禺剧作论》中，我对《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和《南风曲》已作过一些评价，指出这两首诗“具有细腻的抒情特点，也很善于刻画诗的意境。或凄婉清冷，或恬淡幽静，显示他的文学修养”。两首诗“都带有这种‘超脱’的意味”。甚至认为《南风曲》“具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还说，从这些诗，“我们看到他早年受过资产阶级纯艺术观的影响”。现在来看，这些评价就不够了，一是不够准确，二是不够深入。因为当时对他的早期创作知之甚少，也只能就诗论诗。曹禺早年喜欢写诗不是偶然的，他从小便有着爱幻想的天赋，他性格内向，颇重感情。他那种富于想象力的特质，也使他去追求诗，追求诗的情感，诗的意境。现在发现他更早的两首小诗，可看出他受古典诗词的影响。
小诗两首
曹禺
一 林中
晚风吹雨，点点滴滴；
正晴时，闻归雁嘹唳。
眼前黄叶复自落；
遥望，
不堪攀折，
烟柳一痕低。
二 “菊”、“酒”、“西风”
黄黄白白与红红，
摘取花枝共一丛。
酌酒半杯残照里，
——打头帘外舞西风！
这两首诗发表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庸报》副刊《玄背》第十三期上。这两首小诗分明有着一种感伤而凄零的调子，又分明烙印着古典诗词的痕迹。从诗的意境，诗的语言，诗的格式都可看出是受了词的影响，思想情趣和《今宵酒醒何处？》是相通的。他写这些作品时不过十五六岁，年岁尚小，但内心却有着这么浓重的感伤和苦闷。他父亲就曾说过他，不知为什么他这样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多苦闷。除了我们提到的他个人的遭际、家庭环境影响之外，不可否认，他的感伤苦闷也多少是社会制度的重压在他心灵上的投影。在《杂感》中就可看到他那时对许多社会现象已相当敏感了。
如果说《南风曲》等都还带有一种空灵的超脱的浪漫情调；那么，新发现的《不久长，不久长》就更浓重地表现出他的感伤浪漫主义色彩。
不久长，不久长
曹禺
不久长，不久长，
乌黑的深夜隐伏，
黑矮的精灵儿恍恍，
他忽而追逐在我身后，
忽而啾啾在我身旁。
啊，爹爹，不久我将冷硬硬地
睡在衰草里哟，
我的灵儿永在
深林间和你歌唱！
不久长，不久长，
莫再谈我幽咽的琴弦，
莫再空掷我将尽的晨光。
从此我将踏着黄湿的
草径躞蹀，
我要寻一室深壑暗涧
作我的墓房。
啊，我的心房是这样抽痛哟，
我的来日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
无星的夜里，这个精灵轻悄悄地
吹口冷气到我的耳旁：
“嘘……嘘……嘘……
来，你来，
喝，喝，……这儿乐。
——喝，喝，你们常是不定、烦忙。”
啊，此刻我的脑是这样沉重哟，
我的来日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
袅袅地，他吹我到沉死的夜邦，
我望安静的灵魂们在
水晶路上走，
我见他们眼神映现出
和蔼的灵光；
我望静默的月儿吻着
不言的鬼，
清澄的光射在
惨白的面庞。
啊，是这样的境界才使我神往哟，
我的来日不久长！
不久长，不久长，
乌黑的深夜隐伏，
黑矮的精灵儿恍恍，
他忽而追逐在我身后！
忽而啾啾在我身旁。
啊，爹爹，不久我将冷硬硬地
睡在衰草里哟，
我的灵儿永在
深林间和你歌唱！
（《南开双周》1928年第1卷第2期）
从这首诗的思想来看是相当消极而悲观的：寻找一个深壑暗涧作为自己的坟墓，神往一个静谧森然有着鬼魂相伴的境界。的确，这很难令人明白：他当时那么年青却为何产生这样诗的玄想冥思，积淀着如此浓郁的人生苦闷。尽管我们不能把作家的思想和作品的思想等同起来，但这首诗的消极的思想倾向是不能抹煞的，它当然反映着作者的思想情绪。曹禺曾说：“我的年青时代总是有一种瞎撞的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求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他苦苦地追索着人生的课题，思索着人生的意义，有时搅得他睡卧不安。我认为，在这些诗中正带着思想追索的苦闷印痕。苦闷并不都是坏事，它往往蕴藏着深刻的内涵，一旦从具有深刻内涵的苦闷中挣脱出来，便使思想来一次升华和提高。甚至这苦闷本身就具有潜在的价值。这些诗，可以看作是曹禺早期追索人生意义的诗意表现，由此，也可看出曹禺走向《雷雨》的蛛丝马迹。
六
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我为撰写《曹禺传》去访问黄佐临同志，佐临和曹禺的友谊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就开始了，谈到曹禺的创作时说：“家宝是经过改编外国的剧本而逐渐走向自己的创作道路的，他改编过《争强》、《财狂》等，就是高尔斯华绥、莫里哀、易卜生的剧本，经过这些改编，使他懂得什么是戏。他又演这些剧作家的戏，这样，就从改编过渡到创作，并且写出好的作品来。演戏的人会写戏，就能写出有戏的戏，家宝就是这样的。”佐临同志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曹禺一开始便能写出《雷雨》这样的杰作，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很多，但的确在创作《雷雨》之前，他已经改译和改编过剧本，作过试练。据曹禺说，当时要演的外国剧本，虽然有现成译本，但排演非得修改不可，否则，连台词都读不出来。因为翻译的语言欧化，观众听不懂。曹禺的早期改编剧本是很难找到了，现在能看到的，有他改译的两部外国剧本：一名《冬夜》，一名《太太》。
《太太》原名《Whose Money？（A farce）》，是Lee Dickson＆Lestie和M．Hieksou合著。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南大周刊》第七十四期，署名小石，并注明“改译”。此剧是一轻松喜剧，没有什么高深的思想性，作者把人名都改成中国名，叫什么戴士敏，戴依芝等，布景也改成是中国式的。特别是台词，可以说毫无翻译的痕迹，都是能上口的舞台语言。富于喜剧的风趣，如不特别说明，说是一出中国戏，也不会有人怀疑的。
《冬夜》，原名《Winter's Night》作者是Neith Boye。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南大周刊》第七十七期，署名小石。人物很少，只有三个人。如同《太太》，作者把人物的姓名，布景，台词都中国化了。此剧是一悲剧，故事并不复杂。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哥哥顾继光、弟媳顾阿慈为弟弟送葬回来。外边田野积雪沉沉压着，月光清冷，室内灯光幽微，寂寞而凄凉，弟弟病了十年，哥哥和弟媳守护了十年，弟媳心里是异常的孤单，而哥哥也是。在沉静的夜里哥哥向弟媳倾吐了二十年埋藏在他心里的爱情，但却遭到弟媳的拒绝，他的希望破灭了而开枪自杀，弟媳也似乎因之惊呆了。虽系独幕剧，全剧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氛围，人物内心也都有着一种人生悲凉和追求的诗意。从这个剧倒多少可看出它对曹禺剧作的某些影响来。
《冬夜》、《太太》刊出后，是很有影响的。据记载，“《太太》、《冬夜》（系万家宝译）等，今皆为平津剧团及各学校所普遍采用”（《南开新剧团略史》，《天津益世报》1935年12月8日、9日）。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