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说新版的寇德卡摄影集《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Gypsies）小史：这本书一波三折，是摄影界的一个著名故事。寇德卡从1962年开始拍摄吉普赛人，1968年他请布拉格的设计师米兰·考浦丽娃（Milan Kopriva）设计了一个版本，名叫《茨冈人》，准备1970年出版，因“布拉格之春”泡汤。1970年寇德卡来到法国，与法国摄影界有“第一图片编辑”之誉的出版人罗贝尔·德尔彼（Robert Delpire）合作，选了1962－1968年拍的吉普赛人照片60张，以《吉唐，旅行的终点》（Gitans， la fin du voyage； Gitans是法国对吉普赛人的俗称，略有贬义）为名于1975年出版，选入的照片主要摄于捷克。同年光圈出版社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就叫《吉普赛人》（Gypsies），现代艺术馆还出了一个特殊的纪念版，这本书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著名摄影集。2011年的新版本照片扩充到109张，主要是在1975年版的基础上补充了寇德卡在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等地拍摄的吉普赛人的照片。
2011年末，寇德卡的著名摄影集《吉普赛人》（Gypsies）新版问世，不知他心情如何。1975年，这本书在巴黎出第一版时，寇大叔心里很是不爽：“以前，这些照片只有我自己、朋友和选择过的人才能看到，现在你只要有钱，就随便看了。拿着这本书，我感觉就像和一个妓女在一起。”
当时的寇大叔还没有名动江湖，一个人当“巴漂”（漂在北京叫“北漂”，漂在巴黎当可称“巴漂”），那些吉普赛人的照片于他情若女友，与自己卿卿我我可矣，与他人分享则罢。寇大叔一生对外界所求甚少，这种人的内心世界不是白练秋江就是残阳瑟瑟，十分自恋；当然，如果控制力不够，往往发酵为“闷骚”。
寇大叔对拍摄吉普赛人的事儿讲得很少，自己喜欢吉普赛人的音乐，去他们家里采风，后来也就拍起来了，听上去特艺术、特纯洁，与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历史、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艺术家不可能脱离自己的视界和社会——历史语境，如果把《吉普赛人》放回到捷克斯洛伐克的1960年代，就会发现这群社会边缘人身上，深刻地烙印着、映射着这个国家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艺术问题：历史问题是吉普赛人与捷克斯洛伐克这片土地的千年纠结，政治问题是19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对吉普赛人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政治自由化”，艺术问题则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挑战。
历史——政治问题。1962年，当寇大叔开始拍吉普赛人时，吉普赛人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关系正十分纠结。简单说吧，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吉普赛大国”，吉普赛人源于印度的罗姆部落，千余年前迁移散居于欧洲各地，历史上一直作为欧洲国家的边缘人群而生活于歧视之中。“二战”期间与同性恋者、犹太人、流浪汉等一起被**在集中营消灭了几十万。到1960年代，在捷克斯洛伐克，吉普赛人是除了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之外最大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20万，[1]主要生活在城镇周围，靠打零工、摆小摊、买卖工艺品和算命、表演小戏法为生。但问题是，捷克斯洛伐克是社会主义国家，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苏联老大哥带领下，有个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表；而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全体人民在某一天早上六点钟，一起迈进美好明天，不能将吉普赛人单独留下，那太自私了，而且有违圣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于是政府决定在奔向共产主义的时候，带吉普赛人一起走，给他们盖了排房，建起吉普赛社区；吉普赛青年参军背上了钢枪，吉普赛兄弟走进工厂当起了工人，吉普赛姐妹到商店当上了售货员，吉普赛儿童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与其他儿童一起学习……看上去一切都十分美好：被歧视了千余年的吉普赛人，正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一部分，向共产主义飞奔！
1955年，捷克斯洛伐克有一部电影很轰动，叫《我的朋友吉普赛人》（Muj pritel Fabian，导演Jiri Weiss），说的就是这事儿。
但遗憾的是，这次吉普赛人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成功。“我的朋友”不习惯踏着钟点走进工厂，吉普赛女郎在商店里想唱就唱想跳就跳想吃就吃，就是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到196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改造吉普赛人的工作就停止了，被另一项工作取代，那就是对吉普赛人的迁移和遣散。政府准备改造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有各种恶劣生活习惯的古老原始的吉普赛人”，改造方式十分生硬：人口登记、半军事化式的快速集中定点居住、没收私有财产（其实也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主要是大篷车之类）、马匹杀掉、传统节日取消……现在改造不成功，政府的迁移和遣散计划也很无情，直接将他们从大城市周围遣送到伯希米亚、摩罗维亚地区的小村镇。这时政府遭遇经济困难，地方上在接纳新移民时十分勉强，居民点建设很慢，甚至连厕所和水井都不够用，平均200人才能有一口水井和一个公厕；而在这里，吉普赛人谋生也更为艰难……准确点说，“我的朋友”这时候过得比改造前还惨（连原来的马匹和大篷车都没了）。所有这些，寇大叔在镜头里看得十分清楚，二十分凄楚：不少吉普赛人住在棚屋里，拉家带口，孩子众多，家徒四壁；忧愁的妻子，酗酒的丈夫。你还记得那个抱着婴儿走向简陋公厕的男子吗？你还记得一个男子骄傲地牵着马走过，身边是羡慕的眼光，后边还跟着兴奋的孩子吗？这匹马在吉普赛村落的新闻价值，相当于1980年陕北农民年集上买了一辆进口轿车——这个场景里面，有丰富的社会文本，寇大叔不是在拍民俗！马在《吉普赛人》中几次以突出的形象出现，都有与此类似的意义：它象征着吉普赛人的财富。你还记得一个吉普赛男子失神地看着自己英姿飒爽的列兵照吗？吉普赛孩子背后的墙上，依然写着或贴着捷克语的字母，可能是他们正在学习的或者是以前学习时留下的，显示出他们与捷克斯洛伐克“主流社会”的一种不确定联系。确定的联系偶尔也会出现，比如警察到村子里来拿小偷，“警察”几乎是整个摄影集里表明政府还在关心“我的朋友”的唯一证据，但他们在场景的边缘，让人难忘的是戴铐子的吉普赛青年迷惘的眼……走出村子的路是如此泥泞，“美好生活”犹如许诺过的共产主义，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可望而不可即。
在整个的1960年代，吉普赛人奔共产主义的事儿，捷克斯洛伐克官方回避谈、民众不好谈，相当敏感，而且容易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
那为什么又被提起来了呢？因为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别看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不到13万平方公里（其中捷克部分约7.9万，斯洛伐克部分约为5万），“二战”前却是世界10大工业国之一，个人平均工业产值位列世界第四，是东欧经济基础最好的国家，并建立了十分成熟的民主选举制度，捷克人很骄傲。但到1960年代初，经过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其工业排名却落到了世界第12位，人均工业产值下滑到世界第五，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很慢。原来捷克人看不上奥地利人，觉得他们生活差，现在反而被奥地利人超越了。1962年，捷克搞起了经济改革，总理希克试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在捷共中央内部和社会上都出现了思想、言论自由化的倾向，这种政治开放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捷克人称这段时间为“政治自由化”时期。特别好玩儿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话题，不是由政治人物或理论家提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文艺界——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捷克的文艺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这一时期电影界搞“新浪潮”（与法国电影的“新浪潮”无关，是彻彻底底的捷克电影的“新浪潮”），戏剧界更闹，剧本写得很大胆，有的剧本以很强的政治暗示性轰动一时，比如全部邀请非专业演员，而且全是批评政府的知名文化人演出，这个剧本的结局是这些人最后全都失踪了。最出格的还是作家。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有400多名作家出席），党员作家米兰·昆德拉率先发言，以自由与专制、人道与非人道为题的演讲直接指向官方文艺政策：“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感到不舒服，他们会说：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当然，任何自由都要受到种种限制。但是没有哪一个进步的时代曾经为自己的发展规定过限度……只有在我们这里，把维护禁区看做是比冲破禁区更大的美德。”[2]会上还宣读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致苏联作协的信，提出了取消新闻审查，要求给公民出国旅行，特别是出国定居的自由等热点问题，并要求“不许把人们无根据地置于流亡者的地位”。笔者一直怀疑，后来寇大叔出版的另一部著名摄影集《流亡》（Exile）与这次讨论有精神联系。
文艺界的“热闹”，实际上直接挑战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方法。这一方法1930年代肇始于苏联、后来被强调为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创作的唯一正确方法。昆德拉在小说《玩笑》（1967）中，将这一方法对文学的影响形容为人物“不皱眉头，只带笑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一出场，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笑容，因为敌人一天一天地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地好起来，社会主义人民即使想有什么不痛快，那也不可能嘛！你不笑，你就会有麻烦，“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不表示出自己的日子过得挺美，他就会立刻被人怀疑是对工人阶级的胜利不高兴，或者是被怀疑为自私地沉溺于某种个人忧伤之中。”（昆德拉：《玩笑》）在这种背景下，寇大叔大拍社会主义改造失败的吉普赛人，日子过得一无所有，形同“贱民”——这当然是在呼应文艺界的“热闹”，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是对主流文艺思想的挑战，容易被“外国敌对势力所利用”。
当时布拉格的文艺圈并不大，哈维尔的剧本演出时，旁听导演、演员和剧作者讨论并跑前跑后拍剧照的正是寇大叔；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专门写到女主角特雷莎拍了数百卷“布拉格之春”的照片，“有坦克、吓人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被沾满鲜血的三色旗包裹着的尸体”，[3]这原型也是寇大叔。
这次《吉普赛人》的突然再版，并不排除与当下吉普赛人的现实遭遇有关。2011年，欧洲因经济形势不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都有驱逐吉普赛人的行动，光法国就拆毁了200多个吉普赛人集聚点，将1000多名吉普赛人遣返回罗马尼亚。“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传统服饰，都被偷走了，在世界各地的演奏厅和博物馆里，它们被当作西班牙、匈牙利、捷克、法国文化展示着，我们几百年来的所有创作都被偷走了，而我们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被人称为‘小偷’。”翻着寇大叔的《吉普赛人》，想起吉普赛人作家唐娜德·李的《天咒的吉普赛人》，不免伤感。
注释：
[1]据英国少数民族权利协会1975年统计，全世界吉普赛人口的总数约为900万人，欧洲有500多万，三分之二集中在东欧，其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吉普赛人口约为37万；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口总数约为1400万。参见王艳萍《世界民族志》。
[2]赵启强：《“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3]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