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对我来说，仿佛是很遥远、很奢侈的事情。好在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借此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也顺便交代一下本书的写作情况。
我是20世纪80年代末进入大学学习的，那时候，竞相涌动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已经达到了高潮，但似乎也成了强弩之末，甚至出现了种种危机的迹象。事实上，作为那时思想主调的反传统、膜拜西方仍然蔚然成风，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河殇》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普遍心态。这种背景自然对我们的求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在以重视古典学问闻名的母校，西学仍然能够畅通无阻，成为众多莘莘学子仰慕的对象，我们也装模作样地以反传统为荣。对我来说，鲁迅的不读中国古典书的“偏激”（实为一种策略）却被我顺理成章地误读为西学至高无上的佐证，并心悦诚服、理直气壮地效仿和实践。我经历的两件事都足以说明了这种风气的巨大影响。我入学时有缘接触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任访秋先生，作为周作人的亲炙弟子，任先生不仅受钱玄同、胡适等名师的指点，而且著作等身，在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文学与学术史研究诸领域皆有卓越贡献。有一次，我和同学在他的寓所谈起中国传统的可恶、朦胧诗之好，他不但没有终止我们幼稚而可笑的行为，反而和蔼地鼓励我们继续说下去，并陷入了沉思。多年过去了，此事一直萦绕心头。2005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和钱谷融先生谈起任先生时，我还提及此事，不过我早已没有当年的豪气，也仅仅把这事作为笑谈而已。时至今日，想起此事，我冒昧揣测，任先生当时的行为一方面与他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当时整个社会反传统的文化氛围有关，即使学养深厚、影响巨大的任先生也不得不承受西方文化的巨大压力。在这种精神氛围中，我自然趋之若鹜、生吞活剥地接受了一些西方（主要是人文学科）的知识，现在看来，虽然只是一些观念、皮毛，但其影响是巨大的，我的兴趣、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应该与此有密切的关系。我读研究生期间，围绕专业集中阅读了一批西方文论、文化的论著，当时，国内的后现代主义研究正炽，我凭兴趣阅读了詹姆逊等理论家的一些后现代主义论著，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兴奋，甚至计划写作关于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研究的硕士论文，为此还托人从北大图书馆借来了英文版的《政治无意识》等著作来阅读。尽管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是，当时知识储备非常有限，根本无法驾驭论题，只得放弃。但这段阅读的体验却长时间地蛰伏于我的心中，挥之不去，直接影响了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直至完成了关于詹姆逊的文艺阐释理论的博士论文。后来，为了补充博士论文，我又接触了詹姆逊关于现代性、全球化、乌托邦等问题的论著，有感而发写了一些文章，没料到，这些文章竟然足以成为一本专著。这样，我在2008年出版了两本研究詹姆逊的专著《詹姆逊文艺阐释理论与实践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重构全球的文化抵抗空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没有想到，它们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兴趣和关注，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热情洋溢的鼓励。受詹姆逊的影响，我集中阅读了一些现代性论著，尝试写作了一组现代性的文章，始料不及的是，我对现代性的兴趣越来越浓，也成为我近十年来的研究课题，也许还可以持续若干年，这些研究也构成了我近年来研究工作的主体，现代性问题博大精深、意义深远，如果条件允许，我计划出版三本书把我的想法呈现出来。后来，我才明白，我的研究已经逐渐从文艺理论、批评理论向社会学、社会理论转移了。20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显学，也许我从特定的角度顺应了这一潮流。在此期间，偶然的机会对接了我关注中国当代学术史的兴趣，我就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访谈，对这些材料的价值深信不疑，也希望以此为基础作些实证性的研究。此外，我还完成了本单位、外单位的一些课题，也与朋友们协作完成一些课题，这也构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
至今我仍然庆幸当时的选择，选择詹姆逊这个点，使我能够迅速进入自己从事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研究领域，及时了解这个学科的进展，还带动我关注西方人文学术的前沿问题，帮助我完成了研究的转型。否则，我可能为此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仔细想来，我的研究受兴趣的影响很大，这不但减少了研究工作的枯燥、乏味和单调，还使我体验到了研究、写作的乐趣，我至今仍然对毫无兴趣的研究、集团作战式的研究心存恐惧，也许缺乏兴趣是其根源。现在，科研环境已经今非昔比，没有课题几乎寸步难行，很难完全靠兴趣进行研究了，出于兴趣的研究也越来越艰难，我不知道兴趣能伴我多久，但我已经充分体验到了兴趣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也会尽量保持对研究对象的兴趣和热情。
本集子收录了我在1998——2012年发表的部分论文，有趣的是，《求是学刊》刊发了本书发表最早、最晚的两篇论文，可谓首尾呼应、投缘巧合之极。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写作的一篇论文（本书发表时间最早）外，本书其余论文分别源于我的詹姆逊研究的系列论文；我承担的文化部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艺思潮、文艺理论、美学访谈与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性视域中的西方艺术思潮》、中国艺术研究院招标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研究》；我参与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承担的院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1949——2009）》。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发表和转载这些文章的刊物和编辑们，他（她）们是《求是学刊》的主编杜桂萍女士和叶伯泉先生、马立敏小姐，《学习与探索》主编张磊女士，《外国文学》的李铁先生、马海良先生，《艺术百家》主编楚小庆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的马光先生，《开放时代》的曾德雄先生、于喜强先生，《现代哲学》的杨海文先生，《甘肃社会科学》主编胡政平先生，《天津社会科学》的时世平先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刘德中先生，《东南学术》的总编辑杨健民先生和陈苇女士，《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洪峻峰先生，《深圳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张西山先生，《河南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姬建敏女士，《扬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的刘岸挺女士，《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的许婉璞女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的王兆胜先生、马自力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的魏倩女士、曹世瑞女士、冯琳女士、吕卓红女士，《新华文摘》的陈汉萍女士，《中国美学研究年鉴》主编王德胜先生，他（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我至今仍没能谋面，但其严谨、敬业使我获益匪浅，在世风日下的今天，其职业操守更是弥足珍贵、令人尊敬。同时，我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钱中文先生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课题组邀我参与他们的课题，及其给予我的帮助。
在我的求学和研究工作中，我有幸与众多师友相遇，他（她）们以不同方式热情地帮助我、鼓励我，在此，我要向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恕不一一列举。导师陈传才先生始终如一地关心我的学业、生活，理应努力工作，不负恩师的期待；感谢家人的宽容和支持，使我能够专心地研究学术；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各级领导和同事们对我的帮助、支持；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支持学术的社会责任感令人敬仰，衷心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的敬业、高效和责任心；感谢我的硕士生靳锐帮忙统一了本书的格式。
李世涛
2014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