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昆明，是我国对外的国际交通要道，市面呈现出虚假繁荣景象。由平津内迁的清华、北大、南开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和北平中法大学，均设在昆明。加上原在本地的云南大学、昆明师范、昆明工专，大专院校共有五所（实际是七校），师生万余，成为西南方面知识分子集中的重要地区之一。大家目睹敌寇深入，国难深重，而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一溃千里；再加政治黑暗，经济萧条，四大家族犹搜刮不已，人民生计日益困苦，已快要活不下去了。知识分子思想敏锐，感受最为深切，对当局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仍私心自用，不惜在在倒行逆施，无不非常反感，常发出一针见血、痛加贬责的议论。
1942年，罗隆基到昆明西南联大，教授政治学课程。他以资深政治学者、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加上热情、善言甚至雄辩，很快融入大后方的知识分子群体。当时大批著名的中国知识分子云集昆明，不仅积聚了强大的文化能量，也被艰危时局激发出了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们向往民主，反对独裁，忧国忧民，纵谈高论，抨击时弊，渴望清明，为此放弃心爱的书斋生活，群起投身民主运动。这是一方开展民主运动、创建民盟组织的肥沃土壤。
潘大逵回忆说——
罗隆基、潘光旦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又是“民主政团同盟”的领导成员。他们都先我而到昆明。我来昆明不久，即1942年冬天，周新民应褚辅成之邀，来昆明任“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云南办事处”秘书。周是中共党员，曾与我同为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的负责人。……适杜斌丞从重庆来昆，杜亦“民主政团同盟”负责人之一……经过多次聚会，大家一致认为形势于我们有利，在昆明开展民主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成立筹备小组。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唐筱蓂和我都是筹备员。1943年春，我们开始分别联系各自熟识的朋友，争取他们参加“民盟”组织……经过我们的努力，西南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等校名教授如曾昭抡、费孝通、闻一多、吴晗、楚图南、胡毅、王赣愚、尚钺、姜震中、吴富恒、陆钦墀、夏康农、朱驭欧……等人，以及在昆明的各界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知名人士李公朴、李文宜、辛志超、李德家、冯素陶等等都陆续加入“民盟”来了。
先生之风
刘清扬说往事
《文史集萃》第一辑有刘清扬的回忆文章，说起她早年的一段经历。由此可知，早期民盟成员中，很多人都有非同一般的历练，包括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交集。
该文中说——
十月革命确是给了中国人民以巨大影响……***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家，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同时又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当时在北京与***一起的还有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张申府、高君宇（高尚德）、黄日葵等。……与***最接近的还有张国焘、于树德和我。……
1920年7月……***通过张国焘给天津写信，约我到北京谈话。我到北京见了***，他说：北京已经成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有张申府、张国焘等，希望我成为一个妇女成员。但是我拒绝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拒绝的原因是我和张国焘有一个感情上的沟壑。……
这次谈话之后，我就与张申府一起出国了。张申府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在出国的路上，他给我讲苏联革命的概况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我的认识。因为张申府出国前已与***商量好，要在法国成立海外支部。我们到巴黎后，在1921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支部。这时，我就加入了海外党支部。这个组织除由张申府发起外，郭隆真、张若茗、赵世炎等同志也都相继加入，紧接着我又介绍周恩来入了党。……1922年春，我与周恩来、张申府转到柏林，又在德国成立了海外党支部。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是民盟前辈，也曾是中共早期核心人物。有文章说他是“中共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首任领导人，曾被推选为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届时未与会，后来又退党（1922年），皆与陈独秀有关。
中共一大召开前，为组织经费发放事，李汉俊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李要求陈为《新青年》垫付部分费用，陈认为这是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陈望道所幕后指使。陈望道对此误解不肯默然，要求陈独秀公开道歉。陈独秀不肯，陈望道遂以放弃出席一大以示抗议。后来坚持退党，即便毛泽东派人做挽回工作，亦不回头。他非意气用事，实因深入研读马列主义原著后有其透彻理解。他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版汉译本的译者。
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最早由外文转为汉字时，不知有几种译法。能确认的一个早期译法是陈望道确定的“马格斯”、“安格尔斯”。这七个字印于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封面。
该书封面上，一幅蓝色的马克思坐姿半身图像占据绝大部分。图像上边有四行字，自右至左、自上而下依次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其中“共产党宣言”五字较大。图像下边仅有三字“马格斯”，与“共产党宣言”五字同大。
据文献，此为陈望道由英文、日文版合译而出。陈氏祖籍浙江义乌，居分水塘村。1920年2月，他为躲避搜捕，从上海回到老家，未告亲友，住进柴屋。一块铺板架在两个长凳上，既当桌子又是床。地上放几捆稻草，算是凳子。对陈氏来说，这是上好的工作环境，可以专心致志地翻译此书。
两个月后，他把已完成的译稿带回上海，经陈独秀、李汉俊两人校对，准备出版。此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办了又新印刷所，于同年8月印刷出版了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初版一千册当月卖完，9月份再版一千册，仍供不应求。
没有买到该书的读者纷纷询问于上海的民国日报社。为此，沈玄庐在9月30日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文中有言：“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全文译出来。”沈氏还在文中提示：欲购书者可到法租界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的新青年社联系。
沈玄庐也是早期共产党人，后与陈望道大体同时提出退党要求。
陈望道所译全本初版《共产党宣言》的千本之一，如今陈列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内一个不大的玻璃展柜。书的下方有陈列说明文字：“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早期共产党员张静泉的亲属捐献。国家一级文物。”
张澜兴办国立成都大学
张澜是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都是他的学生。
早在清末，张澜就在广安、南充等地兴办小学、中学、职业学校、慈善公益学校等。
他非常关注对青年的教育，积极设法为川籍学生留学法国解决资费并推荐担保。有不少留法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如赵世炎、陈毅、贾子群、任白戈等。
1926年4月6日，张澜接受四川省公署任命，就任国立成都大学校长。他克尽时艰，多次与当局函达接触，落实办学经费，完成三校合并，解决办学用地及校舍安排。同时，大力改革时弊，力促“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广纳人才，亲为征聘，致使各方名师云集，海内外震响，文、理、法学院人才济济，国立成都大学声名远播。
在办学思想上，张澜以蔡元培为榜样，效仿当时的北京大学，实行民主办学，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从教职员的政治倾向看，包括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国家主义者、托派人士……从思想倾向看，既有崇奉孔孟、精通国学的蜀中宿儒，也有思想激进的新派人物；既有留学归国的教授，也有不少外籍教师。据1929年统计，国立成都大学共有专任教师一百四十二人，其中教授、副教授八十三人，外籍教师二十八人，在当时由教育部立案的二十一所国立大学中排名第七。
当时的国立成都大学“囊括大典，网络众家”，各派思想自由传播，各种主张自由争鸣，学术团体、学术刊物比肩林立，赢得了“民主与科学堡垒”的称号。
——录自《中国民主同盟成都史实图文集》第52—54页
邹韬奋是否盟员
邹韬奋是我国文化出版界一位民主先驱，为后人景仰。当年，他是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救国会是盟内的三党三派之一。这本盟史札记中，很想把他写上。但在过去见过的史料中，没有以盟员身份讲述他的文字。
邹韬奋是不是盟员？就此请教民盟中央组织部资深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多年来，他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为此还问过邹韬奋先生的后人，但其后人也说不清楚。此事也就只能暂付阙如。
编写这本札记的过程中，接触到了比过去所见更多的史料。至少有五条相关记载应有利于判断邹韬奋是民盟成员。
第一条，《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解放前部分）》第21页记载：“1944年10月1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邹韬奋逝世大会，到会八百余人。邹韬奋以争取民主参加民主同盟，其经营的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被迫出走，忧愤至死。”
第二条，《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解放前部分）》第35页记载：“1945年7月24日，民盟举行纪念邹韬奋、杜重远大会。张澜在大会上致辞……”
第三条，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为纪念民盟成立五十周年所编《我与民盟》一书，收有秦柳方署名文章《难忘的一段经历》。秦于1927年加入中共，1935年加入救国会，资格很老，其文说：“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不久，我收到民盟组织的通知：‘救国会会员不办手续，成为民盟盟员。’从这时起，我也成为民盟的盟员。”
第四条，《我与民盟》第166页，吴大琨回忆文章中说：“中国民主同盟最初成立的时候……有所谓三党三派，三党是中国青年党、民社党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三派是梁漱溟先生领导的乡村建设派、黄炎培先生领导的职业教育派和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救国会派。我是救国会的成员，所以也就成了民盟盟员。”
第五条，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文集编辑组所编《爱国主义的丰碑》一书，收有张启宗署名文章《争民主、反独裁、救中国——救国会后期斗争札记》，文中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组，从‘三党三派’的联盟，改组为有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救国会各地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
据上述史料，本“零札”倾向于视邹韬奋先生为盟员。
邹韬奋说《生活》周刊
邹韬奋以救国会主要领袖人物的身份成为民盟成员。其广泛的社会影响，更多来自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与民众意愿、情感及需求的交融。他在《生活》周刊开设“读者信箱”，长年坚持解答读者问题，深受读者信赖。其中的文字结集出版后，发行总数约一百五十万册。在1930年代，这是了不起的文化成就。
1928年11月18日，邹韬奋写信给读者说——
《生活》周刊承社会不弃，最近因销数激增，来登广告的也与日俱增，大有拥挤不堪的现象，编者有时碰到朋友，他劈头第一句话就说：“好了！《生活》周刊可以赚钱了！”这句话很引起我的感触，就是《生活》周刊替谁赚钱？《生活》周刊赚钱何用？再说得直截了当些，就是《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编者先要说明我们办这个周刊的方针和态度。
我们办这个周刊，心目中无所私于任何个人，无所私于任何机关，我们心里念念不忘的，是要替社会造成一个人人的好朋友。你每逢星期日收到一个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阅一遍，好像听一位好朋友谈谈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价值的谈天；你烦闷的时候，想想由这里看到的三言两语，也许可以平平你的心意，好像听一位好朋友的安慰；你有问题要商榷的时候，握起笔来写几行寄给这个周刊，也许可以给你一些参考意见，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
我们办这个周刊不是替任何个人培植势力，不是替任何机关培植势力，是要借此机会尽我们的心力为社会服务。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尤其注意的是要从种种方面引起服务社会的心愿，服务所应具的精神及德性。
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讲到编者的个人，不想做什么大人物，不想做什么名人，但望竭其毕生的精力，奋勉淬砺，把这个小小的周刊，弄得精益求精，成为社会上人人的一个好朋友，时时在那里进步的一个好朋友。
邹韬奋早年在南洋公学读书时，其校长便称许他品行如何纯良高致、谦和平易。校长称道的品行，他保持终生，也把其风范带进了民盟。
《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地区大事记（解放前部分）》第21页说：“邹韬奋以争取民主参加民主同盟，其经营的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后，被迫出走，忧愤至死。”
邹韬奋逝世当年和翌年，民盟组织先后两次为他举行专题纪念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