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早年的联勤总部大营地。从东门一路伸展到南门，硬生生隔开了北区和南区。军方勉强答应，让林森南路从营地中央穿过，马路两旁再筑起又高又厚的墙，才会有那样古怪的行车气氛。这块地，到我上初中时，蜕身一变，变成了中正纪念堂，林森南路不能再从中央穿开过去，就在过了仁爱路之后钻进地下，在地下的狭仄空间中走，竟然维持了原本洞穴式的感觉。
还好洞穴总有尽头。那时候，不晓得洞穴尽头再看见人间灯火的地方，有罗斯福路有南海路，更不可能知道罗斯福是谁，也不可能预见后来会有三年时间在南海路上来回走动，上学放学。那时候，只知道洞穴走完，就快到南昌街，就快到舅舅家了。
南昌街跟我们住的双城街一样热闹，甚至更热闹。双城街上也有卖果汁的小摊小店，但爸妈从来不让我们去买果汁。可是在南昌街上，过了宁波西街，爸爸会停下脚步，让我们每个人买一杯柠檬汁，看欧巴桑拿出重重铁制、形状怪异的机器，将切开的柠檬放进去，把手一压，柠檬汁就倒出来了。黄白柠檬汁倒进杯里，给人特别的安全感与幸福感。
安全感与幸福感，还来自从舅舅家开在南昌街上的文具行中，看十米外的福州街口。舅舅总是忍不住一次一次反复地说，说我三岁那年在店门口玩，听见卖烤番薯摊车摇着卡啦卡啦的竹具过来了。我说要吃烤番薯，正在招呼店里客人的舅舅随口答应了一声。忙完回头看，咦，怎么小孩不见了？舅舅赶出来，看见小孩正朝马路上冲过去的背影，舅舅连忙追出来，口中大喊：“有小孩！有小孩！”在那个繁忙路口上，所有的车辆被舅舅的吼叫声硬是冻结住了，只差几厘米救下一条小性命来。
我一直都相信，如果没有舅舅及时大吼奔出，就没有我了。这也是我思考生命的开端，我无法不去想，“没有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在这里，不在这个生命里，会在哪里？不是我的我的生命，到底如何理解？那个年纪，我当然想不出任何答案，可是我却清楚记得，只要每次思考这明明不会有答案的问题，心中就会涌现对于竟然还有“我”能够在这里思考这件事的温热安全感与幸福感。
过了许多许多年，这份安全、幸福感都没有消失。我喜欢读哲学与哲学史，看不同的人如何试图探索生命的根源目的。对于“生死”，我始终缺乏真实的感受，但对于“如果不是这样的生命？”我却始终好奇。我回到三岁时，其实完全没有记忆的南昌街福州街口，仿佛看到自己在广阔的马路中间，介于这个生命与另一个无从知晓的生命之间，两个生命的恍兮惚兮摇动中，被舅舅决然地拉回这个生命，告别了另一个生命的所有一切可能，包括想象的可能。
而我是如何感激这个生命的复归。文具店外一盏四十烛光的日光灯点起来，舅舅将小桌搬出来，摆上棋盘，邀爸爸对弈。我看着他们一手一手移动棋盘上的棋子，心中笃定。这盘棋爸爸或许会赢或许会输，不过一晚上下下来，爸爸赢的盘数，总是舅舅的两倍，这是不会改变，无论如何不会改变的。这是变动中的不变。
我于是有种错觉，爸爸和舅舅这样对坐下棋的情景，因而也不会改变。我们总是会搭四十四路到南昌路，喝完一杯柠檬汁，进到舅舅的文具店里，看舅舅将最新的玩具或鞭炮搬出来现宝，听妈妈跟外婆总是在亲近讨论中夹杂争吵争执的对话，然后看爸爸和舅舅一次次挪动那棋盘上的棋子，得到同样不变的输赢结果。
那是我最早体会到的永恒。永恒不是静止，永恒是变动总会回到原路的安全。我希望南昌街上眼前看到的，就是永恒。
[南昌街] 记忆的暗巷
舅舅的文具店每搬一次家，我对台北的认识，就多了一块角落。没有问，也没有机会问舅舅，为什么搬家一搬就搬那么远，从南昌街搬到万华华江桥下，再来又搬到景美，都在台北，但是这几个地方彼此似乎没有太多的共通处。
没有问，也没有机会问舅舅，为什么每搬一次家，文具店的规模就小了一号，而他每天花在喝啤酒上的时间，就多了许多。别的大人给我的感觉是，时间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作用，所以他们看到我们小孩总是惊异感叹：“长那么大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在我们的成长变化上，他们才知觉时间，这是他们“看着我们长大”的真义。唯独舅舅不一样，他似乎跟我们比赛变化的速度，与其说他看着我们长大，不如说我们难过地看着他清清楚楚在眼前老去。
高中时，舅舅搬到了景美，文具店再度缩小到只剩一个玻璃柜里摆放些铅笔橡皮擦。店里其他空间改放油盐酱醋，舅舅还去申请了烟牌，所以铅笔旁边有一条条长寿烟总统烟，冰箱里永远有一排排的台湾啤酒。
我偶尔去，舅舅总是高兴地将小桌子摆到门口，邀我跟他对坐，像是当年他和爸爸对坐一样。我取代了爸爸，跟舅舅下起象棋来。不过我们的棋下不久，一来因为我没有爸爸的棋力，二来因为舅舅一边下棋一边喝酒，喝了一阵他的精神注意力就不在棋盘上了。外婆会过来叨念阻止他再从冰箱里拿酒，舅舅就不耐地反抗。外婆阻止不了，就叨念得更厉害，舅舅就喝得更多喝得更猛。天才刚黑，舅舅已经将自己灌醉了。我只好尴尬地拒绝了外婆准备的晚餐，一个人走那条长长下坡的巷道，出兴隆路等车。
虽然学校就在附近，但那一两年，我竟然从来没有回南昌街去看看当年舅舅文具店的旧址，一步都没有踏到南昌街福州街口。放学出来，我们走重庆南路，或穿过植物园，不会往南昌街的方向。编校刊时，打字行在南海路南昌街口，送稿到了那里，也不会再向前多走一步。
一直到高三，情况才改变。校刊编完，校刊社移交给学弟了，死党们再度分班拆散了，大家都感受到联考的压力，也都不能再混了。我处在矛盾的时间感里。一方面，黑板上快速减少的数字，显示着联考步步逼近，再紧急不过了。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了可以晃荡的友伴，又不敢安心阅读课外书籍，让我觉得每天的日子如此冗长，停留在无聊的课本内容上，不动了，等不到尽头。
为了解决这样难受的矛盾煎熬，我主动跟爸妈要了钱，去补习班报名补数学。那家补习班在南昌路上，好大一间，每天有好多建中学生进进出出。既然连建中学生都要补，也就更吸引了其他学校学生慕名而来。
不想去又不能不去的建中学生，就老喜欢拿那家补习班的招牌开玩笑。补习班本来叫“朝阳”，建中学生就一定念成“遭殃”。后来补习班改名成“文海”，建中学生又换用闽南语念成“稳害”。
我每周有三天，包括星期六下午，要自己走到南昌街去补习。让自己意外的是，我还真不讨厌补习班的课。补习班的老板，也是头号王牌名师，用他沙哑到已经没救的嗓音，从头讲坐标、几何、三次方程式到虚数复数，条理清晰概念明白，我竟然都听得懂。还有那一屋子上百个男男女女学生填塞出的拥挤气息，上课前上课后一些男学生女学生偷偷摸摸的互动，我也竟然看在眼里觉得自己都懂，不时在自己内心露着奇异的微笑。
有一次，下了课，很懒得跟别人一起挤楼梯上去，我就留在座位上等着，同时大概想些与文学或电影有关的无用之事吧。想得入神了，竟然没察觉整班的人都走光了。突然有一个女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轻轻地说：“他们要关灯了。”我抬头，只看见黄衣黑裙闪过去，连忙收拾了书包走出来。外面，星期六下午的秋阳暖暖地照着，我故作无事状又忍不住四下张望，却怎么样都找不到那个黄衣黑裙的背影。
心中有什么东西骚动着。我没有按照回家应走的路走，选了反方向，沿南昌街走下去。睁大眼睛看街上每个背影，因而看清楚了街上每家店和每个招牌。离补习班不到一百米，有一家弹子房，在楼上。我突然有个冲动想去确认一下那里会不会有高中生，尤其高中女生穿着制服混着。到了楼梯口，胆子不够又退了回来。
就这样走啊走，走过了宁波西街，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从前舅舅文具店的位置上了。旁边的眼镜店，我配生平第一副眼镜的地方，竟然还开着。文具店旧址和眼镜店间，有一条窄窄的巷子。我想起来，巷子那头有个阁楼，阁楼人家的小女儿，跟我差不多年纪，曾经跟我们一起玩。有一回，我们在阁楼上，突然停电了，那是我小时候经历过最恐怖的黑暗。我几乎都吓哭了，因为无论如何不敢摸黑走下通往阁楼的那道陡梯。
我站在南昌街上，望着那似乎藏着许多秘密记忆的暗巷，发了好久的呆，迟迟无法走开。当下我知道，我迟早会以这条暗巷为背景写一个关于秘密与记忆的故事。我只是不知道，还要等十几年，那个故事才成形为我的长篇小说《暗巷迷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