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复探索，
还真的找不出自己曾经有过迷路的慌张恐怖感受，
怎么可能，
一个在音乐上一直一直迷路找不到方向的人，
竟然没有现实街道上迷路。
[新生北路] 堤防都阻挡不了的灾难
初中时在学校操场踢足球，不远处的背景上，几乎随时都有各式的重型机具，那是新生高架桥正在施工。跨越诸多路口的行车便捷，对那个年纪的人，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真正现实的，不是高架，而是架桥之前，先要将本来的一条大沟盖起来。我常常望着那凌乱的工地状况想，真的吗？难道大沟和沟边的堤防，真的就要消失，同时带走我跟大沟、堤防那么多的记忆吗？
那条水沟，身世复杂。它的南端接上原来的瑠公圳，所以有人直接将新生北路这段也称瑠公圳。可是在附近住得够久的居民会告诉你，北边这段大排是大排，南边瑠公圳是瑠公圳。瑠公圳从十八世纪开挖，是引南边新店的水来灌溉农田。日本人进行殖民建设时，将一两百年自然发展的圳路做了一番整合，于是瑠公圳不再是一条水道，而是一个多水道的灌溉系统。而“大排”顾名思义，就是都市废水排出的管道。灌溉和排水，不同的功能，不能乱混。
会造成混淆，是因为到了三〇年代，台北城排水愈发复杂，日本人将本来北边的大排，和南边瑠公圳的一条支脉贯通连结，发挥更大的排水作用。南边那段本来灌溉用，后来改成排水用的沟道，一九七二年又被加盖建设成宽广的大马路，这条夺水路而成的陆路大道，命名为新生路。可是因为水路原本连结，所以顺着南边新生南路形成，北边也跟着有了新生北路。
严格来说，新生南路名副其实有路新生，新生北路却是挂羊头卖狗肉。北边大排并没有跟南边同时加盖建设，只是整修了沟路两侧的堤防，让窄窄的马路从堤防上走。站在新生南路路边，你会看到大大的车道，可是站在新生北路路边，你只会看到眼前高高升起堤防。
堤防有斜陡的坡，坡上长满了野草野树，一年四季都有各色花开。其中最醒目的，有几棵高高的樟树，还有一排排茂密的夹竹桃。只要有樟树，附近人家一定就有上吊男鬼女鬼的故事，传得绘声绘影。有夹竹桃，就有反复对小孩的警告，提醒夹竹桃的花叶有多毒，不小心吃到了就会死翘翘。
我们常常在堤防上玩。同样的游戏搬去堤防上玩，似乎就比在巷弄街道或校园里玩，多了许多野趣。堤防和沟路，还分隔开了我们的区域概念，堤防和沟路的另一边，似乎就没有那么容易亲近，带着陌生与威胁的气氛。
我前后两个小提琴老师，都住在堤防那头，我老是记得自己一次次提着琴盒，努力爬上堤防，绕到有桥可以跨越的地方，辛苦地去学琴。
第一个小提琴老师，是学校里的音乐老师。开始学琴，有今天的家长小孩无法想象的简单理由——我们的班级乐队需要小提琴。不是因为爸妈喜爱音乐，不是因为别人有学，不是因为谁的鼓励，纯粹是学校每年有班级乐队比赛，校长很重视，老师就有压力。班级乐队规定班上每个人都得上场，考虑到各种现实条件，大部分的同学，只能选响板、三角铁或十八块一支的塑胶笛子。可是由这些便宜乐器组成的乐队，怎么得好名次？要好名次，大家的经验，就要靠能演奏出好听旋律的乐器——口风琴和小提琴。
口风琴就锁定家里有给学钢琴的女生，连钢琴都学得起，一定有钱买一架口风琴，钢琴的键盘手指，又可以直接拿来演奏口风琴。那小提琴呢？就找班上家境好一点的，鼓励他们买琴学琴吧！
我们家那时在双城街开服装店，老师都知道我们家的华丽衣服，贵得很，专门卖酒吧上班的小姐。二年级的导师就上门来跟妈妈说小孩应该学学小提琴吧！妈妈怎么敢跟老师说不？就这样开始了我的音乐历程。
小提琴老师是导师安排的，琴是小提琴老师代买的，每星期一次到老师家上课。在老师家第一次看到钢琴，甚至也是第一次看到乐谱和谱架。夹好小提琴拿好弓，我拉的第一首曲子是《荒城之夜》。老师就用这个曲子教我同时认谱，同时听音，同时记小提琴弦上的位置。老师拉一句，我跟着学样拉一句，拉完整首曲子，老师就说：“回家每天练五遍，音要拉准噢！”
我很想照老师吩咐的做，可是回家打开琴盒拿起琴来，才拉出第一个音，妈妈就慌张地说：“到后面去，不要在店里拉。”我进到藏在店后面小小的生活空间，才又拉了一个音，三个姐姐就齐声大叫：“怎么这么难听！”
别说每天五次，我根本找不到地方找不到时间，可以在家里拉一次。没有练，但下星期的课还是要上啊！上课时间到了，被妈妈推出门，拖着沉重的步伐，感觉平常嬉戏好玩的堤防斜坡，怎么变得如此艰险。越过堤防那边的房舍如此古怪，走啊走走到老师家，老师满脸带笑地一边帮我调音一边问：“练好了吗？”我只能勉强点点头，等待下一句：“那就拉给我听听看吧！”
上了一两个月，有一天老师突然问：“你们家住哪里？”我心砰砰乱跳，强烈的不祥预感冲撞着，不敢不回答：“晴光市场那边……”然后连忙补上一句：“要过堤防，堤防另一边。”希望老师听到“堤防”也会觉得很远。老师停了一下，还是继续问，要我讲清楚家里的明确位置。
直到现在都记得，回家的路上，心底反复响着“完了完了”的声音，并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然而却清楚预感那一定是件灾难。看着眼前浮升如楼的堤防，我努力试图说服自己，“没关系，老师不会真的来，还要爬堤防过桥，太远了，老师一定会觉得太远，就不想来了。”那一瞬间，在我跟灾难之间，只剩下堤防与大沟，那是最后一道保护，最后一点希望。
[新生北路] 有钢琴有谱架的客厅
小学二年级，我拥有了生平的第一把小提琴。到现在还记得，那把小提琴要价八百元新台币，是一把单纯入门的台制琴。
第一次带琴到学校练班级乐队，发现自己的琴原来那么单纯，那么入门。班上还有另外两把小提琴——“姚”拉的琴，是德国制的，四千新台币；“陈”拉的，则是日本制的，一万新台币一把。而且他们至少都学了一年以上，他们拉出来的声音，跟我拉的如此不同。我得庆幸自己用的是台制琴，还有一点借口解释为什么我拉不出跟他们一般响亮的琴音来。
更糟的是，问了“姚”和“陈”，我才知道真的有“天天练琴”这回事，我也才知道老师帮我买的小提琴教本，原来一共有六册，“姚”刚拉完第二册，“陈”已经进入第四册了，他们的爸妈每天盯着他们一定要练琴，没练完进度不能吃饭。
我的情形刚好相反，偶尔勉强打开琴盒拉几个音，爸妈和姐姐们就赶紧想方设法要我去做做别的事，省得他们要被难听的琴声折磨。我心里清楚明白，让我学琴，本来就只是对老师交代，班上凑满三把小提琴，不至于在跟别班竞赛时“输阵”就是了。班级乐队比赛上场能装模作样应付过去，我的小提琴也就可以收起来了。
然而不练琴去老师家上课，心情还是很紧张。老师怎么可能看不出听不出我没练琴？尽管老师脾气再温和不过，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还是担心老师随时可能突然发怒，痛骂我不认真拉琴。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住在新生北路堤防那边的小提琴老师，出现在堤防这边的双城街，我们家的店门口。才一听到老师的声音，我就躲到后门口，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我想我知道老师要来干吗，老师一定是来跟爸妈告状：“怎么有那么懒惰的小孩，琴都不练，学了两三个月，还拉得这么难听！”我想我知道爸妈会怎样反应，他们一定会不好意思地一直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们忙没管好，他皮不听话，琴没拉好，那老师你就处罚他啦！”更重要的，我觉得很委屈很委屈，爸妈绝对不会告诉老师他们也都不希望我练琴，他们只会把我推去让老师打让老师罚。
我的直觉反应是从后门溜走，去同学家开的修车厂。可是又不敢走，必须知道老师到底讲得多严重。我听到小提琴老师还是笑笑地跟爸妈寒暄，然后停了一下，预告要讲重点了，才说：“以后可不可以叫小孩每星期来上两次课？一次好像不太够？”爸爸很快反应：“当然当然……”但是显然妈妈有不同的顾虑。妈妈犹豫了好久，才说：“我们开店做生意，靠大家帮忙还过得去，可是也都是辛苦钱，而且谁知道客人今天来明天还来不来……老师也很辛苦，我们可以多交一点点学费啦，老师也很辛苦，但我们做生意同样辛苦……”
老师听懂妈妈的话了，连忙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多上一次课，没有要多收钱，原来的钱就好了。只是要让小孩进度快一点，他蛮能拉的，一星期上一次课他不用怎么练都可以应付，所以我想叫他多学一点。”
妈妈的口气马上变了，变得高兴，我也放下了高悬的心。老师知道我没有练琴，可是他非但不责备我，还要花费更多时间教我。
之后差不多半年时间，我更频繁地跨过新生北路堤防，甚至开始有余裕去探索堤防和堤防那边的风景。堤防上有圆圆的公交车站牌，上面写着“〇北”。那个年代，台北的公交车系统不太发达，才刚发展到两位数的公交车路线，让人眼花撩乱的两段票三段票都还没出现。搭公交车，最基本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记得五条以〇命名的路线。〇意味着这几路公车都是绕圈圈的，从哪里起就回到哪里，然后依照绕的方位，分成〇东〇西〇南〇北，还有一个走中央的〇路。我们家的方位偏北，所以当然是〇北通过。然而〇北的名字，念起来像是闽南语自夸骂人的“你爸”，小孩很快就学会如何在话语中混淆这两者，创造出明明说了闽南语，却又可以不被罚的自得乐趣。
上小提琴课，要从〇北的“民权东路口”站，走到“稻江家职”站。理所当然那里有一所学校，放学时间会有很多大女生挤在〇北的站牌下。不知为什么，或许被那么多大女生的形影吓到了吧，我从来没有弄清楚稻江家职确切的位置在哪里。只感觉就刚好在我要上琴课时，神奇神秘地，从屋宇巷弄中不停息地吐出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大女生。她们单独看，跟家里的姐姐没太大两样，可是几十个几百个穿着一样的制服，前后相接走在一起，就变得如此不真实，既像真人又像复制的影子，似乎从身边交错过去，她们就会在我背后变化，变得透明轻盈什么的。黄色半锈车身的〇北巴士来了，停一下又去了，回头看大女生不见了大半，我真的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她们都是被巴士载走了。怎么可能！那么窄小的车厢，那么一大片的制服女生！
我一次次越过堤防，去到老师家有钢琴有谱架的客厅，一次次试验着可以拉出什么样的小提琴声音，一次次感觉到人生原来有那么具体的听觉，耳朵原来那么有用那么有意思。新生北路的空间实景，在记忆中都带上了一层音乐音符。
[民权东路] 通往地狱的步径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的服装店生意一切顺利，爸妈决定在本来兼作住家和店面的房子之外，多买一间房子。新屋就在对面，三、四两层楼，一共五十坪左右吧，够让我们四个小孩一人分到一个房间。
还有五楼。屋顶天台上搭了铁皮棚顶，立了几个钢架，拿来存放服装店需要的原料和机件。钢架上有一排裸露的电灯泡，方便爸爸晚上取料。然而没多久，最常用到那排灯泡的，却是我。
每一个星期一晚上，吃过饭我就抱着小提琴上到顶楼，那是练起琴来最不容易打扰到家人的地方。我常常一练就练到超过午夜，困得眼睛都几乎张不开了，却不敢停下来，不敢下楼睡觉。
因为星期二要去雷老师家上小提琴课。
我的小提琴启蒙林老师教了我半年多，有一天他又跨过堤防，出现在我们家的店门口。林老师带着兴奋的语气跟妈妈说，他当年在师范学校最棒最优秀的同学，从维也纳回来了，林老师想把我转给雷老师教。林老师显然在上次跟妈妈商量上课次数时，对妈妈的反应印象深刻，马上解释说他前一天跟老同学见面畅快聊天，老同学豪气地表示教学生不是为了赚钱，愈好的学生他就收愈低的学费，真的够好的，免费他都愿意教。林老师要带我去给雷老师看看，如果雷老师认为我程度不错，可以用跟林老师收的学费相当或更低水平教我，才转去给雷老师，不然林老师会继续教我。
妈妈没有理由反对。第一次去见雷老师时，我连一首曲子都没拉完。雷老师从头到尾皱着眉头，几乎我每拉一个音他就纠正我一次，而且中间穿插指着乐谱问了好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了，因为我一个都听不懂。可是大出我意料外，上完课，雷老师还是皱着眉头，却对陪我去的林老师说：“下星期开始正式上吧！”
我当时完全没有意会到，更没有预料到雷老师说的“正式”，有多“正式”。雷老师住的地方也在堤防的另一边，不过跟林老师家又隔了一条宽广的民权东路，离我们家更远了。我去上课的步行路程，又多了十分钟左右。雷老师跟林老师家一样，一进门就摆了一架钢琴。雷老师第一句话问：“会自己调音吗？”我点点头，走到钢琴前面打开琴盒，准备对钢琴的音高调音，雷老师却没有打开琴盖，将我直接带进琴房，拿出音叉，轻轻一敲，说：“调吧！”我不敢跟老师说我没用过音叉调音，勉强摸索半天，雷老师问：“调好了吗？”我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