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
美术学院的书法研究生越来越多了。因为外语分数要求不高，大约比文学院要低二十分，这使得对书法艺术有热情的人有了进入这一门槛的希望。每个人进来之后都有自己的打算，如何度过这三年的时光，渐渐就显示出差异。不是上课的日子我也会去画室看看，总是会遇到一位学生，不是看书就是临摹，除了吃饭和睡觉之外，几乎都在画室里，而其他人不知所踪。他是如此痴迷和固定，我对他说，书法生活只是日常生活的一小部分，你应该要有一些时间来闲、来玩。如果哪一天来我看不到你，同学们说你和女朋友去逛街了，那我还会更高兴。后来他毕业了，到现在还是看不出在创作、研究上有什么过人之处。总是有一些人会说，我把一生都献给书法艺术，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书法家，那就是我。这种念头我从来没有闪现过，也觉得如此不是人之一生的正常过程。一个人酷爱自己的专业，这个专业再重要，也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全部。一个人更多的时日在做别的事情，与书法无干，与学问无干，也谈不上有品位，但却是不能脱离的。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待在画室，历尽寒暑勘破玄黄，大家都认为他敬业，以后必成大师，我觉得这种联系也是有问题的。和这位同学不同的是，有两位女生，有时会相邀走出大学城，到一家小资情调的餐馆——她们从网上已经了解清楚了，惠而不费，在那里美食一顿，然后吃一款美味的“熔岩蛋糕”。她们这样描绘——“城堡形的咖啡色蛋糕，上边卧着一团冰淇淋，用小巧的调羹从侧面把它舀开，里边就缓缓流出了滚烫的酱来，冰火两重天，超好吃啊。”吃完了嘻嘻哈哈地逛街，进这家出那家，有钱时就顺手买上一件，没钱时就着眼于欣赏，然后返校。她们说，“熔岩蛋糕”适宜在蛋糕店现吃，不好给老师带一份回来，什么时候把老师也弄到那里品尝一下。我听罢哈哈大笑——这种情调还是很需要的，不案牍之劳形，离开书斋、画室，挥霍一些时间，做一些与本专业全然无干的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些年我渐渐觉得，成日谈论自己的专业其实是很乏味的，世界上可谈的方面太广泛了，离自己专业很远，也很陌生，谈起来离题万里，让人笑着来纠正你，也很有兴味。这么一来，我对学生是否在画室把笔挥毫也就不太在意了——每个人都在过手着时间，二十四小时，有人大块地运用着，有人则细碎地切割，分属于不同的事务。开阖幅度大小决然不一，没有规则可循，成为许多的变数，可触摸的，不可触摸的。一个导师，实在没有必要管这么细致。只要自己愿意，那么对时间的利用就算是积极的、热情的。至于有无意义，值得不值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有时忙碌了半天，觉得毫无成果，但是很开心，也就不后悔时间的虚度。总是有一些无用功在浪费时间，正是这些屑小的体验，使人更显得有血有肉有小脾性——经过那些非专业方面的生活细节的填充和附着，人更真实起来。
我觉得自己老家的一些人具有比较清闲的时日，他们不像其他大城市的人，总说自己没有时间，好像生意多得做不完，三天两头在天上飞来飞去，是个成功的商人。我不是太相信这种状态，总觉得粉饰的成分多了，其实那些真的成功者现在正在高尔夫球场上挥杆，或者在度假村里，根本不是这种仓皇行色。老家的人千百年前就发明了“功夫茶”，喝功夫茶的人多了，时间也就消耗得多——凭借几泡好茶，就可以快乐地把大半天打发过去。我弟弟在闹市开了一家画廊，每天都有人来，这个城市里的贤达雅士，当然也有一些闲散人员，他们对于墙上的字画根本没有购买的念头，就是要坐下来喝茶的。不分高下、生熟，无边际地谈，也就都是茶友。茶淡了再换一泡，或铁观音或大红袍，偶尔也喝喝白茶。每一泡茶的交接处，杯子、茶壶都清洗一下，以保证不同茶的纯正滋味。品茶使人忘了时间的短长，谁也没有理由急匆匆地应对一杯茶，那简直就是对好茶的糟踏。品茶使人暂忘了生计的实际，忘了还有老人在病中、房东来催讨房租了、孩子的校服几百元还没有着落。说起来，真要挣钱也不在乎这半天时间，现在像个有钱有闲的人那般安坐下来，内心还是感到幸福的。我一直觉得这是小城人生中长久流传下来的闲情意识在起作用，和贫富还真是没有关系。甚至不富裕的人比富裕的人还会有更多的闲适和豁达——一个人保持一种低级的生活水准，安然下来——温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再追求富有，可能要累得趴下，就不可能这般闲散地品咂了。想一想，这种状态还是很宜人的，因为资源没有，人脉无多，年纪又大，明摆着追求新境是和自己过不去。有个生意朋友和我谈了这么一种想法，如果挣一百万元非常劳累，他就不干了；还是选择挣十万元的那一单，会很从容，也很自信。按照人往高处走的理想，一个人应该时时挑战自己，给自己压力，转化为动力才是，这样人生才有价值，显示出境界。而不该退而求其次，缺乏对于高度的追求。不过我发现意义都是书本上的表达，日常生活中谁也不会去想意义，自己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做。他们发现那些想做强做大的同行，当初是如此凌空蹈虚破坚发奇，动静弄得很大，却又很快岑寂了。寻常日子里的所作所为是如此具体实在，摒弃狂热，那么，坐下来多些时日品茶，茶使人清使人静，不那么着急吧。
人们相遇时，大多会问“吃了吗”？或者问“最近在忙些什么”？前者有些关怀，后者则有些窥探的意思。当然，回答第二个问题会有更多的内容和范畴，同时也更便于进行渲染。显然，现在的人都倾向于忙碌，似乎忙碌是一个衡量的天平，是一个人能力的储藏器。这样，即便是闲人也要表明自己忙碌之至。生活节奏那么快，催人迎着阳光奔跑，似乎只有忙碌才能体现作为人的生活常态。这一点我觉得与古人大大不同。他们的态度正好相反，对自己、对时光都有一些暧昧、低调。嵇康就说自己性疏懒，多病困，白居易也认为自己慵馋，至于苏东坡、司马光、杨万里、吴文英，在诗文中表明自己衰病疏懒的就不少。就是金戈铁马的辛弃疾，也说自己懒方闲、病相宜，都是一副懒洋洋病怏怏的模样，看不到发扬蹈厉的气象。这些史上的著名人物，这种生活态可以视为真实，更贴近一个人的内在，那就是平和，还有坦然、淡素。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如伞那般撑着的状态，不仅是身体的动作、框架，还有语言、文字，传达着并不虚度的信号，说到底是时代使然。在我印象中，父母亲这一代人的日常生活都是被意义充塞的、撑开的，以至于后来回忆起来自己也觉得荒唐之至。除了每日的小学教学，余下的时日就是热血沸腾地炼钢铁、消灭四害、开会游行。他们把家里的铁器都贡献出去了，其中有一把堵门的大铁锁，时日已经很长，相貌敦厚古朴，沉重无比，算得上一件古物。父母也没有怜惜之心，交给组织，投入小高炉的熊熊大火里。他们绝不会想到炼钢是一门技术活，是需要专门设备与人才的。后来证实他们的劳动狂热没有形成价值——那些有价值的铁古董或者有助于家庭基本生活使用的铁器，在劳累不堪的冶炼下，反而成为一块块含硫量那么高的铁疙瘩，一点用处都没有，扔得到处都是。这是我懂事以来看到的有意义的倡导转化为毫无意义的现实的一件事。后来，我们只好找了一只小柱础，代替已经无辜牺牲的大铁锁来堵门。再后来是轮到我自己，觉得一个少年上山下乡是很有意义的，比留在城里读书的那些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在离乡背井稼穑田间多年后，渐渐发现事实与意义正好相反，意义是对虚幻的、不着边际的表达。今日说梁思成之于北京老城的保护，在当局看来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有意义就是尽快夷平它们，不留下一丁点旧时期的痕迹。几十年过去，那些人都死了，人们的看法翻了个个儿——人们曾经意气风发地在意义的引导下做的很多事，气势很大，汹涌澎湃，结局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甚至不如小市民日常生活的小判断可靠。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写到这么一件有趣的事：陈寅恪与胡乔木会面时，陈问胡：“为何出现了那么多的失误？为何弄到经济如此困难？”胡笑着回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寻找更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了一场地震一样。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挪动房间里的一把椅子都会死人的。一个以大喻小，一个以小喻大。而老百姓只会以日常生活可触摸的基本常识来衡量——一个房间的家具按朝向摆好之后，哪一个家庭会图新鲜，挪来挪去呢？
如果感受正常的生活场景，不违天时、不夺物性往往是最简明的生存之道。这也使人和天道紧密相连，观天象，知节气，很寻常，不必大惊小怪，似乎过日子本来如此。这样也对日常生活里的夸饰觉得难以理解，觉得虚伪，不可靠。我曾经生活在地气寒冷的山区，一季稻下来已足，上面却说要种双季稻，使擅长农活的耕夫们直皱眉头——有些事不依天时，眼见着就自找麻烦了。后来分田到户，有了自主权，马上改了回来。单干还是很快乐的，你的农事经验生熟，也就决定了收成——可能多收三五斗，也可能就平平。单干之后的田间生活变得简洁了，简洁给人带来方便，而不再纠缠于大集体那种繁复的关系中，难得开心。把简洁化为复杂，或把复杂化为简洁，看起来只是手法的问题，是对问题处理方式的不同，但背后更多的是一个具体的人精神取向的不同——繁复有繁复之美感，简洁有简洁之韵致，两条路径。就像颜延之与谢灵运，一个铺锦列绣雕缋满眼，一个初发芙蓉自然可爱，都属个人情性的舒展。从生活角度看也罢，审美角度看也罢，我还是倾向于谢氏，以简洁来构筑一个复杂的山水世界，其中的凝练、浓缩，对于阅读者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你是否能从简洁中品味出其中滋味？倘生活如此，当然少去很多瓜葛枝蔓的纠缠。我以此行事，有时就不免粗糙、生硬，很不圆满，却也规避了许多的没完没了。真把生活中的关系都处理得完美、合人情，我一直以为奢侈，没有这个必要。人之常情嘛——我们经常会这么说，于是不敢也不会拒绝萦绕在我们周围的常情，这一直是让人头疼的事。实际上，日常生活只是一个大概，没有那么精确，那么面面俱到，不可能让周围的关系都满意。我支持那种大刀阔斧三下两下之手法，这样的人自有一种定性，刀削斧劈之后，使自己脱身而出，一身轻松。我好几次和学生谈苏东坡说的一句话：“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他仕途蹭蹬而能持抱己意不改，我猜想与无视常情的扰攘有关。
朱耷和傅山都是历经明亡而入清的人。作为遗民，尤其是朱耷作为明宗室后人，心里一定是很不痛快的。二人对于清廷的态度也大抵相同。可是二人在笔法上却相差如此之远。我是崇尚朱耷的，并不因为他是我的本家——我看中的是他简明的笔法，是绝不拖泥带水前萦后绕的那一类，因此有些冰冷凄清。傅山则不同，一个字九曲回肠般地扭转，动作上多了几个回合，物质材料上也多费了不少。更主要的是这种牵扯带来的不畅快，欲说还休，欲了未了。也许同样写一幅字，朱耷写完了去喝茶，傅山还在那儿奋力挥洒。打个俏皮的比喻，朱耷写一字的线条可能是一寸，傅山可能要用上一尺了，就像一个饶舌的人，总是怕人领会不到，说了又说。朱耷使我最受益的就是以简来应对，这时的空间是开朗的、明净的，那些多余、芜杂、增生部分都被无情删除，余下的都是必须的，不能再简了。这也使我惯用白色的宣纸，和太多的人痴迷五颜六色的宣纸正好相反——我一看到就有一种新声巧哭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的轻薄感。简明产生了素淡，素淡从未合时宜，尤其是现在，同行者也少，孤独感也多。这和俗世生活是不一致的，每做一件事都希望获得关注，否则就无价值了。就像一个人穿着锦绣在暗夜里行，没有人看到，他就觉得没意义。可是他从未想到，自己穿了有多舒服、多神气啊，与人何干。我留意那些生活在自我之中的人，埋首做着自己的事，别人如何评说，听到了也只是毫无表情地“哦”一声。简明使日子空出一大块来，可以安闲地去快哉亭上，看照日的余晖。
对魏晋文化史留心的人，一定会记住王子猷这个人和这个人的脾性。他在山阴时，忽然想念远在剡县的朋友戴安道，便半夜乘船冒雪去访他。走了一宿的水路到了戴家门口。此时，按俗常人作为，一定推门进去，两人相见大喜，推杯换盏以尽其欢。可是王子猷没进去，他认为乘兴而来，行了一宿兴致已尽，满足了，回去吧。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浪费时日与精神，目的未至，无用功，只有名士才会有如此离奇之举。谁也不是王子猷，无法度其腹，但是一夜的行程对于他来说一定是很有兴味的，倘若见上戴安道，皆大欢喜，反而一点意思都没有，也不那么合一个人的脾性。有一阵子我信手把每一日做的事巨细记下来，回头看了，没有一件属于大事，也没有一件有创造性，都是琐屑状态，或者琐屑状态的延伸。譬如有一天记着，上午读北齐碑，下午临北齐碑，晚上有人来谈碑帖。我喜欢那些旧时代的物品，残破的迷离的，像夏日傍晚斑驳的树影，让人看起来恍恍惚惚，为此把时间都放进去。要说现实意义深远意义，一点也没有，可是心里喜悦。喜悦算不算一种非物质的补偿呢？又一日记录了飞香港的过程。风雨交加中推迟再推迟，在空港吃了两回快餐，飞到香港上空居然下不去，盘桓几圈返回厦门。在机舱里闷坐了几个小时再度起飞，着陆时已全无欣慰感。过海关汹涌的人流又把过程拉得漫长，使人生出一肚子怨气来。过程都是由许多细节构成的，即便计算得再精准，还是要失手，现出许多意外。就像王子猷，本来执意要见戴安道的，却不料在桨声灯影里悄然转换了。日常生活的细节这么多，碎片的，琐屑的，稍有脱节，变数就无限之多，把结果全改变了。这也使许多过小日子的人趋于实际、实用，关注眼前的进程，对于玄远的不可靠的那部分，总是打哈哈地搪塞：再说，再说啊。
曾经到一个老旧小区拜访一位老者，在没有电梯的顶楼居住。耳重得很，只好笔谈。桌上有一堆笔，我取一支，写不出；再取一支，写不出；第三支也还是写不出字来。他慢腾腾转身拿出一支，说那些都不行，这支可用。为什么这么多无用的笔都不丢弃呢？以前也有个老人如出一辙，他说，也许等到夏天，里边的笔油融化了，又可以用了。环视四周，不大的房间，这里那里堆了许多食品的纸盒，为什么不丢弃呢？回答是可能用得上。何时用得上？那说不准。这个小区住的老人大抵都持如此想法，房子老了，应和着人老，光线被杂物遮挡了，空间变得拥挤，也就显得昏暗与沉闷。我想下一个来笔谈的人也会遇上我的情况，也会生出一堆疑问来。小区里布满锈迹，楼梯扶手锈了，每户的信箱锈了，大门锈了，栏杆锈了，防盗网锈了，映照着许多日子过去。一个人垂老，桑弧蓬矢之志乌有了，也就与最日常的生活情节交集——眯着眼睛晒晒冬日的太阳。与另一头的老人电话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有滋味没滋味地吃饭喝汤，饭粒汤水落在地上。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地看着电视，眼神茫然着。白日如此过，晚间也就是早早擦洗早早躺下。人老了，少有人来往。和他同龄的人许多不在了，在的人也走不动，正如他也走不动去看她，彼此如参商二星。此时，欧洲的难民叙利亚的战争，世界上的大事小事他都无须关心了，保自己平安，已是最好。不摔倒上升为最有意义的高度——即便这位老者逐日而走曾经辉煌，如今，不摔倒这个状态压倒一切。最日常生活的基本要求，在越往后的时日里，已经比他有过的声名、业绩更值得家人重视了。
有人问我是不是成日写文章，我说不是，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认为旧文人衣带渐宽形容枯槁，都是写文章导致的，今日教授也当如此。我往往写完一篇以后就会觉得厌倦，接下来就不会再写了。有时还会想，就是再写它一万篇又怎么啦，如此辛苦。于是有一段时日无所事事。我有半抽屉的硬笔，书写时看着笔管里的黑色汁液渐渐由长变短，最后归于无，就丢弃再取一把。一把复一把，消耗着时日。手写比不过打字的速度，就像老牛跑不过汽车。我无意于速度，但一篇下来，由零乱的草稿到抄正，还是让人感到了辛苦。自己又想效古人持守于手写，也就总是放不下。我觉得自己有些理想化，古人都死了那么久了，哪里懂得有个人还在沿用老旧方式，既用毛笔，也用硬笔，承传着这种慢生活的姿势，且有终身不废之意。充分地利用着手，以自己的手感，徐徐推进。不需掩饰的是有所厌倦时，就搁笔。后来又想写了，又再度提笔。在没有写的日子里，就和琐碎的事打交道，它们没有风雅颂那么优雅，却又不可缺少。我注意汉画像的生活场景时发现，除了经国之大义一类的题材，那些生活琐屑更为生动，庖厨烹饪，杀鸡剥狗，饮酒博弈，听歌观舞。再伟大的君王也是需要过日常生活的，在接受朝拜、下达诏令的背后，也许就是还原为一个酒徒、一个饕餮。琐屑往往冲淡了我写文的厌倦，又坐到书桌前了。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研究的那一摊，就像在荒岛上，管理好自己。岛向来是很孤独的意象，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即便真是在岛上，教授也不可能天天劳作，更多的时间可能躺下来晒晒太阳看看风景。那种天天都在创作、研究的人，我以为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是超人。我没有资格成为超人，有时涌来的琐事让人心烦，尽管快刀斩乱麻地理会了，还是无法安心地坐在书房里，它的确搅乱了人的快乐。不过美术学院有创作假，要创作重大题材是可以请创作假的，申请到一整块时间，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创作。可是我从未请过创作假，因为我创作的都是个人小题材，再说，我也觉得自己在创作假中一定是写不出东西来——它太郑重其事了，也太给人压迫了。相比之下，还是更乐意在琐屑的日子中动笔。写上一段，电话忽然来了，马上跑到楼下去取一个快件，上来接着写——我如今已经有了把思路迅速接上的能力，绝不会恼火地说，你看，把我的思路都弄断，今日写不成了。也不会正儿八经地对家人说，这半天都不要吵我了，我要创作了。有时写到酣处，太太在那边惊叫：这么大的蟑螂跑出来了。我也得扔下笔去追打，要不，蟑螂就窜到橱子里去了。我觉得达到了《暗算》中那个密码破译专家黄依依的境界，此刻正在谈笑风生，忽然进入缜密的推算里。让日常生活的琐屑包围我，我更随意和习惯了。
接下来就到了正月。在一个村落，这一天正好是一个神明巡村的日子。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老人会的指导下，抬着神沿着村子谨慎而郑重地行走。正午到了，宴席的桌子还未支起，主人若无其事地招呼大家一杯又一杯地喝茶，说不急，按村规，午宴得在一点钟方能启动。虽然入乡随俗，等待还是让人心急——往往在这样的心态下，时光过得尤其缓慢，墙上的钟摆渐渐有些停滞了。总是有一些习俗，来测量人们在常态生活中的速度观，看到被制约时的心理、生理的微妙之变。跑到厨房看看，老太太正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灶里塞着干枯的花生梗，炊烟弥漫了整个灶房。她说不用煤气也好，慢慢来，柴火煮过的食物会更加香美，有一种烟火气在里边。后来，人们还是提前五分钟举起了急不可耐的筷子——并不是源于饥饿，而是耐性到了最后还是不能持守村规。再接下来就是听听社戏。临时搭起的戏台，请来的山村戏团这些天都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开唱，急管繁弦里，那位生角正提一条马鞭英气勃勃，过千山万水，转眼已是几年过去；那位旦角则水袖飘甩，哀婉莺啼一曲九回肠，眉梢眼角都是风情。下面百来张竹椅稀稀落落地坐着的倾听者，已是心事平和，和着台上的节律，渐渐沉醉——会坐下来的最终还是坐了下来；不会坐下来的，匆匆而过。村里不会因为看戏的人每年无多而放弃这笔钱的投放——每个人都会由年轻而老迈，节奏由迅疾而徐缓。那个时节到了，哀时伤逝，赴节应响，都会自然地坐下来，面对台上永远青春的容颜、永远悠扬婉转的唱腔。
最后，曲终人散。
台湾影片《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风行一时，片中女孩沈佳宜说：“人这一生，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我惊异一个没有皱纹的女孩能说出如此沧桑的话语。不过事实的确如此啊。那些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琐屑在变动不居中贯穿了人的整个过程。所谓日常，正在于它们是无法剔除的。
责任编辑：鲍伯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