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住过一次阿拉巴霍酒店，那是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的秋天。那时还钻木取火。艾伯特·爱因斯坦预言会发明“轱辘[1]”，但无法用普通男女能听懂的语言说清楚将会是什么形状和有什么用途。当时总统是一个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卖酒是违法的。我是哈佛大学一年级生。
我是根据我的恩主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指示在行事。他写信告诉我，要我重演一次他大学一年级时的荒唐事儿，那就是带一个漂亮姑娘去纽约观看哈佛与哥伦比亚的橄榄球赛，然后在阿拉巴霍酒店有名的餐厅把一个月的生活费花在两个人的一顿龙虾晚餐上，有牡蛎和鱼子酱等等下酒。后来还要去跳舞。“你一定要穿正式的礼服，”他说，“你一定要像一个喝醉了的水手那样大手大脚地给小费。”他告诉我钻石大王詹姆·布拉迪有一次同人打赌，一口气吃了四打牡蛎、四只龙虾、四只鸡、四只雏鸽、四块T骨牛排、四块猪排、四块羊排。丽莲·拉塞尔在旁观看。
麦康先生写那封信时可能喝醉了。“只用功不享乐，”他说，“孩子要傻的。”
我带去玩的姑娘，是我室友的孪生妹妹，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真正爱过的四个女人之一。第一个是我母亲。最后一个是我妻子。
那姑娘的名字叫莎拉·威亚特，她才十八岁，我也是。她在马萨诸塞州威斯利上一家有钱姑娘上的很舒服的二年制女子大学，叫松庐学院。她家住在波士顿北面普莱兹卡斯社区，去格罗斯特的路上。我们一起在纽约市的时候，她暂住在她姥姥家，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寡妇的家里。那是块奇怪的地方，尽是死胡同、小公园和伊丽莎白式的住家旅馆，名叫都铎市，靠近东河，实际上跨越四十二号街。真巧，我儿子现在也住在都铎市。还有莱兰·克留斯先生和太太。
天下真小。
一千九百三十一年那天我坐出租汽车到都铎市去接莎拉到阿拉巴霍酒店去玩时，都铎市还相当新，但已经破了产，几乎空着没有什么人住了。我穿着一套克利夫兰市最好的裁缝为我量身定制的进餐礼服。我有一只银烟盒和银打火机，都是麦康先生送我的。我的皮夹子里有四十元钱。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四十元现金就可以把整个阿肯色州买下来了。
我们又碰到身材大小的问题了。莎拉比我高三英寸，但她不在乎。因为我到都铎市去接她时，她穿着高跟鞋配她的晚礼服，由此可见她根本不在乎。她对我们两人个子高矮不相称毫不在乎，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七年后莎拉·威亚特答应嫁给我。
我到的时候她还没有打扮好，因此我得同她姥姥苏顿太太聊一会儿。莎拉那天下午在看橄榄球赛时就警告过我，不能向苏顿太太提起自杀的事儿，因为苏顿先生就是在一千九百二十九年股票市场垮台时从他在华尔街的办公室窗户跳楼自杀的。
“苏顿太太，你这屋子真不错。”我说。
“只有你一个人这么想，”她说，“太挤了，厨房里烧什么，你在这里都闻得到。”
这套公寓只有两间卧室。她真是落魄了。据莎拉说她以前在康涅狄格州有养马场，第五大道上有宅邸，如此等等。
小小门厅的墙上挂满了大萧条前赛马得来的蓝缎带。“您赢过不少蓝缎带。”我说。
“不对，”她说，“是马赢来的。”
我们坐在起居室中央一张牌桌边的两把折叠椅上。没有沙发，没有卧榻。屋子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家具——书橱、写字桌、储物柜、高脚桌、矮脚桌、碗橱、衣橱、落地座钟等等。我连窗户都找不到了。我发现她还收留佣仆，全部十分年老。一个穿制服的女佣开门让我进去后就隐身到两只气派吓人的大立柜中间的夹缝中去了。
这条夹缝里如今出来了一个也穿制服的司机，问苏顿太太晚上是不是要坐“电瓶车”上哪儿去。那时候许多人，特别是老太太，似乎都有电瓶车。那车看上去像装了轱辘的电话亭。下面是极重的电瓶。最快速度是每小时十一英里，每开三十英里左右就得充电。像帆船一样，是舵柄驾驶，不是方向盘驾驶。
苏顿太太说，她哪儿都不去，于是老司机就说，那么他就回旅馆去了。另外还有两个仆人，我没有瞧见。她们都要到旅馆里去过夜，让莎拉用本来是她们的那间卧室。
“我想你一定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像暂时的吧。”苏顿太太对我说。
“不，夫人。”我说。
“这里是相当永久性的，”她说，“没有一个男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改变现在这个处境的，我是这样养大的，我是这样教育大的。”
“是啊，夫人。”我说。
“穿着你这身晚宴礼服，除了英国女王，对谁也不应该称呼‘夫人’。”她说。
“我一定记住。”我说。
“当然了，你还是个孩子。”她说。
“是啊，夫人。”我说。
“再跟我说一遍，你同麦康家有什么亲戚关系。”她说。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谁，我同麦康家有什么亲戚关系。我常说的是另外一个谎话，这个谎话像其他有关我的事情一样，是麦康先生想出来的。他说，承认我父亲一文不名，也许是容易为人接受的，甚至是时髦的。可是承认自己的父亲是个仆人，那就不行。
这个谎话，我现在告诉苏顿太太，是这样的：“我父亲为麦康先生工作，是他收藏的艺术品的保管人，他也向麦康先生提些收购的意见。”
“一个有教养的人。”她说。
“他在欧洲学过艺术，”我说，“他不是做买卖的。”
“一个梦想家。”她说。
“是的，”我说，“要不是麦康先生，我上不起哈佛大学。”
“斯代布克，”她想着说，“我想这是楠塔基特一家名门。”
对此我也有了准备。“是的，”我说，“不过我的曾祖在淘金热的时候离开了楠塔基特，以后就没有回去过。我将来一定要到楠塔基特去看看以前的记录，看看对得上对不上。”
“原来是加利福尼亚一房的。”她说。
“实际上是到处为家，”我说，“是啊，加利福尼亚，不过也去过俄勒冈、怀俄明、加拿大、欧洲。不过他们都是读书人——当教员的，或者别的。”
我成了纯粹的燃素——一种很久以前存在于想象中的元素。
“捕鲸船长的后代。”她说。
“我想是吧。”我说。说起谎来我丝毫不感到不自在。
“在这以前是北欧海盗。”她说。
我耸耸肩。
她很喜欢我，而且以后一直到死都如此。莎拉后来告诉我，苏顿太太常常管我叫作她的“小海盗”。没有等到莎拉抛弃我，她就去世了。她死于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左右，死时身无分文，屋子里除了一张牌桌、两把折叠椅、一张床以外别无长物。为了养活自己和老佣人，她把什么都卖了，因为她们离开她就没有地方可去，没有饭吃。她比她们都死得晚。女佣蒂莉是佣人中死得最晚的。蒂莉死后两星期，苏顿太太也去世了。
回到那一千九百三十一年，我在等候莎拉梳妆打扮的时候，苏顿太太告诉我，麦康先生的父亲，即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创建人，在她童年时代度过夏天的地方，缅因州的巴港，造了一所当地最大的房子。房子落成时，他开了一个大舞会，有四个乐队，可是没有一个人来参加。
“那样冷落他，似乎很漂亮，很有气度。”她说，“我记得我在第二天很高兴。我如今不由得奇怪，当时是不是有点疯了。我不是说不去参加舞会，或者伤丹尼尔·麦康的感情有点疯。丹尼尔·麦康完全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疯的是我们以为上帝在瞧着，赞赏我们的行动，为了我们冷落丹尼尔·麦康而在他身边给我们留了座位。”
我问他麦康家在巴港的宅邸后来怎么样了，我的恩主从来没有向我说起过。
“麦康先生和太太第二天就从巴港销声匿迹了，”她说，“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我想。”
“是的。”我说。一个儿子成了我的恩主，另一个儿子成了库耶霍加桥梁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一个月后，”她说，“劳动节[2]前后——虽然当时还没有劳动节——夏天快过完时，来了一列专车。大约有八节货厢，三节装满工人的客厢，是从克利夫兰市来的。他们大概是麦康先生厂里的工人，脸色特别苍白。我记得，他们几乎都是外国人。究竟是德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是匈牙利人？没人分辨得出，巴港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他们睡在火车上，吃在火车上，又像牲口一样装在卡车上从车站开到宅邸，后来又装到卡车上开回车站。他们只搬宅邸里最好的艺术宝藏——博物馆里才有的油画、雕像、挂毯、地毯。”苏顿太太睁大眼睛，“唉，上帝，他们搬走的是些什么东西呀！接着工人就把窗户、门、天窗上的玻璃全部卸走。他们还卸走了屋顶上的瓦片，我记得有一块瓦片掉下来，把一个工人给砸死了。他们把玻璃和瓦片也都装在火车上拉走了，还在剥了瓦片的屋顶上钻了洞，这样这房子就无法修复，最后这些工人也走了。没有人同他们说过话，他们也不同人说话。”
“他们走得很离奇，看到的人都忘不了，”苏顿太太说，“那时候火车是很新鲜的玩意儿，又是鸣笛，又是打铃，在火车站上弄得闹哄哄的。但是那列克利夫兰市来的火车走得快得像鬼一样无声无息。我想司机一定奉丹尼尔·麦康之命不要鸣笛打铃。”
这样，巴港的最豪华宅邸和它大部分的装饰就这样任它们衰败了，还有床上铺着的床单、毛毯、鸭绒被，柜子里放的瓷器和水晶器皿，地窖里藏着的成千瓶美酒佳酿。
苏顿太太闭上眼睛，想起了那宅邸一年年的衰败。“对谁都没有好处，斯代布克先生。”她说。
年轻的莎拉从家具夹缝中出来，她终于梳妆打扮好了。她佩戴着我送的两朵兰花。这也是亚历山大·汉密哈顿·麦康的主意。
“你真美丽！”我狂喜地从折叠椅上站起来。真的，她身材苗条，亭亭玉立，一头金发，眼睛碧蓝，皮肤光滑的像缎子，牙齿洁白的像珍珠。但是，她所散发的性感魅力却和她姥姥的牌桌不相上下。
在此后七年中情况一直是如此。莎拉·威亚特认为男女间的事就像滑跤一样很容易避免。要避免它，她只需让求爱者知道他要对她做的事是多么好笑就行了。我第一次吻她是一周以前在威斯利，我突然发现自己被当作单簧管一样在吹。莎拉却哈哈大笑，嘴唇仍贴着我。她搔我痒痒，把我的衬衫尾部拉出来，弄得我狼狈不堪。真可怕。她的笑声既不是姑娘气的，羞答答的，也不是那种男人期待的能够挑逗他们情欲的笑声。她的笑声是人们在看马克斯兄弟演的滑稽片时发出的那种畅怀大笑。
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就会有一句话不断冒头要我用上：“蠢货。”这实际上是个哈佛同学说的，他也请莎拉出去玩过，我记得顶多只有两次。我问他对她的看法，他悻悻然说：“蠢货！”他叫凯尔·丹尼，费城来的一个足球运动员。最近有人告诉我凯尔在日本人轰炸珍珠港那一天在浴缸里摔死了。他的脑袋磕在水龙头上，开了花。因此我可以十分精确地记得凯尔·丹尼的忌日：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
“你的确很好看，亲爱的。”苏顿太太对莎拉说。她老得可怜，大概比我现在小五岁。我以为她因为莎拉的美丽而要哭了，还要说些美丽只能维持几年就完了的话。可是她很聪明。
“我觉得很别扭。”莎拉说。
“你不觉得自己美？”她姥姥问。
“我知道我长得美，”莎拉说，“我对着镜子瞧，心里想，‘我真美’。”
“那么有什么不对呢？”她姥姥问。
“长得美真滑稽，”莎拉说，“有人丑，我却美。瓦尔特说我美，你说我美，我说我美。人人说，‘美、美、美’，你不免想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好乐的。”
“你的美使人快乐。”她姥姥说。
“你使我快乐。”我说。
莎拉笑道：“这真蠢，真笨。”
“或许你不应该总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她姥姥说。
“这就像叫一个矮子别想他是个矮子。”莎拉说，又笑了。
“你不该再说什么一切都很蠢，很笨。”她姥姥说。
“一切的确是又蠢又笨。”莎拉说。
“你长大后会知道不是这样的。”她姥姥说。
“我觉得年纪大的人都假装明白世界上的事，什么都很严肃正经，都很好，”莎拉说，“其实大人并没有发现什么我所不知道的新东西。也许，要是大家年纪大了以后不那么严肃正经，我们如今就不会有萧条了。”
“一天到晚笑没有好处。”她姥姥说。
“我也能哭，”莎拉说，“你要我哭吗？”
“不，”她姥姥说，“我不想再听了。你同这个好小伙子出去，痛痛快快玩去吧。”
“我对那些涂钟面的女工的可怜遭遇就笑不出来，”莎拉说，“这是我笑不出来的一件事。”
“没有人要你这样做，”她姥姥说，“快去吧。”
莎拉说的是当时很出名的一桩工业悲剧。莎拉的家庭也卷在中间，很不痛快。莎拉告诉过我，她对这件事很不痛快，她的哥哥（我的室友），她的父母都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虽说悲剧是慢慢酿成的，但一旦开始以后就止不住。悲剧开始于他们家的钟表公司，这公司设在马萨诸塞州的布罗克顿市，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公司之一。这个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威亚特家从来没有想辩解过，也没有雇律师辩解过，这是不能辩解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千九百二十年代，美国海军和威亚特公司签订了一个合同，要求他们制造几千只标准化的舰上用钟，可以让人在黑暗中看清钟点。钟面黑色，指针和数字需要手工涂上含有放射性元素镭的白漆。大约有五十个布罗克顿的妇女，大多数是该公司职工的亲属被雇来上漆。这是她们赚些外快贴补家用的机会，家里有幼小子女需要照顾的女工还可以带活回到家里做。
后来这些妇女都惨死了，或者快要死了，她们的骨头碎裂，脑袋烂掉。原因是镭中毒。据她们在法庭上揭露，工头告诉她们，要使小刷子的头保持尖细，得不时地用嘴唇把它捋得尖尖的。
真是命运作怪，这些不幸妇女之中某个人的女儿，后来却成了我在“泪谷[3]”中曾经爱过的四个女人之一——其余三个是我的母亲，我的妻子，莎拉·威亚特。这个女人的名字叫玛丽·凯塞琳·奥朗尼。
注释：
[1]发明“轱辘”（the invention of the wheel）：这里指的是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广义相对论中“弯曲时空”的模型像一个车轮，故作者用“轱辘”来指代。
[2]劳动节（Labor Day）：美国的劳动节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3]“泪谷”（vale of tears）：这里喻指现世，浮世劫。这个短语出自《圣经旧约·诗篇》第84篇第6节，“他们经过‘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