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基尔戈·屈鲁特[1]又回来了。他在外面没法混。这并不丢脸，很多好人在外面没法混。
我今天早上（1978年11月16日）接到一封信，是印第安那州王冠岬[2]一个名叫约翰·费格勒的年轻陌生人寄来的。王冠岬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抢银行的惯盗约翰·狄林吉[3]从那里越狱逃跑。狄林吉用肥皂做了一把手枪，在上面涂上鞋油，然后用这把手枪威胁狱卒，逃了出去。看他的狱卒是女的。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还有她的灵魂。狄林吉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的“侠盗罗宾汉”。他葬在印第安那波利斯的王冠山公墓中，就在我父母的墓地附近——也是我妹妹爱丽斯的墓地附近，爱丽斯比我还要崇拜他。葬在那里的，葬在全城最高点王冠山顶上的，还有“本省诗人”詹姆斯·惠特康·芮利[4]。我母亲小时候跟芮利很熟。
狄林吉是被联邦调查局特工当场拔枪打死的。他在一个公共场所遭枪杀，尽管他并没有想逃跑，也没有想拒捕。因此我对联邦调查局不怎么敬重由来已久。
约翰·费格勒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中学生。他在信中说把我的作品几乎都读过了，如今打算点穿我至今为止所有著作的一个核心思想。下面是他的原话：“爱虽败而礼必胜。”
我觉得这话说得很对——而且很全面。因此我现在——五十六岁生日才刚过五天——非常汗颜，感到根本不需要写好几本书。人家一封七个字的电报就道破了我所有著作的核心。
不是开玩笑。
可是年轻的费德勒这一针见血的话来得太迟了。我已经快要写完另外一本书了——就是这本。
这本书中的一个次要人物，“肯尼斯·惠斯勒”，灵感得自我父亲一辈的一位印第安那波利斯人。他的真名叫鲍威斯·哈柏古[5]（1900-1949）。有关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书有时会提到他，因为他在几次罢工和抗议杀害萨柯和樊才蒂等事件中表现得很勇敢。
我只见过他一次。我同他，还有我父亲和亚力克斯叔叔，我父亲的弟弟，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市中心斯特格梅耶酒店一起吃午饭。我那时刚从欧洲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来。那是1945年7月。第一颗原子弹还没有扔在日本。那是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事。真想象不到。
我当时才二十二岁，还穿着军服——一个一等兵[6]，在去参战以前是康奈尔大学化学系学生，因为成绩不及格而退了学。我的前途不妙，没有家族企业要我接班。我父亲的建筑事务所已经倒闭，他也破了产。不过我还是订了婚，心想：“除了妻子以外还有谁愿意同我睡觉呢？”
我在别的书里已经令人讨厌地说过，我的母亲不愿再继续活下去了，因为她不能再和结婚时一样做城里最有钱的女人之一了。
安排这顿午饭的是亚力克斯叔叔。他和鲍威斯·哈柏古是哈佛同学。哈佛大学贯穿本书，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这所大学。我后来在那里教过书，时间很短，没有什么成绩可言，那时我自己的家庭也濒于破裂。
我当时向一个学生吐露了这件事——我的家庭就要破裂。
对此，他的答复是：“这看得出来。”
亚力克斯叔叔在政治上很保守，要不是因为哈柏古与他是哈佛同学，我想他是不会同他一起吃饭的。哈柏古当时是工会的负责人，也是当地产联[7]的副主席。他的妻子玛丽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担任社会党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
说实话，我第一次在全国选举中投票时，投的就是诺门·托马斯[8]和玛丽·哈柏古，不过，当时压根儿不知道她也是印第安那波利斯人。那一次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哈里·S·杜鲁门赢了。我当时以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对老百姓有好处。我在军队里不过是个一等兵，当然是个老百姓。
这次之所以会同哈柏古相见，是因为我对亚力克斯叔叔说，我离开军队以后想到工会找个工作。在当时，要在经济上从老板那里争取一些公平待遇，工会是个很可钦佩的组织。
亚力克斯大概这么想：“上帝保佑。要同愚蠢相斗，真是连天神也赢不了。好吧，至少有一个哈佛出身的人，可以同他讨论讨论这个荒谬的梦想。”
（“天神和愚蠢相斗”这话是出自席勒[9]之笔。后来，尼采也回应道：“同无聊相斗，真是连天神也赢不了。”）
就这样，亚力克斯叔叔和我坐在斯特格梅耶酒店，要了啤酒，等待父亲和哈柏古的驾临。他们说好分开来的，因为要是他们一起来，路上肯定没什么话可说。那时父亲已对政治啦、历史啦、经济啦等等完全失去了兴趣。他常说，空谈太多。对他来说，感觉比观点更有意义——特别是手指触摸自然物体的感觉。二十年后他临死时还说，他后悔没有当陶工，那样就可以就可以一天到晚揉泥块。
对我来说，这很伤心——因为他受过良好教育。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把聪明才智随便扔掉，就像一个仓皇退却的兵一路上把步枪和背包都扔掉一样。
别人却觉得这很好。他在本市是个极受敬重的人。他的双手极巧，待人也总是彬彬有礼，没有心眼。在他看来，手艺人个个都是圣人，不论那些人实际上是多么卑鄙或愚蠢。
附带说一句，亚力克斯叔叔的手什么也干不来，我的母亲也是。她连一顿早饭也不会烧，一颗纽扣也不会钉。
鲍威斯·哈柏古能挖煤矿。那就是他从哈佛毕业以后干的事。别的同学都到家族企业或者交易所、银行等地方去工作，他却去挖煤。他认为要做劳动人民的真心朋友，本人就得是个工人——而且还应该是个好工人。
因此我不得不说，当我开始了解我父亲的时候，在我自己算得上成人的时候，我父亲却开始做一个从生活中全面退却的好人。我母亲早已投降认输，从我们家的组织表上消失了。失败的氛围就这样一直伴随着我。因此，我对像鲍威斯·哈柏古那样勇敢的老战士一直心怀崇敬；还有别的一些人，他们仍然渴望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他们对于怎样从失败的利爪下夺取胜利仍有很多的主意和办法——“如果我要活下去，”
我这么想，“我最好以他们为榜样。”
我有一次曾经想写一本关于我父亲同我在天堂团圆的小说。实际上，本书的初稿就是那么开始的。我希望在小说里成为他的真正好朋友。但结果是小说写得很不顺手，写我们熟悉的真人的小说常常是那样。在天堂里，你愿意多大就多大，只要你在地球上到过那年龄。比如，标准石油公司创业者约翰·D·洛克菲勒在天堂里只要不出他实际在世年龄九十八岁，自己愿意要多大就多大。古埃及国王图特在天堂里只要不出他实际在世年龄十九岁，自己愿意多大就多大。别人也是这样。作为小说的作者，我感到很泄气，因为我父亲在天堂里选择只要九岁那么大。
我自己选了四十四岁——外表令人敬重，对异性仍有相当吸引力。我见到父亲时不禁感到又难堪又生气。他就和一个九岁孩子那样像只小猴子，眼珠骨碌碌地转个不停，双手乱动。他有用不完的铅笔和拍纸簿，老是跟在我的后面，什么都画，画完了就死乞白赖地要我说好。不是老相识的人有时问我，这个陌生的小孩子是谁，我不得不据实回答：“这是我的父亲。”因为在天堂里是说不得谎话的。
大孩子喜欢欺侮他，因为他不像别的孩子，他不喜欢说孩子气的话，玩孩子玩的游戏。大孩子常常追赶他，把他捉住，把他的裤子、裤衩剥下来扔到地狱口里。地狱口看上去像口许愿井，不过没有水桶、绞车。你趴在地狱口的边上可以听到轻微的声音：下面很深很深的地方有希特勒、尼禄王、莎乐美、犹大那样的人在叫饶命。我可以想象，希特勒本来已经吃足了苦头，如今还不断地被我父亲的裤衩蒙住脑袋。
我父亲每次被人剥掉裤衩，就跑来找我，脸上气得发紫。往往是我刚交了几个新朋友，正准备给他们留下一个态度潇洒的印象的时候，我父亲就出现了，又哭又骂，露着摇摇晃晃的小鸡鸡。
我向我母亲告状，可是我母亲说她不认识他，也不认识我，因为她只有十六岁。我又甩不掉他，只能叱骂他几声：“瞧在老天爷的份上，父亲，请您快点长大好不好？”
事情就是这样。这部小说一定会令人非常不愉快，因此我就搁笔不写它了。
现在是1945年7月，父亲走进了斯特格梅耶酒店，仍旧生气勃勃。他当时的年龄大概与我现在相仿，是个对再婚续弦毫无兴趣，对找一个不论哪样的情人都无明显愿望的鳏夫。他留着一撮大胡子，就像我现在留的那样。当时我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
当时一场可怕的苦难——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崩溃，继之以一场全球性的大战——正快要结束。到处都有战士开始复员回家。你可能以为父亲会对这件事，会对正在诞生的新纪元发表意见，哪怕是十分随便一带而过的意见，但是他没有。
相反，他却说起那天早上他遇到的一件意外的事，而且说得娓娓动听。他在开车进城的路上，看到一所老房子正被人拆掉。他停了下来，走近一看屋架子，发现前门门槛的木材很少见，他最后判定是杨木。那木头大约有八英寸[10]见方，四英尺[11]长。见他这么喜欢这块木头，拆房子的就送给了他。他向他们借了一把锤子，把能够发现的钉子都起了出来。
然后他把这块木头送到锯木厂，要他们把它剖成木板，以后再决定其用途。他主要是想看看这种不常见的木材的纹理。锯木厂要他保证里面不留一枚钉子。他做了这样的保证。谁知木头里面还有一枚钉子没有被起掉，因为钉帽已经脱落，所以看不出来。圆锯碰到钉子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锯子给卡住了，可是传动带还在转，因此冒出了一股烟。
如今父亲得赔一把新锯、一条新带，锯木厂还叫他以后别再送这种用过的木材上门来。但他却觉得很开心。这故事可以说是那种似乎对谁都有点教育意义的童话故事。
亚力克斯叔叔和我对这个故事没有很强烈的反应。和父亲所有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像只鸡蛋那样包裹严密，自成一体。
我们又要了几杯啤酒。亚力克斯后来成了“匿名酗酒者互助会——印第安那波利斯分会”的联合创建人，尽管他的太太常常特别声明他本人从来不酗酒。他如今开始谈到哥伦比亚罐头公司，这是鲍威斯·哈柏古的父亲威廉（也是哈佛大学出身）1903年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创办的一家罐头厂。这家公司在工业民主方面的实验很有名，不过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我以前没有听到过的事情可多着哩。
哥伦比亚罐头公司以生产番茄汤、辣椒酱、番茄酱等食品为业，因此极大程度上依赖着番茄。这家公司到1916年才转亏为盈。不过它刚赚钱，鲍威斯·哈柏古的父亲就开始把他认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都能得到的一些福利提供给他的职工。其他两个主要股东是他的弟弟，也是哈佛大学出身，他们同意他的意见。
于是他成立了一个由七名工人组成的委员会，就工资和工作条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未经任何人催促，董事会就早早地宣布以后不再有淡季解雇的事发生，即使他们是极具季节性的行业。董事会还宣布休假期间工资照付，工人及其家属医疗免费，病假发病假工资，退休有退休计划，公司的最终目的是以股票代替奖金，通过这个办法，把公司变成工人的产业。
“公司破了产。”亚力克斯叔叔说，语气里面有着一种达尔文式的恶意的满足。我父亲没有说什么。他很可能根本没有在听。
我现在手头有一本迈戈尔·D·玛卡西奥著的《热心家哈柏古三兄弟》（夏绿蒂威尔，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书名里的“三兄弟”是哥伦比亚罐头公司创建人威廉和他的兄弟诺门、赫钦斯，后两人也是哈佛大学出身，都是在纽约市内和纽约一带活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记者、编辑和作家。据玛卡西奥说，哥伦比亚罐头公司在1931年受到大萧条致命冲击之前，办得相当成功。大萧条后许多工人走了，留下来的（工人）工资也减了一半。公司对它的职工要采取比较传统的态度，即使他们是股东也罢。他们大多数确是股东。实验就此结束。根本没有什么钱能再花在这上面。过去因为分享利润计划而得到股票的人，如今就成了一家濒临停业的公司的股东。
它倒是没有马上完全破产。在亚力克斯叔叔、父亲、鲍威斯·哈柏古和我四人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它实际上还存在着。不过它那时只是一家普通的罐头厂了，发的工资不比别的罐头厂多一分钱。到1953年就完全卖给一家大厂了。
这时鲍威斯·哈柏古进了饭馆，他是个模样平常的中西部盎格鲁-撒克逊后裔[12]，身着一套廉价的商务套装，衣领上别着一枚工会徽章。他兴高采烈。他跟我父亲不是很熟，跟亚力克斯叔叔却很熟。他为迟到道了歉。那天上午他上了法庭，为几个月以前一次罢工时发生的殴打作证。他本人与殴打没有关系。他那一身是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他如今不再同人殴斗，也不再遭人痛打或被关在牢里了。
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说的故事比父亲说的或亚力克斯叔叔说的要好听得多。他在领导反对杀害萨柯和樊才蒂的示威以后，曾给关进一所疯人院里。他曾经同约翰·L·路易斯[13]领导的联合矿工工会的组织者斗争，因为他认为他们太右倾。1936年他任产联的组织者，在新泽西州的坎姆登领导对RCA公司[14]的罢工。他因此被关进监牢。好几千名罢工工人包围了监牢，有点儿像一伙“暴民”——不过不是想用私刑处死关着的人，而是要救他。监狱长细忖之下，觉得还是把他放了为妙。他说啊说的。他说的故事，我把我所记得的一部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放在了本书一个虚构人物的嘴里。
后来我发现那一整个上午他在法庭上也是在讲故事。法官听得入了迷，法庭上的人几乎个个都听得入了迷——大概是因为他说的那些事儿都具有极高的风险却毫无自私的动机。我想法官一定是怂恿哈柏古没完没了地讲下去的。在那时候，劳工运动史可以说是一种诲盗诲淫的东西，如今更是这样。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好人家的家里，不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工人受苦和大胆斗争的事仍是说不得的犯忌的事。
我还记得那个法官的名字，他叫克雷康。我之所以能够这么容易记得他的大名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月亮”的中学同学。
据鲍威斯·哈柏古说，月亮·克雷康的父亲在中午休庭之前向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哈柏古先生，为什么一个出身于名门而又受过这样好的教育的人愿意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
“您问为什么？”据哈柏古说他这样回答，“是因为基督在山上的教谕[15]，法官阁下。”
月亮·克雷康的父亲听了此言便宣布：“本庭休庭至下午二时。”
基督在山上的教谕究竟是什么？
那是耶稣·基督的预言，他说精神上贫乏的人会进天国；悲悼的人会得到安慰；驯良的人会成为人世的主人；渴望正义的人会得到正义；慈悲的人会得到慈悲的对待；心地纯洁的人会见到上帝；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会被称作上帝的儿子；为正义而遭受迫害的人也会进天国等等。
本书中受到鲍威斯·哈柏古启发而写的人物没有结婚，有饮酒过度的问题。而鲍威斯·哈柏古是结了婚的，并且就我所知，没有很严重的饮酒过度的问题。
还有一个次要人物，我叫他“罗埃·M·康恩[16]”。他是以那个名叫（我不得不承认，这有点太直截了当）罗埃·M·康恩的著名反共分子、律师、企业家为原型的。我把他写在书里是昨天（1979年1月2日）通过电话得到他的许可的。我向他保证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利，要把他写成一个不论起诉他人还是为人辩护都振振有词、颇有成效的律师。
那天中午与鲍威斯·哈柏古一起吃完中饭，在回家的路上，我亲爱的父亲在车上久久沉默，一言不发。我们都搭我父亲的普利茅斯轿车，由他开车。大约十五年后，他因开车闯红灯被拘。那时发现他已经二十年没有驾驶执照了——这就是说，我们同鲍威斯·哈柏古一起吃中饭的那一天，他也没有驾驶执照。
他的房子在乡下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开到市郊时，他说我们要是运气好的话会看到一条奇怪的狗。他说那是一条德国牧羊犬，因为经常被汽车撞，已经站不起来了。但是那条狗一见到汽车仍要蹒跚地出来追赶，目无惧色，怒气冲天。
但是那天那条狗没有露面。不过的确有这条狗，我后来独自开车经过时看到过。它趴在公路边上，准备用牙齿狠狠地咬我前面右轮的车胎。它冲刺的模样叫人可怜。它的后半截身子几乎已动弹不得了，只能用两条前腿所剩余的力气拖着，仿佛拖的是一只乘船箱。
那是原子弹被丢在广岛的那一天。
还是回过来说我同鲍威斯·哈柏古一起吃中饭的那一天。
父亲把汽车停在车房以后，终于对这顿饭说了一句话。他对哈柏古谈到萨柯和樊才蒂案件时那么激动的样子感到不解。那起案子毋庸置疑是美国历史上最耸人听闻、最能引起人们激烈辩论的司法误判案件之一。
“你知道，”父亲说，“我完全没想过对他们罪行的判定有什么问题。”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纯洁的艺术家。
本书提到的罢工工人和警察、军队的一次暴力对抗，叫作库耶霍加大屠杀。我把许多以前发生的这样的暴力对抗事件拼凑在一起，虚构了这次大屠杀。
在本书主要人物瓦尔特·F·斯代布克的心目中，那是一个传奇。他的一生都受到了那次屠杀的附带影响，尽管这次屠杀发生在一千八百九十四年[17]圣诞节早上，早在斯代布克出生之前。
故事是这样的：
1894年10月，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当时最大的一位老板，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创建人丹尼尔·麦康，通过工头通知他厂里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得减少百分之十。当时没有工会。麦康本人是苏格兰爱丁堡的工人阶级家庭出身，自学成才成为一名小机械工程师，饱经风霜，头脑聪明。
他一半的劳动力，大约一千人，在一个有演讲天赋的普通翻砂工人科林·杰维斯的领导下离开了工厂，迫使工厂关了门。就是原来的工资不减，他们也几乎无法靠那点钱养家糊口。他们全都是白人，大多数是在当地长大的。
那天连老天爷也在表示同情。天空和伊利湖水天一色，都是铅一样的死灰色。
罢工工人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家去，他们住的小屋就在工厂附近。其中许多都是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产业，他们街面儿上的杂货铺也是公司开的。
在这些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去的人中间，混着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出高价秘密收买的间谍和坐探，他们也装作像别人那样怨愤、颓唐。那家侦探事务所现在还在营业，生意兴隆，是归拉姆杰克集团完全控制的一家子公司。
丹尼尔·麦康有两个儿子，小的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当时二十二岁，大的叫约翰·麦康，二十五岁。亚历山大该年五月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成绩平庸。他性格软弱，害羞怕生，说话口吃。大儿子约翰是公司的继承人，在麻省理工学院上一年级时就因成绩不及格而退了学，后来一直是他父亲最信任的得力助手。
工人们不论是参加罢工的还是不参加罢工的都一致痛恨他们父子两人，但是又承认他们两人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懂铸炼钢铁。至于小儿子亚历山大，他们觉得他女孩子气，又蠢又胆小，不敢走近鼓风炉、锻炉、落锤等最危险的地方。工人们有时见到他就挥挥手帕，跟这个无用的男人打招呼。
多年以后瓦尔特·F·斯代布克——接下来要讲的这个传奇故事就存在于他的心目中——问亚历山大，他在哈佛毕业以后为什么到这样一个不友好的环境中去工作，特别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并没有坚持让他非去不可，亚历山大结结巴巴地迸出了一个回答，把他的话整理一下就是：“我当时相信有钱的人应该对他财富聚攒的地方有一点了解。不过，我那时真是幼稚。大笔的财产就应该不加怀疑地接受，或者一点也不要。”
至于库耶霍加大屠杀以前亚历山大的口吃，那不过是过分谦虚的客气表示。其实从来没有什么让他沉默三秒钟以上，把思想幽禁在心里的。
至于在他干劲十足的父亲和哥哥面前，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多说什么话的。他的沉默暗中掩盖着一个日益使他高兴的秘密：他终于像他们一样精通了业务。在他们宣布一个决定之前，他总能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天晓得，他也成了一个实业家和工程师了，只是别人还不知道而已。
十月里发生罢工的时候，他就能够猜到许多应该做的事情，尽管他以前没有碰到过罢工事件。哈佛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他在那里学到的东西无法使工厂复工。但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却能够，警察也能够，也许国民警卫队也能够。在他父亲和哥哥还没有把这话说出口之前，亚历山大就知道全国其他地方不讲工资多少什么活儿都愿意干的穷哥儿们多的是。他父亲和哥哥把这话说了以后，他就又学会了一点生意经：有一些公司常常伪装成工会，暗地里其实做的完全是招揽这种工人的生意。
到十一月底，厂里的烟囱又冒烟了。罢工的工人没有钱付房租、买吃的和烧的。他们的姓名早已被人通知方圆三百英里[18]以内的每家大工厂，让他们知道这些人尽是捣乱分子。他们名义上的领袖科林·杰维斯被关进了监牢，被控“谋杀”——当然是被陷害的——正在等候审判。
十二月十五日，科林·杰维斯的老婆，大家都叫她“大妈”的，带领二十个其他罢工工人的老婆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工厂大门口，求见丹尼尔·麦康。丹尼尔·麦康写了一张条子，叫亚历山大下来见她们，亚历山大居然一点儿也没有口吃，向她们大声宣读了这张纸条。里面说丹尼尔·麦康太忙，没有工夫见不再同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有关系的外人。还说她们弄错了，公司不是个慈善团体。她们要求救济，可以到自己的教堂或警察局派出所去，他们会给她们一份适当的慈善团体名单的。但是前提是，她们的确需要救济，而且自己也认为值得被救济。
杰维斯大妈对亚历山大说，她要他带回去的口信很简单：罢工工人愿意不讲条件回去工作。他们大多数人如今已被房东撵了出来，没有栖身的地方了。
“我很抱歉，”亚历山大说，“我能为你们做的只是再读一遍我父亲的字条，当然如果你们希望我这么做的话。”
亚历山大·麦康许多年后说，当时这次对垒，他一点也不犯愁。相反，他还很高兴，因为自己居然是这样一部可靠的“……机、机、机器”。
这时有个警长走上前来，警告这些娘儿们，她们聚众闹事，妨碍交通，危及公共安全，违反了法律。他以法律的名义命令她们立即散去。
她们乖乖地散去，退出了厂门前面的那个大型广场。那厂房正面的设计初衷是要使有文化的人能联想到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工厂的钟楼也是圣马可广场那个著名钟楼一半大小的仿制品。
亚历山大和他的父兄就是在这个钟楼的高塔上看着圣诞节早晨那场库耶霍加大屠杀发生的。他们各人都带着自己的望远镜。各人都带着自己的手枪。
钟楼上没有钟。下面广场四周也没有饭馆或商店。建筑师设计这个广场完全出于功利主义实用的考虑。它有充分的面积，可以供来往的四轮马车、马包车以及有轨马拉街车通过。在使工厂兼有堡垒的作用方面，建筑师也很讲究实效——暴民若要冲进大门就必须先经过那块空地。
当时只有一个报馆记者在场，他是《克利夫兰市老实人报》[19]派来的，该报如今也是拉姆杰克集团的一家报纸了。他跟那些娘儿们一起退出了广场。他问杰维斯大妈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当然了，她是没有什么办法的。罢工工人不再是罢工工人了，已成为被撵出了家的失业者。
不过她还是给他一个勇敢的答复：“我们还会回来的。”她还能说什么别的呢？
他问她什么时候再回来。
她的答复其实无非是冬天降临之际基督教徒诗意的空想而已。“圣诞节早上。”她说。
可是这句话被刊登在报纸上了，报馆编辑觉得这有威胁的含意。于是克利夫兰市这个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一下子闻名遐迩。同情罢工工人的人——牧师、作家、工会工作者、平民派政治家，诸如此类的人开始络绎来到克利夫兰市，好像是等候发生什么奇迹似的。他们直言不讳地反对当时的经济制度。
俄亥俄州的州长埃德温·金开德动员了一连国民警卫队来保护工厂。他们都是该州南部农村来的乡下小伙子，同罢工工人非亲非故，没有理由不把他们看作是不讲道理的扰乱治安分子。这些小伙子是美国式的理想人物：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平时安居乐业，一旦国家突然需要耀武扬威，他们就摇身一变从公民成为军人。他们总是仿佛从天而降一般的出现，让美国的敌人猝不及防，目瞪口呆；一旦任务完成，就又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美国的正规军呢，原来一直在打印第安人，打到印第安人再也无力反抗才罢手，如今已裁减到只剩三万人了。而全国各地乌托邦式的民兵，几乎都是农家子弟——因为工厂工人工作时间太长，健康状况不佳。不过，后来在西美战争中偶然发现，民兵在战场上毫无用处，因为他们的训练实在太差。
所以，在那个平安夜，当民兵开抵达工厂时，年轻的亚历山大·麦康得出这样的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根本不是军人。这些人由一辆专用列车送至铺设在工厂高高的铁篱笆内侧的铁轨支线上。他们从车厢里蹒跚地下来，到了卸货月台上，就好像是各有各自出门目的的普通旅客一般：他们军容不整，有的没有系上纽扣，有的上下扣错了。好多人光着脑袋，把军帽也丢了。几乎人人都带着各式各样的大箱小包，形状非常可笑，一点不像军人。
那么他们的军官怎么样呢？他们的上尉是俄亥俄州格林菲尔德的邮政局长。他们的两个中尉是格林菲尔德银行信托公司总裁的一对孪生儿子。邮政局长和总裁在本地为州长效过劳，这就是州长的酬报。这三位军官则又将上士、中士的职务委派给为他们效劳过的人。至于小兵们，都是普通的选民，或者是选民的儿子，他们能够做的不过是高兴起来对他们的上级表示一下轻蔑，或者嘲弄，使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一些而已。这种情况大概会世代相传下去。
在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卸货月台上，老丹尼尔·麦康终于憋不住向身旁一个优哉游哉地吃东西的士兵问道：“这里谁管事？”
说来也巧，他问的正是上尉，后者这么回答他：“这个嘛——不瞒您说，在下就是。”
说句公道话，这些民兵虽然荷枪实弹，刺刀上鞘，到第二天却是一个人也不忍心伤害的。
他们在一间闲着的机器车间扎了营，睡在机器中间的过道里。大家都从家里带来了吃的，有火腿、烤鸡、蛋糕、馅饼，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机器车间成了野餐的场地，弄得像农村里的垃圾堆。他们就是那号子的人。
可不是，至于老丹尼尔·麦康和他的两个儿子那天晚上也在厂里过夜——在钟楼下面他们的办公室搭了行军床，枕头底下塞了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他们什么时候吃圣诞节大餐？第二天下午三点钟。到那时候，一切就会平安无事了。做父亲的告诉小亚历山大，凭他受过的教育，应该在吃那顿饭之前，做个合适的感恩祷告。
与此同时，厂里原来的警卫，加上平克顿侦探和市里的警察，在工厂外面通宵轮流巡逻。厂卫原来只携手枪，如今也带了步枪、短铳枪，有的是从朋友那里借的，有的是从自己家中带来的。
只有四个平克顿侦探可以整夜睡觉。说起来，他们也算是某种技能的老师傅——他们是狙击手。
第二天早晨闹醒麦康爷儿仨的，不是起床的军号声，而是从广场附近传来的锤子敲打声和拉锯声。原来在厂门里面，木匠在搭一个高台。克利夫兰市的警察局长要站在上面，这样就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每一个人。到适当的时候，他就要向群众宣读《俄亥俄州镇压骚乱法》。法律规定这必须当众宣读，在宣读后一小时，凡有十二人以上的非法集会就必须散去。否则，违者将被处十年至终身的监禁。
老天爷又发了慈悲——轻轻地开始下雪。
这时候有一辆关的严严实实的马车，由两匹白马拽拉，全速驰过广场，到厂门前停下。在晨光熹微中，马车里下来了州长的女婿乔治·雷德菲上校，他这军职是州长委派的，他从桑达斯基一路赶来，负责指挥民兵。他是一家木材厂的老板，同时也做饲料和制冰生意。他并无军事经验，却一身骑兵装束，腰上佩着一把军刀，那是岳父送给他的礼物。
他马上到机器车间向部下训话。
不久之后来的是载着防暴警察的车子。他们都是克利夫兰市的普通警察，不过配有木板盾牌和发钝长矛罢了。
钟楼顶上飘扬着一面美国国旗，大门口的旗杆上也挂着一面。
小亚历山大以为这将像什么赛会一样，不会真的有人伤亡。不过，那摆好的阵势已经说明了一切。罢工工人送信来说，他们要带妻子儿女来，一个也不会带枪，甚至三英寸长的刀子也不带。
“我们只希望，”他们在信里说，“到厂里来最后看一眼。我们已经把我们一生中最有为的年华给了这工厂；我们只希望向愿意再看我们一眼的人露一露面——向全能的上帝露一露面，但愿他愿意看我们一眼。我们只想这样不作一声，一动不动地站着，向他祷求指引：‘真的有什么美国人该受我们现在这样的罪和苦？’”
对于这封动人的信，亚历山大不是无动于衷的。真的，这封信是诗人亨利·乃尔斯·惠斯勒写的，他当时在城里为罢工工人打气，他也是哈佛人。亚历山大认为，对这封信应该给予一个庄严的答复。他相信，飘扬的国旗，民兵的队伍，严阵以待的警察就是很好的答复。
法律将向他们高声朗读，大家都会听到，大家都会回家去。和平的秩序是无论如何不会被破坏的。
亚历山大准备在那天下午的祷告中说，上帝应该保护劳动人民，不让科林·杰维斯那样带头闹事的人蛊惑他们，自讨苦吃，自找罪受。
“阿门。”他对自己说。
大家都像原来说的那样来了。他们是步行来的。为了要打消他们前来的念头，市里的负责人那天临时取消了那一区的街车服务。
他们中间有许多孩子，有的甚至还是抱在怀中的婴儿。有一个婴儿后来被人用枪打死了，这倒给了亨利·乃尔斯·惠斯勒写诗的灵感。这首诗后来谱了曲，至今仍有人在唱“邦尼·法莱”。
当兵的在哪儿？他们从八点钟起就站在工厂围墙外面，刺刀上鞘，背包上肩。这种背包重达五十多磅[20]。这是雷德菲上校的主意，为的是让他的部下看上去更威武一些。他们排成单行，横过整个广场。他们的作战方案如下：如果群众不听告诫，拒不散去，当兵的就平持刺刀，慢慢地、坚决地把广场驱清，队形保持着一条完美的直线，（刺刀）闪烁着寒冷的刀光，前进时要听从口令，一步、二步、三步、四步地前进……
八点以后只有当兵的一直在围墙外面。雪不断地下着。所以第一批群众在广场对面出现的时候，他们在工厂前面看到的只是一片皑皑白雪，雪地里只有他们自己留下的脚印。
那天来的人远远不止那些要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发天良的人。连罢工工人们自己也感到奇怪，那些衣衫褴褛的陌生人都是谁——他们也往往是携儿带女来的。这些外人也想让大家在圣诞节看到他们受的是什么罪，吃的是什么苦。小亚历山大用望远镜看去，只见一个男人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伊利煤铁公司待工人不公”。伊利煤铁公司压根儿不是俄亥俄州的公司，它在纽约州的布法罗。
所以说，这次大屠杀里被害的婴儿邦尼·法莱竟是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的罢工工人的孩子，使得亨利·乃尔斯·惠斯勒在他的诗歌迭句中痛骂：
老麦康铁石心肠，
该遭天杀，该遭天杀……
真是出人意料。
小亚历山大是站在紧挨钟楼北墙的办公楼二层窗户后面时，看到抗议伊利煤铁公司的标语牌的。他站的地方是一个长廊，也仿效的是威尼斯式建筑，每隔十英尺的距离就有一扇窗户，尽头是一面大镜子，使长廊显得长得没有尽头。窗户都朝着广场。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派来的四名狙击手就埋伏在这条长廊里。每个人都在自己选定的窗户下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放了一把舒服的椅子。每张桌子上都放了一支步枪。
最挨近亚历山大的那个狙击手在桌子上放了一个沙袋，用他多毛的手掌竖着在沙袋上切出一条槽，他的步枪就搁在槽里，枪柄顶着他的肩膀，他就可以舒服地坐在椅中瞄准下面人群中不管哪张脸了。再过去的那个狙击手是机工出身，他动手做了一只三脚架，上面的桨架可以旋转。他把三脚架也放在桌子上，一旦有事他就可以把枪放在桨架上。
“已申请了专利。”他一边告诉亚历山大，一边拍拍他的三脚架。
每个狙击手都把自己的弹药、清膛杆、擦枪布、擦枪油陈放在桌子上，好像陈列的货品一样。
窗户还紧闭着。在别的几个窗户后面的人态度要气愤得多，秩序要混乱得多。他们是公司原来的警卫，通宵未睡。有些人在喝酒，他们说这是“为了要避免打瞌睡”。他们带着步枪或短铳枪，守在窗边，以防暴民不惜任何代价袭击工厂，届时就只有凶狠的枪火才能打退他们。
这些警卫如今自己也相信暴民肯定会袭击了。他们惊慌失措，可又强作镇静，这是小亚历山大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这次的赛会恐怕会出事”，这是他数十年后告诉年轻的瓦尔特·F·斯代布克的，当然又是结结巴巴地。
他自己当然也在大衣口袋里带了一把装好子弹的手枪。他的父兄也是这样，他们俩如今到走廊里来对上述安排做最后一次观察。这是上午十点钟。他们说，该是把窗户打开的时候了。广场里已站满了人。
他们告诉亚历山大，要一眼望去，纵览无遗，该到钟楼的楼顶上去了。
于是他们打开了窗户，狙击手把他们的步枪都放在他们各不相同的枪架上。
这四个狙击手到底是谁？真的有这样一个行业？按照当时的世道，干狙击手这一行的比刽子手更难找到工作。这四个人中没有一个以前被人雇来干这个行当，以后大概也不会有人出钱雇他们来干这个行当，除非发生战争。四个人中，有一个是平克顿侦探事务所的兼职人员，其他三人都是他找来的朋友。他们四人常常在一起打猎，多年以来一直互相吹嘘枪法精湛，无人匹敌。因此一听到平克顿侦探事务所放出风声说要雇用四名狙击手，他们马上自动出现了，就像那一连民兵似的。
用三脚架的那个人特地为这次行动发明了这个装置。用沙袋的那个人以前也从来没有用过沙袋架枪。那些桌子椅子，那些整齐地放在桌上陈列的弹药等等也是如此。他们四个人事先商量好了，真正内行的狙击手应该干一行像一行。
多年以后，当斯代布克问他那次大屠杀的主要起因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亚历山大·麦康回答说：“在生、生、生、死、死、死、问、问、问题上美国人都是外、外、外行。”
窗户一打开，外面群众嗡嗡的说话声也随冷空气传了进来。大家都想保持静默，也自以为在保持静默，但是只要你低声地悄悄说一句，他就得答你一句，这样一来一往，嗡嗡的说话声就连成一片，像海洋一样。
亚历山大跟他的父兄站在钟楼上听到的主要就是这种仿佛海涛拍岸的声音。工厂的保卫者则十分镇静。除了开启二楼窗户时拉插销的声音以外，他们没有对外面的人声做出任何回应。
亚历山大的父亲在等待时说了下面的话：“我的孩子，铸钢制铁给大家使用，可不是玩的。要不是为求一温饱，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干这一行的。问题在于，我的孩子，要摸清楚大家需要多少钢铁产品。只要有人要，丹·麦康就知道怎么制造。”
如今围墙里面气氛活跃了一点。克利夫兰市警察局局长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的是《镇压骚乱法》，他从阶梯爬到高台上面。小亚历山大想，这极其庄严的片刻大概是这场赛会的高潮了。
可是这时他在钟楼上忽然打了个喷嚏，不但排清了肺腔里的空气，而且也粉碎了他那些罗曼蒂克的想象。他明白了下面接着发生的事并不是什么庄严的事。而是发疯。根本没有什么魔法发生，然而他的父兄、州长，甚至可能还有格罗佛·克利夫兰[21]总统，都以为这位警察局局长会摇身一变，成为一位法师，一位像梅林一样的魔法师，能够用魔法让这些群众销声匿迹。
“这办不到，”他想，“这不可能办到的。”
这的确没有办到。
警察局局长倒是念了“咒语”——他大声宣读了法律，话声在厂房之间回荡，传到亚历山大的耳边时，听起来像巴比伦的话一样。
什么都没有发生。
局长从高台上爬下来。他的态度使人觉得他根本不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外面的人太多了。他极其庄重地回到了自己的队伍身边，他们有盾牌和长矛作为武装，躲在围墙里挺安全的。他不想叫他们逮捕任何人，也不想对这样多群众做什么挑衅性的事儿。
但是雷德菲上校上了火。他命令把大门打开一道缝儿，让他出去，这样可以同他冻得半死的部下待在一起。他在一条很长的队形中央，站在两个农村哥儿们中间。他命令部下把刺刀平持，向着面前的群众，接着他又命令他们向前跨进一步。他们遵令，向前跨进了一步。
小亚历山大往下面望去，他可以看到站在群众前列的人在钢刀前面往后退缩，挤到后面的人群中间去了。但站在最后面的群众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因此并没有往后退，减少一些压力。
当兵的又向前跨进了一步，后退的人不仅往后挤也往左右挤。两边的人发现自己被挤到墙根了。当兵的逼到了他们面前，不忍心用刺刀去捅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就把刺刀避开一些，刀尖和硬墙之间总算留了一些空隙。
据年老以后的亚历山大说，当兵的在进一步时，人们就开始“……像水、水、水一般的从队伍两头溅出来”。开始是溅，后来就成了人流，冲破了队伍的两翼，有好几百人涌到当兵的没有设防的后方去了。
雷德菲上校两眼直视正前方，不知道两翼的情况，下令再向前挺进一步。
那些涌到部队后方的群众这时就开始不老实了。有个年轻人像猴子一般扑到一个当兵的背包上去。当兵的一个屁股蹲儿，坐在地上，挣扎着站不起来，样子很可笑。当兵的一个个被这样按在地上。就是勉强站了起来，又被按了下去。他们只好爬到一起，互相保护。他们不愿开枪。他们趴在一起，像只瘫了的野猪。
雷德菲上校不在其中。谁也看不到他的影儿。
后来怎么也找不到肯承认下令叫狙击手和警卫从厂里的窗户后开枪的人，但是枪还是开了。
马上有十四个人被枪弹打死，其中一个是当兵的。二十三个人受了重伤。
亚历山大老了以后说，枪声听起来不过像“爆、爆、爆米花”一般，他以为下面广场里刮过了一阵妖风，因为人群就像“树、树、树叶子”一般给刮走了。
事情过后，大家都感到满意，尊严得到了维护，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法律和秩序又得到了恢复。
如今广场上除了死尸以外已阒无一人，老丹尼尔·麦康从窗户往外望去，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我的孩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你们该做的事儿。”
雷德菲上校后来在一条小巷里被找到了，赤身裸体，说话颠三倒四，不过倒没有受伤。
小亚历山大事后连话都不想说了，到那天下午吃圣诞节晚餐要他做祷告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说话已无法成声，口吃得非常厉害，什么话都说不出了。
他以后不再进工厂的大门。他成了克利夫兰市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克利夫兰市美术博物馆的主要捐献者，以表明麦康家对金钱与权势有兴趣并不仅仅是为了金钱与权势本身而已。
他后半辈子口吃得十分厉害，因此很少踏出他在欧克里德大街宅邸的大门。在他口吃恶化之前一个月，他娶了洛克菲勒家的一位小姐。否则的话，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大概一辈子也不会结婚的。
他有一个女儿，因为他的缘故，觉得无脸见人，他的太太也是如此。那场大屠杀以后，他只交了一个朋友，那是一个小孩子，是他厨娘和司机的儿子。
这位亿万富翁需要有个人陪他一天下几个小时的棋。因此他先用一些简单的游戏——比如说“老姑娘[22]”、跳棋[23]、多米诺牌等——把那孩子引上了钩。但他也教他下真正的象棋。不久之后，他们就只下象棋[24]了。他们的交谈只限于下象棋时一般逗乐取笑的话，这种话千年以来都是如此，不曾变过。
例如：“你玩过这棋没有”“真的吗”“让我一车”“这是什么鬼主意”。
这孩子就是瓦尔特·F·斯代布克。他之所以愿意把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这样违背天性地消耗掉是因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麦康答应将来送他上哈佛大学。
——库·冯
要帮助那些为我而哭泣的软弱的人，要帮助那些被起诉的人和受害者，因为他们是你的好朋友。你父亲和巴托洛为了所有贫穷的工人能够享受自由的乐趣，曾经战斗过，终于倒了下去。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在这场生死的斗争中，你会发现更多的爱，也将得到别人的爱。
——尼克拉·萨柯（1891-1927）
这是萨柯在1927年8月18日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查理斯顿监狱受刑前三天致他十三岁儿子但丁的最后一封信。“巴托洛”即巴托洛米奥·樊才蒂（1888-1927），他于同天晚上在同一张电椅上死去，那张电椅是个牙医师的发明创造。死去的还有一个甚至更加被人遗忘的人：契里斯蒂诺·马德罗斯（1894-1927）。尽管他正在对他自己另一起谋杀案的判决进行上诉，他还是供认了判定萨柯和樊才蒂有罪的那个案件是他干的。马德罗斯是个恶名昭著的罪犯，不过临终时表现倒并不自私。
注释：
[1]基尔戈·屈鲁特（Kilgore Trout）：这是出现在冯内古特多部作品中的一个虚拟人物。有时候作者会借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因而经常被评论界称作作者的“另一个自我”。——编者注（脚注中无特殊说明皆为编者注）
[2]印第安那州王冠岬（Crown Point，Indiana）：现译作印第安那州克朗角或克朗波因特。
[3]约翰·狄林吉（John Dillinger，1903－1934）：现译作约翰·迪林杰，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中，活跃于美国中西部的银行抢匪和美国黑帮的一员。
[4]詹姆斯·惠特康·芮利（James Whitcomb Riley，1849－1916）：美国作家、诗人、畅销小说家，由于他采用印第安那州方言写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儿童诗，因此被称为“本省诗人（Hoosier Poet）”和“儿童诗人”。代表作包括《小孤儿安妮》和《衣衫褴褛的人》。
[5]鲍威斯·哈柏古（Powers Hapgood，1899－1949）：美国工会的组织者，美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他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是20世纪20年代联合矿工运动。他确切的出生日是1899年12月28日。文中应该是作者的笔误。
[6]一等兵（private first class）：美国陆军军衔，属于士兵一等中最高一级，高于二等兵低于下士。
[7]产联（CIO）：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的简称。
[8]诺门·托马斯（Norman Mattoon Thomas，1884－1968）：第44届美国总统社会党候选人，不过，他当时搭档的副总统人选是达灵顿·哈普斯（Darlington Hoopes），不是玛丽。而玛丽·哈柏古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曾担任抗议杀害萨柯和樊才蒂委员会的秘书长，并作为社会党候选人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
[9]席勒：即弗里德里希·冯·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18世纪著名的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天神和愚蠢相斗”这句话出自席勒的戏剧《奥兰多的姑娘》第3幕第6场。
[10]英寸（inch）：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寸=2.54厘米。
[11]英尺（foot）：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尺=30.48厘米。
[12]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在本文语境下指的是美国人中祖先是英国移民的人。
[13]约翰·L·路易斯（John L．Lewis，1880－1969）：美国劳工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联合矿工工会（the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的领导者，在罗斯福1936年总统竞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1922年鲍威·斯·哈柏古曾作为一名分部组织者在该组织中工作，后因反对路易斯的领导而离开该组织。
[14]RCA：美国广播唱片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简称。
[15]基督在山上的教谕（Sermon on the Mount）：包括下一段中提到的内容节选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第5篇1-12节，这一段在基督教中被认为集中表述了耶稣的教义和基督教的根本精神。
[16]罗埃·M·康恩（Roy M．Cohn，1927－1986)：美国律师。在约瑟夫·麦卡锡在全美范围内掀起调查共产党活动期间，罗埃·M·康恩曾担任麦卡锡的首席法律顾问。在唐纳德·特朗普的事业初期，他曾担任其法律代表。
[17]一千八百九十四年（eighteen hundred ninety-nine）：本文中，作者为了强调某事或表达某种感情色彩，对于特殊的年份均采用英文数字表示，这是本文的特色之一。后文中作者会进一步说明。
[18]英里（mile）：英美制长度单位，1英里=1.609344千米。
[19]《克利夫兰市老实人报》（The Cleveland Plain Dealer）：现通常译作《克利夫兰市诚实商人报》，此报纸发表的文章大多政见中立，偏保守。
[20]磅(pound)：英美制重量单位，1磅=0.454千克。
[21]格罗佛·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37－1908）：美国政治家，第22和24任美国总统，也是内战后第一个当选总统的民主党人。在他任期内，面临着机构改革、关税纷争、工人罢工等难题。
[22]“老姑娘”（hearts and old maid）：一种扑克牌游戏，有点类似我们熟悉的“斗地主”“抓鬼”。
[23]跳棋（checkers）：这里指的是西洋方格跳棋。
[24]象棋（chess）：这里指的是国际象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