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念的分离
在当代，尤其是自1930年的大危机以来，在左派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也就是被就读于欧美大学的来自非洲、亚洲的大学生带回本国的那种观念，带有一种教条色彩不浓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左派以反资本主义者自居，并把生产工具的公有化、对称为托拉斯的经济的集中以及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等等，拼凑成一个混乱不清的综合物。在单行道上向左靠，即意味着向国有化和收入均等的方向努力。
在英国，“向左靠”（keep left）这一词在近二十年里已取得一些人的好感。也许，扬言要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体现未来的左派提供了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观。也许，工党在1945年的上台执政显示了在一部分非特权阶级人士中汇聚的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不管怎么说，社会改良的愿望与对一小撮统治者的反抗之间的巧合，为左派神话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情境。
在欧洲大陆，20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验显然是在右派内部和左派内部出现的分别由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双重分裂。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验则是左派的政治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观念的分离。意识形态方面之所以出现混乱局面，可归因于欧洲自身的分裂与欧洲价值观念在非西方文明社会中的分离之间的碰撞和由此造成的混乱。
把借自西方政治学的术语应用于非西方文明国家的内部冲突，往往会有风险。即便是，或更确切地说，尤其是当这些国家竭力倚仗西方的意识形态时，这种风险依然存在。在一种不同的框架中，各种意识形态很可能会具有与其最初的意义相悖的意义。同样的议会制度，会根据建立并领导这一制度的社会阶级的不同，而起着进步作用或保守作用。
当一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正直军官解散了由帕夏[2]们操纵的议会，并加速开发本国资源时，他们究竟该算是左派还是右派呢？这些取消了宪法的保护（也就是说，实行了军事独裁）的军官不可能被称为左派。但是，不久前利用选举制度或代议制度来维护其特权的富豪或财阀同样也不配这一光荣的称号。
在南美或东欧国家，类似的权威主义方式和社会进步的目标的结合，不止出现过一次。通过模仿欧洲国家，人们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议会，引入了普选权，但是，这些国家中的大众仍然是目不识丁，其中产阶级亦依然脆弱。因而，各种自由主义的制度就不可避免地被“大地主”或“财阀”以及他们在国家中的同盟者所垄断。在阿根廷，庇隆的独裁统治受到贫苦劳工的支持，同时遭到了享有特权并控制着议会的大资产阶级的辱骂，那么，庇隆该算左派还是右派呢？左派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的价值观念，在欧洲曾分别标志着各个连续的发展阶段并正在最终走向一致。但是，在其他地方，它们仍然处于基本分离的状态。
此外，政治学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忽视这种分离的现象。希腊作者们已经描述了权威主义运动得以出现的两种典型状况，这两种状况既不能归因于贵族的右派，也不能归因于自由的左派。这两种状况分别是“古代的僭主制”和“现代的僭主制”。前者产生于从家长制社会到城市或手工艺人社会的过渡时期；后者则更多地带有平民色彩，并产生于民主政体内部的派别斗争之中。古代的僭主制至少需要上升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即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废除旧有贵族控制的为其谋利的各种制度。而现代的僭主制则在古代的城邦国家中，把“因受到掠夺性法律的威胁而惊恐不安的富人”与公民中被中产阶级抛弃且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最贫穷的人结为一个不稳定的联盟。在20世纪的工业社会，也产生了一个类似的联盟。这一联盟包括对正在蔓延的社会主义感到恐惧的大资本家，自以为是的财阀，作为受工会保护的无产阶级的牺牲品的中间性社会群体，工人中最穷的那部分人（农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以及那些对议会行动的缓慢感到恼怒的来自各个阶级的民族主义者和活动分子。
在19世纪法国的历史中，也有类似的分离的例子。拿破仑使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征服得以久存，但他用一种专制而有效的个人权威取代了软弱而宽容的君主制。在资产阶级的世纪，民法与独裁并非毫不相容；同样，在（苏联）社会主义的世纪，五年计划与专制亦可并行不悖。
为了使旧欧洲的各种冲突具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纯洁性，人们往往把“法西斯主义革命”解释为反动的极端形式。人们曾不顾事实地否认，法西斯主义的煽动家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的死敌，而且同样是自由资产阶级或贵族的死敌。人们坚持认为，右派的革命把政权留给了同一个资本家阶级，同时满足于以警察国家式的专制主义取代议会民主的更狡猾的手段。不管“大资本”在法西斯主义的上台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如果人们把“民族革命”归结为一种并没有什么独特性的反动形式，或把它视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建筑，那么他们就歪曲了“民族革命”的历史意义。
事实上，如果人们把布尔什维主义和佛朗哥主义视为两种不同的极端，那么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前者称为左派，把后者称为右派。布尔什维主义取代了传统的专制主义，消灭了过去的统治阶级，推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并通过渴望和平、面包和土地的工人、农民、士兵取得政权。佛朗哥主义则取代了一种议会制政体，得到了特权者（大地主、工业家、教会和军队中的上层人士）的资助和支持；由于驻扎在西属摩洛哥的军队的支持，由于卡洛斯派[3]的参与，由于德国或意大利的干涉，佛朗哥主义在内战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前者使人想起左派、理性主义、进步、自由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使人想起反对革命、家庭、宗教、权威的意识形态。
并非所有的情况都如此地泾渭分明。……希特勒从银行家、工业家和某些认为只有他才能恢复德国的伟大的军方领导人那里获得了金钱，然而，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信这位“元首”，是因为他们已不再相信选举、政党和议会。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和战败在精神上所产生的影响的结合，在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中重新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工业化初期的状况：议会的明显无能与经济停滞之间形成反差，负债累累的农民和失业工人的反叛随时会发生，数百万失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派、财阀和社会民主党人表示憎恨，认为他们都是现状的受益者。
一旦局势严重到使代议制政体与大众性工业社会的政府的必要性之间出现失调，信奉权威主义的政党的吸引力就会显示出来，或可能会显示出来。以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的诱惑，并未随着希特勒或墨索里尼而消失。
随着其统治的巩固，国家社会主义变得愈来愈不保守。军队的首领、名门之后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一起遭到镇压。随着对经济的管理逐步取得成功，国家社会党力图根据其意识形态来塑造德国，如果有可能的话，甚至是整个欧洲。希特勒的体制混同政党和国家，控制独立的组织，把有偏见的学说转变成一种全民族的正统学说，诉诸暴力并赋予警察无限的权力。右派与左派，或者说法西斯伪右派和苏联伪左派难道没有在极权主义中相汇合吗？
人们对此可以说，前者的思想源自反革命的浪漫主义，而后者的思想则源自革命的理性主义。而且，前者从根本上说强调特殊性，强调民族或种族的因素，而后者以一个由历史选定的阶级为出发点来强调普遍性。但是，号称是左翼的极权主义在革命发生三十五年之后，却颂扬大俄罗斯民族，谴责世界主义，维持治安和正统观念方面的严格规定。换言之，它继续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是启蒙运动在反对权力的专断和教会蒙昧主义的过程中力图倡导的。
下述论点，即把国家的正统性和恐怖统治归因于革命的激烈和工业化的需要，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更有道理。布尔什维克是成功的雅各宾派，并利用局势扩大了其意志主宰的空间。由于俄国与接受新信仰的国家在经济方面落后于西方，因此，深信自己是进步事业的化身的宗派必须通过强迫其人民省吃俭用、努力劳动，以开创其统治。埃德蒙·柏克本人也认为，雅各宾式的国家，其本身即构成了对传统体制的侵犯，因此，传统体制与革命观念之间的斗争是难以避免、无法平息的。共产主义热情的平息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在未来有助于克服大分裂。届时，人们将会发现，手段上的差别要大于目标上的差别。
在回首往事时，人们会承认，左派在起来反对旧制度时有着多种目标，这些目标既不互相矛盾，亦非互相依存。通过大革命，法国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在纸面上和法律文本中实现了社会平等。但是，君主制的崩溃，特权阶层政治作用的消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导致了法国所有政体的动荡不稳。从1789年至1880年，不管是在法国还是英国，各种个人自由与权威的宪政特征均未持续不断地得到尊重。主张自由的党更多关注的是人身保护法（l'habeas corpus）、陪审团制度、出版自由和代议制度，而不是国家的君主制或共和制形式。而且，他们从来都仅仅代表微弱的少数。英国直到19世纪才实行普选制，然而，它却从未出现过“实行全民投票的专制统治”之类的现象，其公民也从不用担心被任意逮捕，报纸也不用担心被查禁或查封。
人们会说，类似的现象难道不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吗？方法上的冲突难道没有被曲解为原则的冲突吗？工业社会的发展与大众的一体化正成为普遍现象。对生产的控制（即使不算国家对生产的管理）、专业工会参与公共生活、对劳工法律上的保护，构成了当代社会主义的最低纲领。在那些经济发展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民主的观念与实践已深深扎根的国家，英国工党式的方法就足以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对大众的整合。与之相反，在俄国这样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国家机器仍然停留在专制主义阶段的国家，就无法适应世纪的任务。因此，一旦革命者团体取得政权，他们必定就会加速工业化进程，并通过暴力迫使人们做出牺牲或服从必不可少的纪律。苏联体制一方面带有雅各宾派的心态的痕迹，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计划指导者们的急躁情绪，它将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化的发展而向民主社会主义靠拢。
即使人们赞同这种相对乐观的前景，共产主义左派与社会主义左派的调和仍将遥遥无期。共产主义者何时才会不再相信其使命的普遍性呢？生产力的发展何时才能使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清规戒律有所放松呢？贫穷正折磨着数以亿计的人民，而对于这些人民，某种学说曾许诺说要给他们带来富足的生活。为此，当局者需要在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公开性”进行垄断，以便掩盖神话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最后，政治自由与经济计划化之间的调和，比法国大革命历经一个世纪才完成的社会征服与政治目标之间的调和更要艰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议会制国家均与资产阶级社会协调。而一个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除了允许专制国家之外，还能允许其他类型的国家吗？
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左派难道不是通过自己的发展而带来一种压迫吗？
政治体制的辩证法
左派形成于对抗当中，并通过一些观念来加以确定。它揭露某种社会秩序像所有人类现实一样不完美。但是，一旦左派取得了胜利，并轮到它来对现存社会负责，那么，成了反对派或反革命派的右派亦能够毫不困难地指出，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如果想要理解已经取得胜利的革命者有哪些负面的东西或付出了何种代价，只要听一听旧有体制的发言人的论断就足够了。旧有体制往往会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美化，或者会由于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恢复声誉，19世纪初保守派的体制与当今自由资本主义体制就是如此。
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往往会以人性化告终。不同等级成员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并未排除彼此之间的相互承认。它为各种真实的交流留下了位置。在回顾往事时，人们会歌颂人际关系的美好，赞扬忠诚的美德，并用这种美德去反衬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冷淡。旺代人之所以起来叛乱，并非为了捍卫束缚他们的锁链，而是为了捍卫他们自己的世界。随着人们在时间上远离事件，人们就会得意地强调昨日的臣民的幸福与当今的公民的苦难之间的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