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的论战不仅把革命后的国家与君主制的国家进行比较，而且还对革命前后的个人进行比较。在革命之后，个人得听凭富人与当权者的任意摆布，而在旧制度下，生活在乡村与城市的法兰西人则被结合进了一些共同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救国委员会的国家、波拿巴的国家或拿破仑的国家担负着比路易十六的国家更多的任务，其对国人的索取也相应地更多。18世纪的正统君主从不可能会想到对适龄者进行入伍总动员。个人之间不平等的取消同时带来了选票与征募，但服兵役义务的普遍化要远早于选举权的普遍化。革命者坚持要取消专制主义，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制定法律，以宪政取代专制，并通过间接选举选出行政官员。而反革命分子则提醒道，不久前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实际上受到多种风俗习惯、多种中间团体的特殊利益以及不成文法的限制。法国大革命（也可能是所有的革命）在观念上革新了国家，但它同时也使国家变得年轻了。
社会主义者们重新采用了部分反革命的论点。在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地位上的不平等之后，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一种区别，即经济上的差别。贵族们已经失去了政治地位和威信，而且他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失去了其社会地位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土地的所有权。但是，在平等的借口下，资产阶级垄断了国家的财富。换言之，一小撮特权者取代了另一小撮特权者。而人民从中又得到了哪些好处呢？此外，某些社会主义者在批评个人主义方面倾向于和反革命分子一致。他们同样满怀恐惧地描述着个人今后将置身于其中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个人将迷失在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个人中，人们将彼此争斗，并同等地服从于市场的偶然性以及行情不可预测的起伏波动。由此，“组织”的口号取代或补充了“解放”的口号，即通过集体有意识地组织经济生活，使得弱者免遭强者的摆布，穷人免遭富人的利己主义的伤害，并使经济本身避免出现混乱的状态。但是，与在旧法国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中显示出来的辩证法相同的辩证法，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重新出现，而且还会有所加剧。
对托拉斯以及生产资料过度集中在私人手中的现象的揭露，是左派偏爱的主题之一。左派自称代表着人民，并对暴君予以抨击。在左派看来，托拉斯的老板不啻是现代的领主，他们主宰着普通人的命运，并与公众利益作对。左翼党派所采用的解决方法并不是解散托拉斯，而是转为由国家来控制某些工业部门或某些大型企业。让我们暂时把这样一种经典的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国有化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往往是加剧了经济上的多种弊端。劳动者置身其中的技术官僚等级制，并没有因为所有制方面的变化而出现改变。国营雷诺工厂的经理、法兰西煤炭公司的经理同样能够向当权者提出有利于他们的企业的决定。诚然，国有化消除了人们曾指责的工业巨头躲在背后施加的政治影响。但是，托拉斯领导人所丧失的行动手段却重新出现在国家的统治者手中。后者的责任则往往会随着生产资料占有者的逐渐减少而逐渐增大。当国家仍然民主的时候，它的控制力可能范围广而力度小。但当一个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时候，它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并实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曾是左派对托拉斯进行抱怨的原因。
近现代生产机构包含着一种我们称为技术官僚制的等级制度。居于这一等级制度上层的与其说是纯粹的工程师或技术员，毋宁说是组织者或经理。在法国、英国或苏联都已在实行的国有化，并未使工人不再遭受其上司的摆布，也没有使消费者免遭托拉斯的坑害。它们只是去除了股东、董事会成员与金融家，而这些人对企业管理的参与与其说是真实的，倒不如说是理论上的。他们只是凭借其财力，在名义上控制并影响着企业而已。在此我们无意对这种国有化的得失利弊进行总结，只是想指出，在国有化的情况中，左派的各种改革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既没有提高穷人或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或强者的地位。
在西方社会，技术官僚等级制度仅局限于生产机构的一个部门。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继续存在；农业亦保留着多种身分的从业人员（自耕农、农场主和佃农）；在分配或销售系统中，则是巨人和矮子并列，前者如大型商场，后者如街角的乳品商。西方社会的结构极为复杂，其中有前资本主义时代贵族的后裔、世代相传的富豪家族、私营企业主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等。这些人维持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独立的群体。由此，数百万的人得以在国家机构的管理之外生活。技术官僚等级制度的推广意味着这种复杂性的消除。任何个人都不再服从于另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所有的人均要服从于国家。左派力图把个人从直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很可能最终使人屈从于公共管理机构的束缚，这种束缚虽然在法律上不那么直接，但事实上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对社会管理的面越广，……相对独立的群体之间和平竞争的目标就更少。一旦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企业，处在其顶端的人必然会变得漠视下层群众的意见（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的意见），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
随着这种演变，传统关系的残余和地方共同体显然更像是一种阻碍个人被巨大的行政权力这一工业文明所产生的怪物吞噬的障碍，而不是民主的制动器。由此开始，随着时光的消逝而被削弱和消除的各种历史上的等级制度，也似乎不再是旧的不公正行为的维护者，而更像是一种能抑制专制倾向的事物。为了反对这种不公开的专制，保守主义成了自由主义的同盟者。如果传统留下来的制动器失灵，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再阻止极权国家的出现。
由此，将解放作为归宿的乐观主义的历史描述被一种悲观主义的历史描述所取代。根据后一种描述，奴役人类的灵魂与肉体的极权主义将是一种以取消国家为开始，以取消所有个人或团体的自治为终点的运动。苏联的经验助长了19世纪的有识之士已经初步具有的这种悲观主义。托克维尔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代议制被群众的急躁情绪所推翻，如果源于贵族的自由意识趋于衰弱，民主的不可阻挡的冲劲究竟会产生何种后果。一些历史学家，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和欧内斯特·勒南，他们对年代较近时期的专制政治的恐惧，要远远大于对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的期望。
我们不想顺从上述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观点。技术或经济结构的不可避免的转变和国家权力的扩展，既不意味着解放，也不意味着奴役。所有的解放都会具有一种产生新型奴役的危险。左派的神话制造的仅仅是这样一种幻象，即朝着一种幸福的目标发展的历史运动积累了每一代人的成就。由于有了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建立的名义上的自由被赋予了真实的自由。事实上，历史是辩证的——此处的“辩证”并不具有法共如今所赋予该词的严格意义。各种政治体制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人们并非一定要通过决裂或暴力才能使一种政体转变为另一种政体。然而，在每一种政体内部，都把其他政体视为悬挂在人们头上的威胁。因而，相同的制度会改变其意义。为了反对财阀，人们会倡导普选制或国家权力；而为了反对到处蔓延的专家统治，人们则会竭力维护地方或专业的自主。
在一个特定的政体内，重要的是在难以调和的要求之间达成合理的妥协。我们不妨以人们在争取收入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税收充当了减少贫富差距的工具。只要直接税公平地分摊与征收，只要人均收入达到足够高的水平，这一工具就不会失去效力。但是，从某一点开始（这个点的位置在不同的国家会有所不同），税收会引起隐瞒和造假；并造成自发的储蓄日趋减少。因此，人们应当接受某种与竞争原则本身不可分离的不平等的措施。此外，遗产税虽然能加速巨额财产的分散，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消灭巨额财产。人们并不会无节制地向着收入平等的方向发展。
在因遭到现实的抵制而失望之后，左派人士会倡导一种完全计划化的经济。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会产生出另一种不平等。在理论上，计划经济的主管者们能够在所有他们认为合适的范围内减少收入的不平等。那么，在他们看来，符合集体利益、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范围又是什么呢？不管是经验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可能性都不会得出有利于平等事业的答案。计划经济的主管为了鼓励人们努力工作亦实行了差额工资制。对此，人们无法苛责他们。左派只是在自己处于反对派的地位、资本家负责财富的生产时才倡导平等。一旦他们上台执政，他们必然也会把最大限度地生产的需要与对平等的关心调和起来。至于计划经济的主管者们，他们很可能比其资本主义的前任更加高估自己在服务中付出的代价。
除非集体资源出现史无前例的增长，每一种体制都只容忍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人们可能消灭一种与某种经济运行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不平等，但他们又会自动地重建另一种不平等。收入平等化的界限不仅由社会物质的重力和人的利己主义所勾画，而且也由多种集体和道德的要求所勾勒，后者与对不平等的抗议一样合乎情理。奖赏最积极、最有才能者，同样也是公正的。或许，这样做对生产的增长还是必不可少的[4]。在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绝对平等不可能保证维持并丰富着文化的少数人拥有创造性存在的各种条件[5]。
左派倡导的以及几乎整个舆论都赞同的社会立法，从现在起包含着一种负债，因为它们不可能在不损害其他同样正当的利益的情况下无限制地扩展。例如，在法国，其费用源于工资税的家庭津贴有利于家庭中的父辈或老年人，却有损年轻人和单身者，即最具有生产能力的人的利益。左派就肯定会比关心加速经济进步更多地去关心避免苦难吗？
在这种情况中，共产党人不属于左派。但是，在一个人们为生活水平的问题所困扰的时代里，非共产党的左派也应当像不久前的资本家一样，去关心如何促进社会产品的增加。这种有期限的增加符合集体利益，同样也符合个人的利益。此外，社会物质虽经得起理想的意愿的摆布，但其矛盾也在不同的口号如“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之间显示出来。
在英国，与间接税结合在一起的食品津贴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不同开销之间的一次再分配。根据1950年4月1日的《经济学家》杂志所引用的统计资料，年收入低于500英镑的四口之家平均每周可获得57先令的津贴，但同时得为各种税收和社会公益事业费用支付67.8先令。尤其是，他们得支付31.4先令的烟酒税。若是这样的话，社会立法政策和税收政策可能会否定自身。在1955年国家开支与税收减少的意义将可能与50年前完全相反。“单向”在政治上是一种巨大的幻象，而“孤独臆想”（le monoidéisme）则是灾难的原因。
左派人士所犯下的错误是为某些机制要求一种只属于观念的威望：集体所有制或充分就业的方式，必须根据其效力，而不是其信奉者的道德影响来进行判断。左派还错误地想像出一种虚构的连续性，好像将来总是比过去更美好，好像主张变革的党始终有理由去反对保守者，人们可以把遗产当成成果，并且只需要去关注新的征服。
不管是传统的政体、资产阶级的政体还是社会主义的政体，均没有始终保证思想自由与人类团结。惟一的左派，总是忠诚于自己的左派，是那些使人想起博爱，即爱，而不是自由或平等的人。
思想与现实
在西方国家中，我们为了便于分析而加以区别的左右对立的不同含义会程度不等地表现出来。所有地方的左派都保留着某种反抗旧制度的斗争的特点；所有地方的左派都以对社会立法、充分就业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的关注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有地方的左派都向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的严酷妥协；在所有的地方，议会行动的缓慢进展与群众的急躁都可能会导致政治价值观念与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分离。但是，在这些意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和那些只有一种意义在支配着论争及其战线的形成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在这两类国家中，英国属于后者，而法国则属于前者。
英国无需怎么努力就成功地使法西斯主义变得荒谬可笑。威廉·乔伊斯[6]在事件进程的推动下，不得不在归附与背叛两者之间做出抉择（他选择了背叛）。工会组织的领导人们深信他们属于民族共同体，深信他们能够在既不否定传统又不与宪政的连续性决裂的情况下改善工人的状况。至于共产党，虽然它没有能够在下议院占得一个席位，却通过渗透在工会组织中占据了某些重要职位。尽管它拥有在知识分子中颇有地位的党员或同情者，但并未在政治界或新闻界中起重要的作用。“左倾的”周刊虽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们却慷慨地把人民阵线或苏联化的好处让给了别人——欧洲大陆的或亚洲的左派，因为它们不打算为古老的英国去要求这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