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今天想张暖昕的道路，正是打造这个新的中国梦的道路。《沙鸥》和《青春祭》正是表现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从旧的计划经济的秩序中脱出的历程。这是精神的再发现，却也召唤了身体的欲望，但它们却是脱空的。没有一个物质的基础，所以它们是不及物的。这是新时期的精神，有梦想，但实现它的道路却并不清晰。而九十年代之后的《北京你早》和《南中国1994》却是我们的物质性的日常生活在一个新的市场逻辑中的展开。张暖昕告诉我们，没有物质性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有新的未来。虽然我们可能丢失八十年代宝贵的东西，但这丢失却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必然。这可能没有当年的高蹈和宏大的叙事，却是中国告别百年悲情的开端，是新的历史的展开。从今天的新世纪看张暖昕，让我们对中国的大历史多了一层深入的理解。
张暖昕告别了生命和我们，但她为一个大时代留下了印迹。她和自己的时代间的对话让她的作品会留下来，这是她的生命的延伸。她也留下了对我们自己的追问：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时代呢？
和时代拔河：十年后再思王小波的价值
一
王小波已经故去十年了，岁月的流逝并没有让他的冲击力变得淡化，而是仍然让人们感觉到他的存在。王小波仍然在我们的视野中，而且不断地提供我们进行新的反思的可能性。王小波的生命本身已经逝去，但他所写下的那些文本却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漂流，会继续被我们不断地阐释和阅读，同时通过这种阐释和阅读得到新的展开。生命的实体不复存在，但生命的踪迹却总要被人们追寻。王小波已经变成了一段无法磨灭的记忆，一些无法回避的文本，一片无法消逝的感情。所以，我们在十年后再看王小波，才会发现他突然离去所造成的震撼已经平复，对于他的作品的热忱地发现过程已经完成，他的生平事迹几乎已经人所共知，但他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似乎还有待我们再度思考。王小波在生前其实还没有多少认识和理解他的人，他会感到寂寞，但他的消逝却意外地使得一个时代发现了他，这种发现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我们今天在十年后纪念王小波，当然是对于逝者的无限的追念和缅怀，但同时更需要在当下发现他的真正的价值。在大家都开始回忆和纪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他的阅读和理解再度接近他，这种接近不仅仅是感情的表达，而是思考的结果。
对于我，王小波其实不是一种私人的感情的记忆，我和他的来往其实非常少，没有提到的价值，但他却在这不多的来往中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时代不可思议的见证，他在一个充满热情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超越它，这让我们这些曾经沉浸在那个时代里的人感到一种惊奇和触动我们的思考。所以，王小波是某一种超越了自己的时代的奇人，他有一种从自己的时代里超脱的奇异的禀赋，但他又和那个时代息息相关。我其实已经写过探究王小波的文章，但这一次我想其实不仅仅谈论王小波，也是讨论王小波和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转变的历史的关联，通过这样的探究凸显王小波的价值，也凸显这个时代和王小波之间的对话关系。
二
我在几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中叙述了王小波和我的联系：
“第一次知道王小波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我刚刚留在北大教书。一位社会学系的同仁拿来一本香港出版的《王二风流史》。那是一本小册子，其实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黄金时代》的前身。当时我就被这部书的独特的风格和与八十年代知青文学截然不同的表述所震动，感到一种新的文学在生长的力量。这种文学没有受到当时的文学制度和既成的话语的制约，而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王小波完全是特立独行地追求自己的文学想象。他的想象力的穿透性和力量来自于他的自由的精神。”
九十年代中有一次《戏剧电影报》的活动，我们坐在邻座，当时他和我聊天的内容是关于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刘心武先生请客，我们邻座，聊的也是这一类的话题。关于当时许多人视为怪异的同性恋的隐秘的活动，关于社会的种种出轨的行为，他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悠然地思考和观察。但同时，他又偶有尖锐的嘲讽和磊落的不平。他始终带着一种超然的，却并不超脱的微笑看着大家。我始终难以忘怀这微笑。这微笑一面有一种对于人们的幼稚的超然观察，好像我们的天真和笨拙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所以他能够笑着看我们。另一面他也能够悟到自己其实是这幼稚和平常的人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笨拙和天真其实他也难于摆脱。所以这里有一点嘲笑让他和我们分开的同时，又有一点真诚让我们和他相连。我们是他的一面镜子，帮助他看透自己，我们也有机会透过他看透我们自己。那时王小波还没有今天这样的名声，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性格，让人难忘。后来，他成了许多人的信仰的对象，成了一个反抗的圣人和洞见一切的超人，我想这未必是他之所愿。
今天想来，这些话所描述的王小波的印象仍然刻在我的心中。我所观察的王小波精神的核心其实就是和自己的时代不合拍，他用一种我们当时难以理解的平淡的、饱含幽默和嘲讽的语调洞察我们的人生。
他其实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创作就和当时的整个时代的思潮拉开了距离。八十年代今天看来是一个我们社会变化的关键时期，人们在那个时期其实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其实就是今天的社会。但当时我们大家都不会想到我们的浪漫追求到来的时候居然如此平常。我们当时觉得理想会给予我们的辉煌其实是无限的超越性的存在，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而王小波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和当时的时代的主潮并不一致，却意外地和不可思议地感知了一个新的时代其实是一个和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时代，一个平常的时代。我从《黄金时代》的那些关于知青生活的作品中所读到的是一种来自感官的敏感，一种直觉的锐利。
八十年代是一种以启蒙的精神创造未来的阶段，我们的知青文学的主潮都是要找回失落的青春和获得一种人性解放的焦虑之中。我们当时的精神状态是以一种非常具有理想性的状态去追求一个新世界而展开的。真正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知青文学的人其实是梁晓声、孔捷生等人。他们的文学所表现的是一种青春被出卖，狂热追求的理想被计划经济下的压抑和片面的宣传所误导后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其实是“文革”的理想最终幻灭，我们看到一种消极的生活形态的出现。就像刘心武当时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名作《醒来吧，弟弟》中对于社会失望而消沉的弟弟，面对社会已经“看透”了一切，发现了“文革”理想的最终的虚幻性，感到上当受骗的失望，于是沉入了一种消极。但这种消极其实是高度精神性的，它们其实在询唤一种新的浪漫的精神性的到来。“消极”在此并不是对于日常生活的价值的肯定，而是在一种无能为力的等待中等待着新的狂热的理想的到来。所以，在八十年代初进行的有关“潘晓”的讨论的命题“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其实就包含着一个反向的期待，在“为什么”的追问中所包含的就是对于“越走越宽”的期待和呼唤，也就是通过一种召唤而使得我们再度获得一种从“文革”理想的失败中走出的新的精神的理想。
然后，这种困境在新的时代通过启蒙的理想可以被超越。这种知青文学的主潮是和“新时期”的文化完全契合的。它其实揭示了一种新的追求的精神性的因素来超越堕入生活困境后的新的可能。这里所找到的就是新的“主体”解放的冲动。当年试图获得的集体的解放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冲动转变成了个人的“主体”解放的冲动。当时的文化展现了一种无所畏惧的气质，一种要求从计划经济的集体性的话语中脱离的勇气和愿望。
其实，八十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的1984年版有一个异常重要的附论《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篇文章似乎包含着整个八十年代思想的核心的命题。李在这篇文章中点明：康德的体系“把人性（也就是人类的主体性）非常突出地提出来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424页）。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同上，434页）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八十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主体性”正是整个八十年代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话语中脱离的基础。而这个“主体性”正是新的“现代性”的展开的前提。这时的文化的精神性的“主体”却又是“血肉之躯”。
于是，我们发现即使是身体的欲望在八十年代也具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精神性的意义。我最近看到一位八十年代有影响的人物有关八十年代的一个访谈，其中他谈到了一些重要的八十年代的思想家的一次裸泳，他们投入水中，自由游动。这个行动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含义，它变成了一种精神自由，冲破一切限制的象征。肉体的解放也被赋予了无限崇高的含义。如果我们把这个行为和1988年的裸体艺术展所引发的轰动联起来，就可以看到当时我们把身体的精神价值加以无限放大的取向。如果在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笑话，这样的行为就在博客或者跟帖里变成了一种八卦或奇闻，而绝对不可能被理解为有这样巨大的意义。那时的文化氛围就有一种用头脑站在地上的热忱，我们把一切都理解为精神解放和主体超越“异化”的自我实现的结果。那是从计划经济中脱离出来的最初的冲动，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浪漫的热情，一种狂飙突进的狂热。这些新的理想替代了已经彻底破碎好被时代所否定的“文革”的理想。这种时代的氛围其实抓住了每一个人。
但我初次阅读《王二风流史》时，发现他完全不在这样的氛围之中，他有一种我们从未有过的对于人类的日常生活的平淡性的理解，也有一种对于人类的欲望的真实的表现。他的有关知青的描写中，理想的宏大叙事其实只是一些模糊迷离的碎片，根本难以成为生命的支柱，而人类生活的那种世俗性其实我们根本不可能化解和超越。其实王小波对于人性的理解不可思议地脱离了八十年代对于“主体”追寻的浪漫的主潮。他揭示了任何理想和超越的尝试都难以跨出人性的具体而微的限制。也许这是由于他很早就在美国留学，接触了许多新的对于人性的更复杂的看法的结果。他写出的是我们受到欲望的拨弄后的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虽然有许多文化上的超越性的想象，但它们却无法闪避现实生活的坚硬和脆弱，我们一面受到环境的限制，一面又受到欲望的吸引，于是难以突破这些东西的实实在在的存在。王小波其实让自己的小说回到了日常生活的真实的、不可闪避的面向之中了。“知青”在这里有点像是王朔的早期小说里的青少年，其实是一种管束难以完全达到之后的放松的状态，一种意外地从意识形态的网络中脱落的境遇的出现。日常生活的严峻和乐趣都通过小说呈现了出来。这种“现实”题材里完全没有当时小说的浪漫特征，而他的意外的反讽的调子又让他的小说真正显示了一种“间离”和“投入”的混合，这其实真正超越了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的规定性。他凸显了日常生活和人性欲望的难以逃避，又用间离的方式透视了这些生活的限度和问题。这些我们当时的“主体”想象其实根本难以理解和认知的东西。而王小波以一个特殊的角度对于“知青”生活的把握提供的经验当然是八十年代文学的另类。他在那时是一个先知，但却并没有用先知的样子装扮自己，但他其实看到了当时的文学的真正的局限和问题。也看到了这种浪漫的主体性的不可能。
三
到了九十年代，王小波的小说的想象力更加汪洋恣肆，他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大胆地探究人类生活的各种形态。我觉得像电影《东宫西宫》这样的人类边缘生活的探索是我们当时难以想象的，而所谓《青铜时代》、《黑铁时代》里面也包含了对于人性的复杂性的认真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