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他的作品所涉及的许多边缘的事物都是我们在那个时代所陌生的，却也是那个时代的明智的声音之一。这个“后新时期”正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后过渡期”，全球化的力量开始真正显示出来的时期。一个新的物质性的时代已经开始到来。康德式的“主体”似乎不得不让位于黑格尔式的“大历史”。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用“人文精神”失落，社会已经进入所谓“旷野上的废墟”的描述来看待中国当时的新的变化。他们一方面认为社会堕落，另一方面认为中国顺利发展不可能。这当然是觉得浪漫的“主体性”已经难以实现，但又没有意识到其实中国有自己的独特的选择和道路的张皇和焦虑。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市场化其实是在全球化的深刻的支撑之下发展的，自有其自己的规律。当时进行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就是一些对于这样的深刻的变化感到没有任何阐释能力的人和一些不断面对现实的人之间的论争。当时的论争没有结论，但历史在今天已经做出了结论，一个“新新中国”其实正是通过那个时期的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而得以出现。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噩梦般的未来。王小波这时的写作处于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他一面以小说观察人性的幽暗和复杂的侧面，一面以随笔介入了时代的论争和文化的批评。他其实一面直面当下的种种问题，一面仍然在思考人类的存在的微妙和复杂。他当时毫无疑问是文学边缘的存在，却提供了一种和知识界的主流完全不同的声音。在大讨论中他显然是站在“人文精神”的焦虑的对面，他的意见当然是倾向于对于“人文精神”观念表达不同意见的一方。因为他知道人性的现实的存在，也知道用焦虑超越这种现实的虚妄。但王小波的长处在于他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仅仅来自于时代本身，而是来自对于人性的普遍性的一种体察。
当时的王小波其实已经得到了许多知识界的明智之士的激赏。我自己可以作证的是，如刘心武先生就多次高度地赞赏王小波了，我敬佩他的是王小波得到大名之后他从来也没有谈起过自己和王小波的交往。可以说，在王小波没有被自己的时代认识的时候，他已经有了知音。
我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形象：
“他对于人类的种种行为都抱有一种智者的态度。他一面带有看透世界的超然和平和，能够将人类的天真和片面作为小说的对象；但他从来没有蔑视过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欲望和向往。他的另一面是格外地入世，格外地喜欢普通的人生。”
他并不像道德家那样有洁癖，而是对于人类的欲望有深入的理解和感情。在这方面他像写《巨人传》的拉伯雷；但他又能够穿透人生的荒谬和无聊，揭开我们可笑的东西，让我们感到自己的浅陋、荒诞和微末，这时他又像写《变形记》的卡夫卡。所以王小波的自由不是那种带“主义”的知识或意识形态的想象，而是一种带有幽默感的超脱和投入的不可思议的混合。在那场九十年代初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王小波反而是和他的许多故去以后的追随者不同，显然对于被斥责的王蒙和王朔的观点有较多的同情和理解。他不是一个清教徒或圣人，而是一个人生的智者。
这让他也和“五四”以来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性的“文学制度”并不和谐。他的并不被正统的文学界认可其实正是这一制度对他难以认同的表征。他的自由让他并不简单地成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传人，而是一个和“新文学”缺少关系的另类。王小波的自由其实在于他的边缘性，将他变成“五四”主流的传人其实没有办法认识他的意义。他的小说有非常普通的欲望，他对于“性”的表现也是惊世骇俗的，有志怪和传奇，有稀奇古怪的想象力在汪洋恣肆。这些其实都是新文学的旁门左道，这里没有那种宏大的话语，没有那种大叙事带来的秩序，而是有一种来自欲望和日常生活的活力与想象力和超越性的奇怪的混合。其实王小波和张爱玲有一种相似，他们其实都在新文学的文学制度之外，却能够真正创造一个新的天地。他的小说和随笔的力量并不在于他有一种刻板的意识形态，而是在于他对于所有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尖刻的追问和对于人类生活的深刻的同情和悲悯。
其实王小波并不是在他故去之后被塑造的那个反抗世间不平的英雄，而是一个对于人类的问题有异常深切体察的平常人。他所代表的是在“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之外的异类。这种异类的特征在于它所关切的是和新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新文学的企图是彻底超越人性的局限，达到一种主体的解放；而王小波却怀疑人性改造的结果。王小波对于人性被欲望所拨弄的状态有深切的体察，于是他在改造和提升人性的伟大进程中，却看到了其间人性的不可改造的方面，看到了人的“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超越。他的这种感官性的表现没有否定和批判，也谈不上怎样欣赏和迷恋，他只是认为这是并不试图改造它的读者，也不试图压抑这种感官性，而是直面感官性的不可克服和不可超越。他用一种狂欢式的风格将人们置于一个哈哈镜式的处境之中。无论他的小说或随笔都饱含着一种对于感官性的高度的敏感，小说所涉及的是感官性的体验和任何时代中人性的难以控制的欲望。正是这些使得他异常地深入了自己的时代的同时又异常地出世。但他也不是一个来自“鸳鸯蝴蝶派”的人物，因为他并不简单地认同于欲望，他其实看到了欲望的局限和问题，他由此而格外清醒和明智，但他又不相信那种身心二元的超越性。他还是相信人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的原始的本能的支配。这似乎和认知科学或者基因科学一类的知识有点接近。我有点怀疑他曾经接触过这一类的知识。
这使得王小波的声音其实仍然和其他人大不相同。他的小说让人感到一种沉浸其中的阅读的乐趣。但这种乐趣其实是来自他的对于世间万物的理解和同情，但他的小说又有让你感到不适的地方，他永远挑战你学到的一切，让你超越你的常识去看待世界。他好像一面哈哈镜，在夸大了我们的局限的同时也扩展了我们的认知的能力，让我们重新看到自己和世界。
四
王小波已经逝去十年。今天的他的作品已经成了经典，今天的他本人也已经成了大众传媒中塑造的新的超级英雄。但我的问题还依然存在：
“我觉得我们神化他，其实是对他的另外一种控制的尝试。他曾经在生前如此执着地尝试摆脱各种控制和束缚，但他阻挡不了我们来控制他。我们把他看成伟人的时候，却也将他纳入了他并不想进入的话语。他终于等到了他对于那些话语的胜利，但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最后他却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的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我们如果认为他在和自己的时代进行一场拔河比赛的话，最后究竟是谁赢了？”这些话里其实还是有某种一个和王小波经历了许多相同的处境的同时代的人的某种悲哀存在。
但今天的王小波仍然有自己的巨大的意义。他其实有些地方能够和今天的“80后”息息相通，他的思考所关心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对于人性的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仍然是我们今天的时代所需要的。“80后”其实和过去时代的人们大不相同，他们有一点像王小波的地方，是他们和王小波一样自我，一样重视人类的感官性的存在，一样有一种对于我们的世俗性的直接的感觉。但他们似乎缺少王小波的那种力量，那种对于人性的通达和敏锐，还缺少他的嘲讽的微笑里的真正的智慧。这种反讽不是今天的“恶搞”所可以企及的。但王小波的遗产仍然在向我们提出着挑战。王小波的那微笑里面仍然有一种让我们捉摸不透的光芒，吸引我们去认知他存在的价值。
生命不可能完美，但可以超越：关于迈克尔·杰克逊
2009年6月26日晚，在凤凰卫视的“华闻大直播”，我和台湾歌手黄舒骏与谢亚芳连线，一起讨论迈克尔·杰克逊的去世。黄舒骏认为迈克尔·杰克逊达到的高度其实是难以企及的，他觉得正是由于他超越了我们世俗的诸多认识，才可能达到今天的成就，而他也对于他们这样的歌者有影响。我则回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内地的影响和冲击，那时迈克尔·杰克逊其实是作为西方文化的象征来理解的。我们都对于这位音乐天才的故去感到遗憾。谢亚芳提及了像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的全球瞩目的超级巨星现在已经不多见了，现在出现的巨星其实都还有文化的限制，不可能像他一样具有这样的全球性了。我们还探讨了他后期所面对的负面消息的困扰和在华语文化中何以还缺少这样的全球性的人物。
这些讨论让我感慨的是斯人已逝，但他的精神和影响仍然存在。生前可能他非常寂寞，但死去之后，人们才发现自己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弥足珍贵，而他的存在对于我们仍然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可能在他的后期，他面临着许多麻烦和困境，媒体和公众对于他也并不宽容，但死亡却让所有人意识到他对于我们的重要的意义和他的无与伦比的价值。在他逝去之前，我们想到的是他的不完美，但在他逝去之后，我们想到的是他的音乐对于生命的超越。生命可能就是需要距离的，他活着，我们都觉得他的缺陷和毛病让我们厌倦和不快，但他一旦离去，我们才发现那些事情其实和他留给我们的东西相比还是无足轻重的。
死亡其实让生命的具体的困扰和纷争变得渺小，他在我们中间，我们当然要用显微镜来观察他，那时他是高高在上的明星，他的人品和行为的一切当然要让我们来检验和品评。但他一旦离开，我们就可以用望远镜来看他，他的那些具体的事情都变得异常遥远而无足轻重了，他的价值被再度凸显了出来，他对于我们大家的生命的意义其实是非常大的。于是，来自全球的伤悼就淹没了一切。我突然发现，他其实是他的躯壳的囚徒。在这个躯壳存在的时候，他是不幸的，他被我们的要求所束缚，被我们的不满所包围。但这个躯壳不复存在，他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才得以彰显，他的离开才让我们感到真正的遗憾。没有了这个躯壳，他其实有了真正的自由，他其实超越了我们和世俗的限度。他在放下自己的同时，也真正地放开了自己。而我们也才真正理解了他之于我们的意义。
其实，迈克尔·杰克逊对于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的离场当然也象征着我们也在老去了。当然，这种老去其实就是成熟。我们的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对于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文化的渴望也早已被一种历经沧桑的感慨所替代。我们知道他的时候，当时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刚刚从封闭和刻板中开始走出，我们当时知道了《Thriller》，知道了他的“太空步”和放荡不羁的形象，这些其实并不是作为一种我们所热爱的歌星来看待的，除了少数的英语歌的爱好者，他的歌其实从来也没有在中国真正地传唱。他的影响力当然和华语歌手像邓丽君完全不同。邓丽君是我们的感情的一种寄托，但迈克尔·杰克逊则是我们跨出文化和社会的束缚，具有某种全球性的象征。我们对于他是崇拜而非迷恋，是一种隔膜中的肯定，而非完全的认同。这其实也是中国对于西方事物的一般性的感受。他是西方的一种象征，一种当年我们的天真和幼稚中所敞开的可能性。他其实对于当年我们这些还穿着蓝色卡其布中山装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遥不可及和不可思议的。我们能够真正理解邓丽君，但和迈克尔·杰克逊相距千山万水。我们却发现了新的世界在敞开。他其实就是社会开放的标志，他离我们相当远，也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内在的世界，但他是一种吸引力，一种开放和活跃的标志。迈克尔·杰克逊对于当时的我们其实是一个启示，而不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感情。
所以，当年他参加过的《我们是世界》引发了中国的《让世界充满爱》。其实，两者是不同的，《我们是世界》是西方在那个特定的时代的某种全球性的询唤，而《让世界充满爱》则是稚嫩的、刚刚开放的人的生涩的回应。但其实，这也是“中国梦”的一个新的可能的呈现。正是由于这种启示，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走向今天的崛起。我们也从当年崇尚他的不成熟，到了今天的成熟。当年我们的稚嫩的开放其实是后来我们自己的成熟的加入全球化的开端。正是由于在当年的不成熟，后来我们的选择才显得重要，而那个开端的意义也才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