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到细节的故事。正是顾忌这位此处名为拉比耶的男人的妻儿，我之前未曾发表过这个故事，而在此我仍然小心翼翼地不道出这个男人的真实姓名。四十载岁月尘封了这段往事，如今大家已经老了，即使这些事实公之于众，也不会像以往我们还年轻时那样对他人造成伤害了。
不过，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这里发表一篇可以说纯属细枝末节的文字呢？那是可怕的个人经历，令人惊恐失魂，但是仅此而已，它一直只是个人经历，从来没有进入文学的领地。那又怎样呢？
在疑惑中，我写下这篇文字。在疑惑中，我把它拿给我的朋友埃尔韦·勒马松和扬·安德烈亚阅读。他们认为应该将它发表出来，因为我描写了拉比耶，描写了他通过履行惩罚职能所臆想出的存在方式，他幻想着仅仅凭借这种多数情况下替代伦理、哲学和道德的惩罚就可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而这样的惩罚并非只在警察局里才发生。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上午，弗雷讷[1]监狱接待大厅。我来给我的丈夫送一件包裹，他在六月一日即六天前被捕。这时，警报骤响。德国人关上了门，把我们独自留在接待厅里。这里大约有十几个人，彼此不说一句话。成群的飞机盘旋在巴黎上空，轰鸣声震耳欲聋。我听到有人对我低声但却很清晰地说：“他们今天早上六点登陆了。”我转身一看，是个年轻人。我小声叫道：“这不可能。别散布假消息。”年轻人说：“这是真的。”我们不相信年轻人。所有的人都哭了。警报停止了。德国人疏散了接待厅里的人群。今日禁收包裹。我一回到巴黎，刚踏上雷恩街街头，就看到这样一番景象：我周围所有的脸都像疯子一样互相看着，面带微笑。我拦住了一位年轻人，我问他：“这是真的吗？”他说：“这是真的。”
食品包裹的收寄被sine die[2]搁置。我往弗雷讷监狱白跑了好几趟。于是我决定通过柳林街争取一张包裹许可证。我的一个女友是情报部的秘书，她帮我以她的上级之名给基弗医生（福煦大街）打电话，以便得到获取许可证的证明信。人们传她过去了。基弗医生的秘书接待了她，告诉她到柳林街老楼，找五楼的415E4办公室。证明信只字未提。我在柳林街等了好几天。队伍在人行道上排了有一百多米长。我们不是等着直接进入德国警局里面，而是等着轮到我们进去的机会。三天。四天。只有在包裹许可证办公室的秘书那里我才有可能提到基弗医生证明信的事情。我必须先到415办公室去见某位埃尔曼先生。我等了整整一个上午，埃尔曼先生不在。隔壁办公室的女秘书给了我一张字条，允许我第二天早上再来。这一次埃尔曼先生又不在，我又等了整整一上午。诺曼底登陆至今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溃败的情绪在德国警方的所在地蔓延。我的通行证中午就要到期了，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前一天见到的那个女秘书。眼看我就要白白浪费二十多个小时辛苦等待换来的进展。我上前叫住一个路过走廊的高大男人，请求他一定想办法帮我把通行证延期到晚上。他让我向他出示证件。我递给他。他说：“这可是迪潘街的案子啊。”
他说出了我丈夫的名字。他对我说逮捕我丈夫的人就是他。对我丈夫进行第一次审讯的人也是他。此人就是某先生，此处化名皮埃尔·拉比耶，是一名盖世太保。
“您是他的亲属吗？”
“我是他的妻子。”
“啊！……这是一件很麻烦的案子，您知道……”
我没有向皮埃尔·拉比耶提出任何问题。他显得彬彬有礼。亲自更新了我的通行证以后，他告诉我埃尔曼明天会来。
第二天，我为了包裹许可证的事情来找埃尔曼，这时我又见到了拉比耶。我在走廊里等着，他从一扇门后面走出来。他的怀里抱着一位脸色极其苍白的女人，她陷入半昏厥的状态，衣服全都湿透了。他冲我微微一笑，消失了。几分钟之后他又回来了，嘴角仍然挂着微笑。
“这么说，您一直在等着？……”
我说这没什么。他又提起了迪潘街的案子。
“那里就像一座真正的兵营……而且桌子上还摆着一张地图……事情相当严重。”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是否知道我丈夫是抵抗运动的成员？我是否认识那些住在迪潘街上的人？我说我不大认识或者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我说我写作，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他对我说他知道这些，我的丈夫告诉过他。他说他甚至在逮捕我丈夫的时候在客厅的桌子上发现了我的两本小说，他笑了一下，他连这两本小说也都一齐拿走了。他不再向我提问了。他终于对我说出了实话，我不可能拿到包裹许可证，因为许可证被取消了。但还是有可能在德国预审官对犯人进行审讯的时候，通过预审官本人把包裹带进去。
他说的德国预审官就是埃尔曼，这个我等了整整三天的人。他在接近傍晚的时候来了。我对他谈到了拉比耶向我提议的办法。他说我不能见我的丈夫，但是他会负责把包裹转交给他和他的妹妹，我可以明天早上把包裹拿过来。走出埃尔曼的办公室，我再次遇到了拉比耶。他微笑着宽慰我：我的丈夫不会被枪决，“虽然发现了那份企图炸毁德国军事设施的地图，它和两本小说一起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他笑着说。
我生活在完全的与世隔绝中。唯一与外界的联系就是D每天早晨和傍晚打来的电话。
三周过去了。盖世太保并没有来搜查我的家。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再来了。我要求重新投入工作，得到了批准。我们这个组织的领袖弗朗索瓦·莫尔朗需要一位联络员，他让我接替前往图卢兹的费里。我答应了。
七月第一个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我应该让迪蓬索（时任M.N.P.G.D.[3]驻瑞士代表）与戈达尔（战俘部部长亨利·弗雷讷的办公室主任）接上头。我们要在圣日尔曼大街正对着议会的街角碰头。我准时到达，找到迪蓬索。我走上前去与他攀谈，我们谈话的样子轻松自然，抵抗运动的成员公开场合通常这样掩饰自己。还不到五分钟，我就听见几米远的地方有人喊我：是皮埃尔·拉比耶。他一边叫我一边打着响指。他神情严峻。我想我们完蛋了。我对迪蓬索说：“是盖世太保，我们完了。”我毫不犹豫地走向拉比耶。他没有向我问好。
“您认出我了？”
“是的。”
“您在哪儿见过我？”
“在柳林街。”
或许拉比耶的出现是一个纯粹的巧合，或许他就是来逮捕我们的。如果是后者，警察局的“轻11型”汽车此时就守在大楼的后面，我们想要逃脱已经太迟了。
我冲拉比耶笑了笑，对他说：“很高兴见到您。我到柳林街路口找了您好几次。我丈夫依然杳无音讯……”拉比耶严峻的神情顷刻消失了，但这并没有使我放下心来。他显得快活诚恳，他告诉我小姑子的消息，他见到她了，并且把埃尔曼负责的包裹转交给了她。他没有看见我的丈夫，但是他知道他的包裹已经送到。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但是我记得这个场景：一方面，迪蓬索为了不失去我——“失去联络人”——待在原地没动。另一方面，戈达尔到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奇迹，他竟然没有上前和我讲话。我时时刻刻都在想象他把拉比耶当成了迪蓬索，然后走过来向我伸出手，可他没这么做。拉比耶和我，我们前后相隔五米被我的两个同志夹在中间。这种经典的喜剧场面却让任何人都笑不出来。我至今还在思忖拉比耶当时怎能没有注意到我的局促不安。我一定脸色铁青。我把嘴闭得紧紧的，以免牙齿打战。拉比耶好像并没有看见，滔滔不绝地说了十分钟。我没有听，什么都听不进去。看起来，他对什么都无所谓。时间一点点流逝，我感到一线希望穿越了我的恐惧：我在和一个疯子打交道。从日后拉比耶的行动看来，我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说话的时候，有些人经过并且在我们旁边停下来，比如比戈里女士和她的儿子，还有一些十年没见的街坊邻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很快就走开了，大概是被我的表情变化吓坏了。拉比耶对我说：“看来，您在这个街区认识不少人嘛”——后来，他经常会影射那一天我碰到那么多熟人——接着他又说起话来。我听到他说很快他就会有我丈夫的消息了。我立刻附和着他的意思，后来我也总是这样做。我坚持要约个时间再见到他。他就定了当天晚上五点半在马里尼大街的花园见面。我们分手了。我缓缓地走向迪蓬索，我对他说我不明白，盖世太保的同僚应该躲在大楼后面才对。我还有同样可怕的疑惑：无论如何我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拉比耶要和我打招呼，为什么他把我拖了这么久。没有人从大楼后面出来。我给迪蓬索指了指站在三米开外的男子，那就是他要接头的人，戈达尔。我离开了，我完全不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有亲自去提醒戈达尔一声是否不那么妥当。我没有转身回头，径直去了伽里玛[4]的家，一下子瘫倒在扶手椅里。当天晚上我得知：我的同志们没有被捕。
拉比耶的出现的确是个巧合。他当时停下来是因为认出了那个带着包裹到柳林街去的年轻法国女人。我后来了解到拉比耶非常崇拜法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由于没能实现盘下一家艺术书店的愿望，他才加入了盖世太保（原话如此）。
当天晚上我见到了拉比耶。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消息，不论是我丈夫的还是小姑子的。不过他对我说，他肯定会有消息的。
从这天起拉比耶开始给我打电话，开始时是两天一次，后来变成了每天一次。很快，他便要求我和他见面。我照做了。弗朗索瓦·莫尔朗的命令很明确：我必须保持这种接触，因为这是我们与被捕同志保持联络的唯一希望。更何况，如果我不再赴约，拉比耶就会对我产生怀疑。
我每天都与拉比耶见面。他有时邀请我吃午饭，总是在那些黑市餐馆。大多数时间我们去咖啡馆见面。他给我讲逮捕抓人的那些事。但他尤为津津乐道的，并不是他现在的生活，而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他经常说起艺术书店。我每次都设法提醒他还有我丈夫这么一回事。他说他惦记着呢。我顾不得弗朗索瓦·莫尔朗的指示，很多次都试图和他断绝联系，不过我会提醒他，跟他说我要到乡下去，我累了。他不信。他不知道我是不是清白，他只知道我被他抓在手里。他是对的。我绝不会去乡下。我的心里总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恐惧，害怕再也见不到罗贝尔·L，我的丈夫。我坚持要知道他在哪儿。拉比耶对我发誓说这件事包在他身上。他还声称曾经帮我丈夫躲过了一桩审判，他现在已经被划归为逃避义务劳动犯了。他也被我抓在手里：如果我知道我的丈夫被送到德国，我就不需要再见他了，他也明白这点。不久之后我听说义务劳动的故事是假的。就算拉比耶说谎，也是为了让我安心。我确信他大大高估了自己的实际能力。我觉得他甚至相信他能让我的丈夫回来，这都是为了把我留在身边。最重要的是，他不会对我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拿这些犯人怎么办，所以我的丈夫已经被枪毙了。
我再一次陷入了几乎彻底的与世隔绝中。命令要求任何人不要以任何借口来我家或与我相认。毫无疑问，我停止了一切活动。我消瘦了许多。我的体重轻得和集中营里的关押犯差不多。每天我都在等待拉比耶来抓我。每天我都“最后一次”告诉门房我和拉比耶约会的地点以及预计回家的时间。我只见一位同志——D，他化名马瑟，是罗丹司令的副手，自由行动小组的领导，《自由人》的主管。我们在离住地非常远的地方见面，一起走在大街上，或者在公共花园里散步。我对他讲述拉比耶告诉我的事情。
我们组织内部出现了分歧。
——一些人想要立即干掉拉比耶。
——另一些人希望我迅速离开巴黎。
在一封由D转交给弗朗索瓦·莫尔朗的信中，我承诺一旦我得知我丈夫和小姑子已经脱离拉比耶的控制，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离开法国，我将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让组织在警方插手之前干掉他。因为除了其他可能遇到的危险，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拉比耶如果发现我属于某个抵抗组织，罗贝尔·L的处境会愈加恶化。
我与拉比耶的故事经历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我与他在柳林街相遇开始一直到我写信给弗朗索瓦·莫尔朗。恐惧的时期。每一天，都是那样难以忍受，令人窒息。
第二个时期从给弗朗索瓦·莫尔朗的那封信到拉比耶被捕。同样恐惧的时期，当然。但是这种恐惧时常会伴有某种判决其死亡的愉悦。把他送到属于他的地方去，死亡。
拉比耶总是在最后一刻才跟我定下约会，总是定在意想不到的场所，意想不到的时间，比如五点四十分，四点十分。有时他约我在街上见，有时在咖啡馆。但是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咖啡馆，拉比耶总是比预定时间早到很多，并且总是在离会面地点较远的地方等着。假若约在咖啡馆，他兴许会跑去对面的街上等我，而不会在咖啡馆门口。假若约在街上，他又会站在离指定地点更远的地方。他出现的地方总能把赴约人看得一清二楚。我到的时候经常不见他的踪影，他会突然从我身后冒出来。有时我到了，看见他了，他却站在离约好的咖啡馆百米开外的地方，身旁停着他的自行车，靠着墙或路灯。他的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