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文宗咸丰帝即位后，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洪秀全自称天王，改南京为天京，建都于此。清朝廷大为惊恐，起用汉族地主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曾国藩积极为清朝廷卖命，充当了血腥刽子手的角色。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进士，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升至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太平天国初起，他上书奏陈，说：“今日之急，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力，有考察之法。”他主张裁撤只拿军饷不思作战的将士，建立精锐之师，对付太平军。咸丰帝认为他的意见不错，改授刑部、吏部侍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他因母丧回到老家，奉命在长沙筹办团练，由此开始了反太平天国的生涯。团练原是地方分散的地主武装，曾国藩打破旧有办法，把它组建成一支新型的正规军队，号称湘军。他极端仇恨太平军，称之为“匪”、“寇”、“贼”，好杀戮，曾凶狠地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酿成今日流寇之祸。”湖南人民据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曾剃头”，而他却说：“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一面北伐，一面西征。曾国藩的湘军遭遇太平军，连打败仗。在一次战斗中，他走投无路，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方才保住性命。事后，他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兵贵精不贵多，说：“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皆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亡。”此后，他注重军事训练，聘请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等充当幕僚，而且建立了水师，逐渐使湘军具有了一定的战斗力。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曾国藩被授为兵部侍郎，移兵东向，进攻太平军。不过，清朝廷对曾国藩的湘军心存疑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以清军为主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上。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钦差大臣向荣自杀，和春继为钦差大臣；江北大营也被太平军击溃，钦差大臣托明阿被革职，德兴阿继为钦差大臣。和春与德兴阿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形成围攻天京的态势。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太平天国核心发生内讧：东王杨秀清逼天王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诏北王韦昌辉带兵入天京，屠杀杨秀清及其家属、部下两万多人；翼王石达开奉命，起兵杀韦昌辉及其党羽，辅政，又遭洪秀全的猜忌；石达开为了自保，统领部分太平军将士出走，单独行动。这场内讧，使太平天国蒙受重大损失，造成了严重危机。
八月，太平天国在枞阳（今安徽枞阳）召开会议。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脱颖而出，担负起挽救危局的重任。咸丰八年（公元1658年），陈、李联合捻军，发动浦口（今江苏浦口）战役，再次摧毁江北大营，歼灭清军万余人，解除了天京北面的威胁。接着发动三河（今安徽巢县附近）战役，歼灭湘军六千多人，击毙曾国藩的得力帮手李续宾等，使天京的上游形势大大改观。
这期间，曾国藩曾回家为死去的父亲办理丧事，随后复出，办理浙江军务。他认为谋取天京，必须占有安徽，特别是安庆（今安徽安庆）这个战略要地。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陈玉成、李秀成摧毁了江南大营，占领常州和苏州，随后开始太平军的第二次西征，企图夺取武汉。清朝廷这时不得不重用曾国藩，给他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南北水陆各军。曾国藩手中有了权力，立即调兵遣将，迅速完成了对安庆的包围。陈玉成紧急回军，援救安庆。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军和湘军在安庆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历时半年，太平军死伤一万多人，安庆终于落入曾国藩之手，天京失去了上游的一道屏障。陈玉成退守庐州（今安徽合肥），次年被叛徒苗沛霖出卖，英勇牺牲。
当长江流域战事正紧的时候，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丢弃北京，逃至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避难。曾国藩夺得安庆，派人向朝廷报捷，咸丰帝已一命呜呼。当年发生辛酉政变，年仅六岁的清穆宗同治帝生母叶赫那拉氏，勾结恭亲王奕…，除去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掌控了朝政。这位叶赫那拉氏，便是权欲熏心的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名义上与另一位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实际上逐渐独揽了大权。奕…升任议政王大臣，也受慈禧的制约。
慈禧上台，认识到曾国藩的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所能依靠的唯一军事力量，因此，她命给曾国藩加太子少保衔，由其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规定四省巡抚以下官员，都受他节制，还要他保荐封疆将帅，“朝有大政，咨而后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擢为浙江按察使；曾国藩举荐的李续宜、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分任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的巡抚。接着，广西、河南、贵州的巡抚，也都成了湘军系统的人。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慈禧再提拔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成了朝廷的鹰犬和走狗，开始向太平天国发动全面进攻。他把李鸿章的淮军派往上海，把左宗棠的楚军派往浙江，自己则以安庆为大本营，用嫡系部队，沿长江东向，水陆并进，夺得了皖南、淮南和长江沿线的各个据点。湘军的水师，控制了长江水面。五月，曾国荃的部队抵达天京城外的雨花台，李昭寿的部队扼守浦口，天京的形势严峻起来。
而这时，太平天国内部仍然危机重重。洪秀全已丧失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能力，贪图享乐，任人唯亲，死报着“拜上帝会”的宗教信仰，指望“上帝”和“耶稣基督”，能够派遣“天兵天将”保佑他的“天国”。当兵临城下的时候，他提出“进北攻南”的计划，力图把战场扩大到长江以北和长江上游去。但是，这个计划未能得到实施。曾国藩老奸巨猾，一面围困天京，一面命李鸿章和左宗棠，首先发起进攻。李鸿章借助英国军队，攻占了苏州和常州。左宗棠借助法国军队，攻占了杭州。这样，天京就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动摇分子倒戈投降，军心涣散。李秀成等入援天京，一场决战在即。其时发生疾疫，湘军和太平军死人很多，“死亡山积，几不能军”。曾国藩把情况报告朝廷。慈禧用皇帝名义，谕旨慰问曾国藩，说：“天灾流行，岂卿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多缺失，我君臣当勉图禳救，为民请命。且环顾中外，才力、器量无逾卿者！时势艰难，无稍懈也。”曾国藩受到这样的赞誉和倚重，感激涕零，镇压太平军，更加死心塌地，不遗余力。
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四月，太平天国再遭重创，洪秀全病死，其子洪天贵继承天王位。曾国藩命令曾国荃，发起最后的攻击，并命李鸿章前来会师。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率领太平军，坚守拒敌。六月，湘军用重炮轰塌城墙，冲进城内，城内一万多太平军将士血战到底，部分人被杀害，部分人突围而出，天京沦陷。李秀成在突围后被俘，洪仁玕保护洪天贵逃至江西也被俘，均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以失败而告结束。
曾国藩用太平军的尸骨和鲜血换取了高官厚爵。“天子褒功，加太子太傅，封一等毅勇侯，赏双眼花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其实，曾国藩根本算不上什么“文臣”，实际上是以文之虚，行武之实。他“身在军中，意气自如，时与宾佐酌酒论文”，“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一贯以礼”。正因为如此，他比起明火执仗的武将来，具有更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清朝廷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然而，湘军的存在，必然会对朝廷构成威胁。慈禧和奕…懂得这个道理，下令逐步裁撤湘军，改由更加驯服的淮军取而代之。太平天国失败后，其余部与捻军会合，以张宗禹、赖文光等为领袖，继续开展抗清斗争。他们活动在山东和陕西一带，故又有“东捻”和“西捻”的区别。捻军作战最大的特点是，从不进攻敌人坚守的城池，也不固守任何阵地，专门避开锋芒，以变幻不定的快速行军，使敌人尾随追赶，疲于奔命，待敌稍有松懈时，迅即给予致命的一击。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就死于他们的这一战术中。捻军攻势咄咄逼人。慈禧等急命曾国藩节制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全力对付东捻，而以左宗棠对付西捻。曾国藩坐镇徐州，提出“画河圈地”的办法，利用自然地形设防，限制捻军的活动范围。这一办法初始，成效甚微，西捻一度北渡黄河，进军至保定，直接威胁到北京。朝廷惊恐，议论纷起，都说曾国藩“计迂阔，然亦无他术可制捻”，还有人弹劾他“骄妄”。曾国藩恰也自爱，借口有病，乞假数月。朝廷批准，他以散员身份，留军效力。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改由李鸿章督军，镇压东捻。次年，曾国藩就补大学士。李鸿章还是用“画河圈地”的办法，平定东捻。左宗棠用同样的办法，平定西捻。“画河圈地”的办法是曾国藩最早提出的，他因此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地位相当于宰相。史载，他在直隶任上，“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次第兴革，设清讼局、礼贤馆，政教大行。”他还是清朝“洋务派”的首领之一，主张学习西方，兴办军事工业和企业，购买外国兵器，选派学童出国留学等。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同治帝询问曾国藩，哪些可许，哪些不可许。他回答说：“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发生天津教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虐死婴儿数十名，天津人民奋起反抗，焚烧外国教堂及领事馆，打伤洋人二十人。朝廷忙命曾国藩前去处理。曾国藩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媚外求荣，除向法国“谢罪”外，还杀了爱国人士十七人，承诺赔款重建教堂。他的行径遭到国人的痛斥。慈禧为保护这个刽子手，又将他调任两江总督，改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曾国藩病死。传世有《曾文正公全集》，书中保存了中国近代史的许多珍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