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五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凌晨4点半我们到了上海肿瘤医院。上海肿瘤医院位于零陵路399号。凌晨是上海最寂静的时候，天色已经翻白，马路上很少有行人，但卖早点的却已开张。岳龙去挂号，我让父亲与小杨小睡片刻，一夜劳顿，小杨都疲惫不堪，更何况父亲。父亲很快就睡着了，发出均匀的鼾声，从窗外看，车里的父亲穿着青灰色的中山装，里面是白衬衣，黝黑的脸庞消瘦了许多。父亲把手放在大腿上，粗大的指节显得更加凸出，头向后仰着，喉结也很明显，胡子也有些拉碴。我不知道小杨睡着了没有，我没有听见他的呼吸声，只是看见他闭着眼，坐在驾驶室里。我和永源去吃早点，早点与家里也没什么区别，只是肉包和豆浆之类的东西。吃过早点后再带回来一些，好在气候温和，等父亲醒来豆浆也没有冷却。
7点半，医院上班，队伍已经排得很长，有几个中年人在排队者边上兜售什么。我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岳龙说是“黄牛”，卖排队位置的。真是没有想到，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连这种手段也能谋生。他们都说我见识少，这些人本来就是吃这一碗饭的，不足为奇。我说一个位置大约多少。岳龙说刚才后面有人在讨价还价，好像是五十到一百之间。真是生财有道，好在岳龙排在前面，还是个位数，所以也用不着找“黄牛”买位置，假如不是凌晨4点半来排队，我们也肯定会用钱去换“黄牛”的位置，因为这样的非常时期钱已经不算什么，只要有命，用什么东西去换都值得。岳龙拿回的票号是16号，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排在个位数的位置领到的票却是两位数。上午坐诊专家是韩企夏教授，从照片上看，韩教授也六十有余了，听说他不多看，限额三十名。挂好号我们坐在候诊室里等候，候诊室人满为患，空气十分混浊。门诊的房子并不怎么样，一点也没有大医院的气度。与肿瘤有关的宣传广告直接贴在墙壁上，有些已经残损，甚至出现了污秽的斑点。我开始对这家名声显赫的大医院产生怀疑。有两三个卖杂志的人到处向病人与家属兜售与肿瘤有关的杂志，兜售者都是些老男人，穿着白大褂，很有些医生的模样。我听见他们对病人家属说，杂志里有治肿瘤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杂志的主编或者副主编有些是他们医院的权威。我知道这些最新研究成果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实践才能用于临床，况且医生们对这些最新研究成果也会关注，我们即使看了也不可能去建议医生怎么治疗。其实，关键都不是这些，买一本杂志要考虑这么多干吗？问题是此时的我有些魂不守舍，我的心一直悬着，一夜未睡更使我情绪低落，大上海让我无可奈何，因为在这里我举目无亲。我木然坐在父亲边上时，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穿白大褂的男人向我走来，他手里抱着一包杂志。他说最新研究成果，看看，看看。我不想说话，我无力摇摇头，表示我不想买他的杂志。我不知道是我百无聊赖的神情还是漫不经心的动作触怒了他，他竟然一脸怒火，用他令人作呕的上海话教训我，我只听见他叽里呱啦的抢白。当时，我真有点头晕，过后才明白他的意思：你不要就不要，但你不能摇头，你这个乡巴佬，摇头就是对医学界尖端成果的否定，也是对我们权威医生的否定，更是对我们这家闻名全国的大医院医疗水平的否定。我的情绪一下坏到极点，竟然会遇上这样的无赖，一个穿白大褂的貌似医生的无赖。这真是一个庸俗到极点的上海小市民，这样一个轻轻的摇头怎么会有如此复杂的含义呢！我今天来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我父亲的性命，我连巴结教授、权威的机会都没有，我还能否定他们？我要否定，干吗还连夜驱车？如果能早点给父亲看病，安排父亲住院，我完全可以下跪。遇到这样的无赖真是倒霉透顶。当然，为了父亲的心情我都咽下了。此时我估计我的脸色十分难看，坐在我边上的好心人跟我说，这些人都有心里毛病的，他们原来都是这里的医生，因为技术水平低才转换到这种岗位，心里不平衡，所以老是吹毛求疵，无事生非，老挑我们病人和家属的刺。
9点半左右，候诊室广播在叫我父亲名字。我和岳龙一起陪父亲进去，韩教授正在询问病人。韩教授气色很好，穿一件白大褂，满面红光，六十多了还中气十足。听说韩教授60年代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曾担任过上海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90年代中期进修于美国马利兰大学癌症中心，还参与《现代肿瘤学》和《乳腺癌》等著作的编写工作，专长胸外科，特别是对乳腺癌、肺癌、食道癌和软组织肿瘤的诊断和治疗，都有独到的一手。看来父亲挂他的号是完全正确的。韩教授问过父亲一些基本情况，比如发热、咳嗽等。父亲大致都能听得明白，有些不大容易懂的由岳龙转述。岳龙把从台州医院带来的CT给韩教授看，当着父亲的面韩教授也没说什么，我知道韩教授有话要说，只是当着父亲的面不便说。我说，爸，这里空气浑浊，我们还是坐到外面去吧！
回到候诊室，我突然看见于阳春坐在我前面，我们隔着两排，她旁边坐着一位中年男子，大概是她丈夫。我有了一种依靠的感觉，在茫茫的大上海遇到老乡，这是一种天赐的幸福。我对父亲说，我看见一个熟人，我先过去打个招呼。父亲说，在哪？我往前面指过去，父亲心情轻松许多，脸上有了笑意。于阳春看见一脸疲惫的我吃了一惊，问我怎么会到这里来，我说我陪父亲来检查。于阳春说，那你父亲呢？我回头指点给她看，父亲也对她笑笑。于阳春说，你父亲很年轻。我说六十刚出头，看上去还只有五十多一点。于阳春说，查过了吗？我说没有，昨天夜里的车，今天凌晨到，刚才看过了，我弟弟还在韩教授那里。于阳春说自己患的是乳腺癌，已做了切除手术，这次来上海化疗。于阳春问我父亲病情，我只能含糊其辞，虽然台州医院已经明确，但这里还没有检查，我还抱有一点侥幸心理，再说父亲就在不远处，我也不能说得很明白。
岳龙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叠化验单，我们就按化验单一一去各个化验窗口排队。有四张化验单都是常规性的东西，所以很快就出了结果，化验白细胞的窗口医生说可能搞错了，白细胞怎么会这么高，要给父亲重新化验，我们当然同意。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仍是老数据，岳龙好像早已知道，只是不说，由着她们去。最后一张是痰液化验单，医生让父亲明天一早把第一口痰咳在杯里再送过来，因为要做细菌培养，所以要到11号才能出结果。这种等待让我无法接受，但又无可奈何，看来这几天只能闲着。
听于阳春说申林旅馆离肿瘤医院不远，她住的就是申林旅馆，她说她还要检查，不然可以和我们一起走。我说这没关系，出大门我们就可以打听。其实，我们根本用不着打听，按照于阳春的指点，出肿瘤医院大门往右走，到十字路口左转弯，再往前走两百来米就是申林旅馆。申林旅馆很普通，是由一家毛纺公司改造过来的，有些灰暗。好在旅馆就在马路边，边上还有一个不大的菜市场，旅馆隔壁就是一家小饭店，这样生活就方便了许多。中饭后稍作休息，3点左右回临海，还是小杨开车，到家已近7点，妻子告诉我，父亲头颅CT已经出来，赵年家说没有什么异常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