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这本书终于出版时，不但挂名作者是裘得·盖瑞特，还帮他创造出一整套身份。任何询问出版社的人，都会得到以下的作者简历：
裘得·盖瑞特，密歇根大学毕业，在执法部门服务超过十四年。首先服务于迈阿密警察局，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特别探员。他在奉派到芝加哥出差期间身亡。本书手稿是在他过世不久后，在他的书房所发现，不但是他多年来详尽研究的成果，也是全世界最顶尖调查员之一的最后证言。
这是实话，至少其中一部分是。联邦调查局曾有一个叫裘得·盖瑞特的探员，也的确死掉了——在下班回家途中出车祸。他未婚，很孤僻，除了工作没有什么其他兴趣，出版社只是挪用他的身份，给了他一个生前绝对不会有的写作成就。
我必须承认，我喜欢这份简历，也喜欢他死掉的事实。我的意思是，谁会去找一个死人啊？
但，有人就是会。
随着这本书出版，那艘葬礼驳船也终于漂走，我成年后开始活在没有秘密的世界。我看着每一个发出笑声的女人，摇晃着臀部，神气地走在巴黎宽广的大街上。到了春去夏来之时，我开始相信任何事都有可能。
然而，当间谍这一行的麻烦是，你可以辞职，但永远无法离开。我想我当时不愿意承认这点，但像我这样的人生，后头有太多船难的残骸漂浮着——你伤害过的人不会忘记的。而在你心底不断回响的，就是你年轻刚在这一行起步时，曾被人一再告诫的一课：在这一行，你不能从错误中学习。你没有那个机会。只要犯一个错，你就会死掉。
唯一会救你的，就是你的直觉和专业技艺，务必深深烙印在灵魂里。我想我一定是认真听到了这些话，因为，才退休九个月，我就发现有辆出租车载着一名乘客，绕着这个街区打转。在巴黎，不会有人这样搞的，因为交通太混乱了，这样说不定要绕上好几个小时。
此时是忙碌的星期五晚上，刚过8点，我在玛德莲大道的一间街边咖啡店，等着一名年老的医生。他是美食家，常常请约会的俄罗斯女人吃昂贵的大餐，而过夜还更花钱，所以他常常闹穷。在我来看，执业医生缺钱是一大优点。这表示当他诊断病人、写处方笺时，已经准备好愿意听病人的建议。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那辆出租车第一次经过时，我没有注意到——反正不是有意识的——但我专业技艺的某个部分，一定是记住了随时变化的塞车阵。那辆车第二次经过时，我就知道看过了。
我心脏猛跳，但是表面上不动声色——以前的训练发挥了作用。我只是尽量若无其事地暗自紧盯着那辆车，咒骂着塞车和车头灯害我无法看清后座的乘客。但我想乘客是谁也不重要，我只是觉得，如果知道要来杀你的人是谁，应该也不错。
车潮把那辆出租车带走，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第一次经过是确定你的位置，第二次经过是要安排角度，第三次他们就会开火了。我在桌上丢了十欧元，赶紧起身离开。
我听到后头有个声音在大喊——是那个医生，但我没时间跟他说今天我们没办法协助对方满足各自的恶习了。我左转进入巴黎最棒的食品专卖店艾迪亚，迅速穿过一堆堆完美的水果，进入拥挤的葡萄酒区。
在那短短的瞬间，所有一切清楚浮现——就是这类状况通常会有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我的直觉大喊着是那些希腊人。那个老头不只有财务实力，也有深刻的动机来寻仇——随着每个过去的圣诞节和生日所带来的刺激，这种动机只会更强烈。而且他很容易就能找到人手：欧洲任何警力单位所做的犯罪情报都会告诉你，有半数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涉入了雇佣杀手这一行。
艾迪亚的葡萄酒商品区有一扇后门，通向一条小街，我毫不迟疑地穿过那道门，左转。这是一条单行道，我急步朝着车行的逆向走。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朝逆向走，这样你至少可以看到杀手逼近。
我察看前方的道路，心知自己所面对的是一个筹备完善的复仇计划。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无论走到哪里，一部分的我总是在思考最佳脱身路线，我脑袋深处总是有个看不见的脱逃程序在运行。当时我最大的后悔，就是没把枪带在身上。
之前我猜想，出去喝一杯咖啡，跟医生简短会面一下，然后搭出租车回家，顶多只要半小时。于是我的枪就留在公寓里的保险柜里。我大概是变得松懈了。此刻就算我看到他们迎面而来，也其实做不了什么。
我首先就是要回家，把那个该死的保险柜打开，拿出我的枪。我右转，迅速走过一个街区，左转，来到我要找的圣奥诺雷郊区街——沿着这条路不远处，就是爱丽舍宫。开着那辆出租车的希腊人或阿尔巴尼亚人，都应该会晓得这是全巴黎最安全的一条街道——屋顶上有狙击手，整条路二十四小时都有反恐监控。此时我才终于觉得比较安心，赶忙招了一辆出租车。
我请司机紧靠着我那栋公寓的后门停下，迅速打开车门，蹲低身子，打开钢板门的锁进去，没让任何人看到我。那个司机觉得我疯了——但反正在他的宗教观念里丢石头砸死通奸罪的女人被认为是对的，所以我想我们算是扯平了吧。
我把门甩上，跑过地下车库。这栋石灰岩建筑物是库西耶伯爵于1840年代盖的，曾经是一栋宏伟的大宅，后来沦为废墟，到去年才翻修成为公寓，我租下了一楼的其中一户。虽然这户很小，但通常像我这样的人是绝对租不起的，不过我的经济状况改变了——比尔·莫道克三年前死了，当时我正短暂出差到意大利。
没有受邀去参加葬礼，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只收到一封格蕾丝寄来的短笺，通知我比尔猝逝，说已经下葬了。这就是我的养母——嫉妒我到最后一刻。几个月后，我收到一个律师寄来的信，说比尔的那些公司——由一个境外信托管理——都留给了格蕾丝。这也是意料之中，毕竟他们是结缡四十年的夫妻。那封信里说，虽然遗嘱中没有让我继承任何东西，但格蕾丝决定要拨出足够的钱给我，每年会支付八万美元。虽然没有明讲，但意思很明显：她相信这样就结清对我的责任了。
几乎整整两年后，格蕾丝也死了。她两年前的无情表现，让我不觉得有任何义务，于是也没回格林威治镇的那个古老圣公会教堂，去参加那场盛大的社交葬礼。
再一次，我又是孤单一人了。虽然不是第一次，但我忍不住微笑，想到两年的差异有多么大：要是他们死亡的顺序颠倒过来，我知道比尔会留下大笔遗产给我。但反正事情就是这样，格蕾丝把所有财产留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要以她的名字重建古典大师展览馆。
这个消息是同一个律师写信告诉我的，他还提起有一件关于比尔遗产的小事必须完成。我跟他说等我下一次回美国，会去他纽约的事务所拜访——然后差不多就忘了这件事。格蕾丝遗赠的支票还是照样每年会寄来，这表示我可以过得很优裕，远远不是政府退休金能供得起的。
最实质的优点，就是巴黎的这套公寓，这会儿我迅速穿过大宅里原先的厨房——现在已经改建为机房——然后爬过防火阶梯，走向我那户公寓。我打开电梯旁一道隐秘的门，冲进了那个小小的门厅。
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是我七十岁的邻居丹努塔·弗黑夫人，住在这栋大宅里最豪华的一户。她是一位贵族企业家的遗孀，总是打扮得干净利落，而且她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可以让其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是第三世界的人。
她看到我舌头舔着发干的嘴唇，衬衫下摆翻出来。“出了什么事吗，坎波先生？”她用她那种很难懂的上流社会法语问。
她以为我名叫彼得·坎波，是个正在休长假的风险基金的经理人——我想能在我这个年纪住得起这栋公寓，又不必工作，唯一可能的职业就是这个了。
“没事，夫人——只是担心我没关掉烤箱。”我撒谎说。
电梯来了，她进去，我打开那扇钢芯门的门锁，进入我那套公寓。我把门闩上，没开任何灯，匆忙朝里走，经过的客厅里有美丽的凸窗，有一小批逐渐茁壮的当代艺术收藏。比尔若是天堂有知，应该会很高兴的。
在黑暗中，我打开更衣室的一个衣橱，朝一个小小的嵌地式保险柜输入密码。里头有一大笔现金、一沓纸、八本不同姓名的护照，还有三把手枪。我拿出一把使用9毫米口径子弹、装了加长枪管的格洛克手枪——三把中最精确的一把——检查了一下枪机，又抓了一个备用弹匣。
我把枪插进腰带里，思索着一路回家时不断在我脑袋里面回荡的问题：如果是那些希腊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我的？
理论上，我想得到的就是那些俄罗斯人刚好发现一些东西，于是交给了这些希腊人，一方面是看在以前合作的分上，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拿到了一大笔钱。
或者我在瑞雪卢私人银行里犯了什么小错，于是马可斯·布榭告诉了他的客户，因而追查到我是谁？但无论是哪个情况，那些希腊人是如何追到巴黎来的？老天在上，我是用完全不同的身份住在这里的啊。
有人敲门，声音坚定而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