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回应。我早知道敌人要进入这栋建筑物不会太难——门房弗杭索瓦是个爱诉苦的中年男子，他老是让前门开着，自己跑出去开发当奴才的新招数。他大概才刚听到弗黑夫人搭电梯下去，就冲到街上告诉礼车司机，而且大惊小怪地伺候半天，好确定自己会登上她圣诞节的送礼名单。
我毫不犹豫，完全照着以往的训练做——迅速而安静地走向公寓后方。经验丰富的杀手会采用的一个策略，就是按门铃之前，先在门上贴两三盎司[9]的塞姆汀塑料炸药。
接着杀手会找掩护——在我家的话，那就是进入电梯里——然后用手机引爆炸药。一架泛美航空的103号班机曾被八盎司的塞姆汀炸得坠毁在苏格兰的洛克比，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两三盎司的塞姆汀会对一扇钢制门和凑在窥视孔上的人造成什么伤害。
我穿过厨房，抓了一件外套好遮住那把格洛克手枪，然后走向客房。这栋建筑物还是库西耶伯爵的大宅时，他的仆人们会使用一台手摇式升降机，把餐点从厨房送到用餐室。这个升降梯的出口当时就在餐具室里——也就是现在的客房。
后旧宅翻修时，把升降机井改成了电线通道，而我住进来后，就借口要安装高速光纤电缆到我的计算机上，以随时留意我其实不存在的风险基金活动，因此取得房东许可，找了个曾帮“空降师”安装监控设备的包商，进入那个升降机井。我让他在里头装了个梯子，通到地下室。我当时觉得，这么一来，付那个天价房租也还算值得。现在更觉得太划算了。
我打开一个橱柜门，拿掉入口的小镶板，不到一分钟就走向建筑后方的一条窄巷。我预料随时会听到这栋19世纪建筑物的正面和列入公共遗产的凸窗会被炸开，落在香榭丽舍大道上。
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阻止他们了？我猜想，在玛德莲大道上跟丢我之后，他们就立刻回到我的公寓。但因为一开始不确定我是不是会回来，就先敲门确认一下。
幸好我没去应门。我几乎确定有两个人——换作是我就会用两个人——此刻正躲在电梯旁，等着我去应门。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如果我从大门进去，爬楼梯上楼，我很确定可以让他们猝不及防。在受训的同梯里，我向来不是最好的射手，但要把他们两个都干掉，也还是绰绰有余。
走出巷子后，我慢下脚步，一边观察着路上行人，好确定屋里的那两个家伙没有帮手在街上等着。我看到几个女人在蒙田大街的奢华商店里购物完要回家，看到几对伴侣在遛狗，还有一名戴着纽约大都会队棒球帽的男子背对着我——看样子是观光客——站在我那栋公寓大楼隔壁的糕点店前看着橱窗，但是我没看到任何人符合我心目中的模样。我转向路上的车辆，同样地，没看到白色出租车，也没看到杀手坐在停路边的汽车上。
我往前走，凑近一个穿高跟鞋的五十岁女人和比她年轻二十岁的小男友，如果有个屋顶上的狙击手，这对情侣就算无法完全遮住我，但绝对会增加棘手程度。在他们的掩护下，我逐渐走近我那栋公寓：还剩八十码、四十码、二十码……
经过糕点店时，那个戴着大都会棒球帽的男子在后头对着我说：“要是你把那道该死的门打开，事情不是会比较简单吗，坎波先生？”
我的心脏停了一下，所有的恐惧都跌落在又大又空荡的胃里。接下来的那一瞬间，两个出自直觉又彼此矛盾的想法抢着要压倒对方。第一个是：所以一切就是会这么结束？退休的探员斗智失败，在一条巴黎的街道上被射穿头部，枪手大概是某个站在糕点店前的人。我猜想，这是给我的极刑吧，倒在人行道上流血致死，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把手枪放进口袋，跟那个戴着大都会棒球帽的男子走路离开，来接他们的车是——还会有什么？一辆白色出租车。
另一个想法是——他们不可能要来杀我。即使有个狙击手就在某栋建筑物的屋顶，或者在雅典娜广场饭店的某个房间里，那个戴棒球帽的家伙只要默默打个手势，枪手就可以完成任务了。在真实世界，杀手不会跟你讲话的：只有电影里的坏蛋才会有那种病态的需要，非得在扣下扳机之前把他们的人生故事告诉你。在这里，有太多危险了，你满心只想赶快把工作结束掉。看看圣托里尼吧。
然而，凡事总有第一次——所以我还是不确定该怎么办，该害怕还是不该松懈？我看着那名男子：一个五十来岁的黑人，身材瘦长，那张英俊的脸很憔悴。我告诉自己，这人比较像个不合格的退货瓷器，而非精致的利摩日名瓷。当他稍微走近我，我发现他右腿瘸得很严重，这个评估就更确定了。
“我想你刚刚叫我坎波先生？你认错人了。”我用法语说，每个音节都尽力模仿巴黎人的那种轻蔑口吻，“我不姓坎波。”我在争取时间，想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这一点我们的意见一致，”他用英语说，“因为这个彼得·坎波并没有华尔街的交易执照，而且他管理的风险基金也不存在。”
他怎么会知道？我故作不经意地挪了一下位置，让他正好位于我和糕点店的橱窗之间。
“所以，如果你不姓坎波，那你是谁？”他继续说，“写过书的联邦调查局探员裘得·盖瑞特？唔，也不太可能——他已经死了。还有一件有关盖瑞特的怪事，”他冷静地说，“我跟他住在新奥尔良的表姐谈过，她很惊讶这个表弟的写作成就——她不太相信他看过半本书，更别说写了。”
他知道这些有关我的事情，但我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而且他似乎不打算杀我。我扫了一眼各个屋顶，想看看是不是有狙击手。
他望着我的双眼，知道我在干吗，但情绪完全不受影响：“我是这么想的，不管你是坎波或是谁，你用假身份过日子，又为了安全起见，用一个死人的名字写书。
“我想你曾经帮政府做事，只有四五个人知道你真正的名字。说不定还没那么多。
“对我来说，这表示去问你做过什么职业大概不聪明，但是，老实说，我不在乎。你的书是我读过的最棒的调查技巧专书。我只是想跟你谈谈这本书而已。”
我瞪着他。最后，我放弃了，用英语说：“你想谈一本书？！我差点杀了你！”
“不见得，”他说，然后压低声音，“我应该称呼你盖瑞特先生吗？”
“坎波吧，”我咬牙凶巴巴地说，“就是坎波。”
“不见得，坎波先生。我想如果有人要动手杀人，那应该会是我。”
他说得当然没错，而且你可以想象，这让我更火大了。他伸出一只手，没笑。后来我慢慢才晓得，他本来就很少笑。
“我是班·布瑞德利，”他镇定地说，“纽约市警察局的凶案组小队长。”
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样，于是就跟他握了手——一个是正在重新学习走路的警察，另一个是退休的情报员。
那一夜初次见面的我们，原都各自以为已经打完该打的仗，职业生涯结束了，但很奇怪的是，那场会面的意义非凡。
我们的相识很重要——老天，的确如此。一切到头来都很重要，一切到头来都莫名其妙地相互关联：在东城旅店的一桩谋杀案，在圣托里尼的餐厅里克里斯托·尼可莱德被射杀身亡，在博德鲁姆那场失败的卧底行动，我和班·布瑞德利的友谊，甚至是一名喇嘛在泰国山区的一段旅程。如果我相信命运，那么我就得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我很快就会晓得，还有一件极其重大的任务在前方等着我，那将是决定我人生最关键的任务。之后没多久，有天傍晚，我将会被拖回谍报世界，而我想过正常生活的一切盼望也将落空，大概还是永远的。就像大家常说的——如果你想让上帝发笑，就跟他说你把你的人生都计划好了。
我拥有的珍贵信息很稀少，而时间还更少。我将会被交付一个任务，要查出每个情报人员最害怕的：一个男子，不属于任何激进团体，任何数据库都查不到，没有犯罪记录。一张干净的白纸，一个鬼魂。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恐怕不会太愉快。如果你想在床上睡得安心，如果你想看着子女、想着他们有机会能活在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世界，那么，你最好不要认识他。
注释：
[1]英寸（inch）：1英寸=2.54厘米
[2]这首歌的歌名即为《埃莉诺·瑞格比》（Eleanor Rigby），收录在披头士乐队1966年的专辑《左轮手枪》（Revolver）中并作为单曲发行。这里提到的这句歌词是“埃莉诺·瑞格比在教堂里/捡拾婚礼结束留下的米粒/生活在梦里/在窗前等待/戴着一张存放在门边罐中的脸”。
[3]苏荷（SoHo），即South of Houston Street的英文缩写。它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的西南端，是一个占地不足0.17平方英里，居民人口约为6500人的社区。苏荷区地方不大却以它独特的艺术风格及时尚著称。
[4]英尺（foot）：1英尺=0.3048米
[5]1英亩=4046.864798平方米
[6]英里（mile）：1英里=1.6093千米
[7]磅（pound）：1磅=0.45千克
[8]码（yard）：1码=0.9144米。
[9]盎司（ounce）：1盎司=28.3495231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