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年轻的那个是日本人。二十来岁，留着刺猬式的发型，肌肉发达的一只前臂上有一圈带刺铁丝网的刺青。撒拉森在黎巴嫩见识过够多的流行文化，知道这个人的外形会被视为时髦或很酷。他立刻就不喜欢他。根据护照，他是自由接案的录音师。鉴于阿富汗的危险情势和二十四小时新闻频道的贪婪需求，他大概赚了不少钱，这可以解释他身上带的四千美元现金，还有塞在皮夹里那两个锡箔纸小包的可卡因。
他旁边的男子——三人中年纪最大的，也是最冷静的——是个荷兰工程师，四十六岁，皮夹里有几张家人照片，显示他有三个十来岁的小孩。他的各国签证则显示他的工作历程总是被派驻到最艰苦的地方——尼日利亚、伊拉克、波斯尼亚、科威特——而且都能全身而退。但这回不了，一切都是天意，撒拉森心想。
他再度看着眼前这三个人。虽然不动声色，但他心里其实很高兴：他们都身强体壮，而且以医学的眼光来看，三个人都很健康。如果他的自制病毒可以杀死他们，那就能杀死任何人。
还有另一个好消息：虽然被绑架了，但他们相当冷静，他猜想那些部落男子跟他们说过，他们只是一个老套财务交易的商品。除了鸦片罂粟和大麻，绑票勒索大概已经成了阿富汗唯一成长的产业。歹徒会告诉人质，只要他们乖乖听话，而且他们的雇主知道怎么照规矩来，那么他们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过两个星期的简陋生活，然后他们就可以回到他们有空调、有围墙的小区里，他们的雇主会少掉几万美元，而一群没有自来水也没有谋生方法的村民，则会有足够的钱再继续撑个十年。
撒拉森拿掉他们嘴巴里塞的破布，丢给他们三个水壶。他们才一喝完，就开始想跟他沟通。因为英语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唯一的共同语言，所以他们先讲英语试试看。撒拉森耸耸肩，假装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眼看着英语不成功，那个女人试了一点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是她在那儿工作时学的。然后三个人又试了阿富汗最普遍的达里语，但他们的发音太烂，而且会讲的单词很少，因此就算他回答了，他们也可能不晓得要说什么。
但他迅速跟他们说起阿拉伯语，现在换成他们一脸困惑了。眼看着似乎没有沟通的希望，撒拉森转身走向山洞。等到他牵着马出来，那三个人正在互相用英语轻声交谈，证实了撒拉森的猜想：他们确定自己被绑票是要用来勒索赎金。那个日本人甚至建议他们设法拖慢速度，好让空中预警飞机或其他侦察机更有机会发现他们。
但那个荷兰工程师一直在观察撒拉森，似乎并不相信他只是个低层的护卫。从他利落的动作、莫测高深的精力，让荷兰人推断不能小看他。因为这位工程师这辈子所见过最强悍的人，就是科索沃那些饱经战争的老游击队员，而眼前的这名男子，也有同样的特质。
“我想我们应该让交涉谈判的人去进行，”荷兰人建议，“我们荷兰有句俗话：‘如果屎淹到你的脖子了——无论你做什么，都千万不要掀起水波。’”
还没能进一步讨论，撒拉森就朝他们大吼。尽管听不懂他讲什么，但看他对着嘴巴比画出关上拉链的手势，他们很清楚他的意思：他要他们保持安静，等到他把自己的礼拜毯从鞍袋中拿出来，他们明白为什么了。天就快亮了，这时他要开始一天中的第一场祈祷。
撒拉森一祈祷完毕，就拿起他的AK-47冲锋枪，解除保险，设为全自动，接着打开他们的脚镣，但是手上仍铐着。然后一个接一个，他推着他们坐上马背，还对那个日本人特别残忍，用力猛推他被绑架时受伤的手臂。这趟远行，绝对不能让他们拖时间。
第一天的路程是最轻松的，但随着夜幕降临，三个人质还是筋疲力尽，而且因为骑马而酸痛。撒拉森命令他们下马，在地上钉了一根大钢钉，把他们用长链子拴在钉子上，然后趁三个人各自拖着步伐到大石头后方去大小便时，他就开始生火。
他背对着他们，泡了一壶又浓又甜的茶，足以盖过他加在里面的强效镇静剂怪味，然后倒在三个马克杯里。这一整天，尽管那三个人不断打手势恳求，他都不肯把水壶传给他们，于是这会儿他们都大口喝着茶。撒拉森把几张毯子丢在火堆旁的地上，不到一个小时，三个人就都陷入深沉而怪异的睡眠中。
撒拉森走近那个女人，跪在她旁边。她趴睡着，双腿分开，一边膝盖弯起。现在那两个男人睡死了，不会有人打扰。他伸手拉低那件缺了扣子的牛仔裤，直到她短短的白色内裤露出来。
他瞪着看了一会儿，然后碰触她裸露的臀部，轻轻滑向她柔软的大腿内侧。但到了最后一刻，他才想起自己是上天的子民，也是个医生，于是阻止了自己。他别开脸，呼吸沉重，抬头看着星光照耀的夜晚。他低声祷告以求宽恕，花了几分钟平静下来，然后打开他稍早从驮马身上拿出来的一小卷医疗器材。里头有一管表面麻醉凝胶、一根双叉针，还有两小个玻璃瓶装的天花疫苗，是他当初从叙利亚那家机构偷来，所剩下的最后两小瓶。
在白天漫长的旅程中，他已经决定，要测试他所制作的病毒能否突破疫苗，这个女人是最佳人选，因此，他必须赶紧先帮她注射疫苗。他很快就决定不打在手臂上，因为他不希望她看得到施打的地方，开始产生疑心。最后他决定，打在她的两片臀瓣之间是最好的。这样她就看不到，而且几乎可以确定，她会以为是骑马磨伤的。
除了诱惑所带来的短暂犹豫之外，注射疫苗的过程非常顺利。次日早晨，那个女人醒来时发着烧，严重头痛，而且臀部肿痛。撒拉森听着那两个男人推测，说可能是夜里被虫子之类的咬了，然后跟他比画着说那女人骑马会有问题。撒拉森也比画着表示那是骑马造成的臀部磨伤，给了他们装满的水壶，又在那女人的马鞍上铺了条毯子。他甚至还帮着把她扶上马。
接下来六天，他们日夜不停地赶路，只有撒拉森累得走不动时才停下休息。赶路时，他骑在最后面压阵，用一根打结的绳子拴住各匹马，有时也拴住人。
注射疫苗后不到二十四小时，那女人开始退烧，尽管撒拉森无从知道——他没脱下她的牛仔裤察看是否结痂——但他相信疫苗已经开始生效了。
他们愈爬愈高，路线漫长而迂回，避开任何人类聚落，一路深入兴都库什山最荒凉的区域。尽管那三个人疲惫不堪，但他们对于撒拉森拼命赶路并不惊讶：阿富汗的每个人，不论是当地或外来的，全都晓得绑票勒索的规则之一，就是绑走人质后，就必须带着人质不停移动。
然而，尽管了解原因，却不能让这趟旅程更轻松。等到撒拉森到达他最后的目的地时，那三个人都累得快晕倒了。当时已经过了半夜12点，他们抬起低垂的头，看着那个废弃的小村，好偏远又好隐秘，就连当地的山间牧人，都很难找到这里来。
但对撒拉森毫无困难，他对这里熟悉得很。
35
在村口，撒拉森留下那三个铐着手的人质，把马拴好。然后独自拿着武器，回到了令人陶醉的年轻时代。
之前在黎巴嫩自家的实验室中，他就得出结论：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够偏远，适合进行他的人体实验——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他曾住了超过一年的那个废弃村落。
此刻，他走过村内残破的街道，每栋建筑物都好熟悉，每个生过火而烧黑的小坑都充满回忆。他用阿拉伯语招呼。
他无从知道这里是否会被塔利班军人、战争难民，或是运毒品的马队占据，他得先确定村里没有其他人，才能带着人质进来。
他又用阿拉伯语喊了一句，但得到的唯一回答，就是风声，那不断吹袭的狂风在他记忆中好鲜明，一路吹到中国去。他确定没有别人了，这才回头走过那座老旧的清真寺，进入厨房。多年前，他就是在这里跟阿布都·穆罕默德·可汗一起抽烟的。
旧日的鬼魂萦绕着他，当时他们都好年轻，充满活力。对撒拉森而言，那是在他结婚、有自己的小孩之前，一时之间，他想起当时那种感觉：未来有好多选择，过去几乎没有任何包袱。
他努力抛开幻想，在壁炉里生了火。接着他在以前存放谷物的地方布置了一个临时的马厩，然后这才把那三个人质带进来，用链子拴在老旧的水槽上，装满他们的水壶，给他们每个人各两块硬饼干——打从他们被绑票之后，就一直只有这种硬饼干可吃，到现在已经非常痛恨了。
他们机械地吃着，累得不在乎了，吃完甚至懒得打开睡袋，就蜷缩在一个角落的干草堆上睡着了。对那两名男子来说，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没有发烧的睡眠。
次日早晨，他们三人被捶击声吵醒。撒拉森已经起来好几个小时了，正在离清真寺不远处，重建一个位于悬崖边缘的岩石仓库。那三个人质隔着墙缝，可以看到他已经把一个崩塌处修好，现在正利用一匹马把一扇硬木门拖过去，要换掉原先那扇铰链都已脱落的薄木门。显然地，那里会是他们的囚室。
撒拉森只进过厨房一次，去那堆看来是装着医药器材的箱子里，拿出那面防弹玻璃。他们三人看着他回到工地，把那面玻璃装在一扇墙面上，然后用泥巴和灰泥的混合物封起来。是一扇窗子吗？那就怪了，三个人心想。但其实那不是一般窗子，而是观察窗。
午餐刚吃完，撒拉森就默默把他们带到新的囚室，那里日后将成为他们的石墓。一进去，他们就四下看了一圈，发现他在角落丢了一堆鞍毯好让他们睡觉，又已在一张粗布帘后头挖了个坑当厕所，同时留了一箱硬饼干、四大桶水、一个烧柴的火炉，旁边还有许多木柴。他们又试着要跟他沟通，想知道他们在这个不通风的房间里要关多久，但他只是检查一下他们的链子已在墙上的有环螺钉上拴好，接着就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外面的石头路面上传来马蹄声，他们爬在一桶水上，隔着观察窗往外看，看到他骑马带着其他马离开了。他能去哪里？即使骑上一匹快马，最接近的人烟也至少要骑上好几天，但他不太可能就把他们丢在那里这么久。
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开始设法把螺钉从石墙上弄出来。这个任务缓慢而徒劳无功——他们唯一的工具，就是柴堆里找出来的木头碎片——忙了四个小时，他们在那片花岗岩和灰泥构成的墙上几乎没刮出任何印子，此时他们又听到那些马回来了。
他们再度望出观察窗，看到撒拉森迅速消失在那些破烂的街道和房屋组成的迷宫间，又挖又捶，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回到那些驮马旁，把几个灰色金属箱子和至少一打圆木桶从马身上卸下。他们不明白他是去哪里找来这些玩意儿的。
那天晚上，自从他们被关进来以后，囚室的门第一次打开。撒拉森走进来，默默放了三盘食物，看起来像是蔬菜咖喱，旁边还有一沓阿富汗人称之为“馕”（naan）的扁圆烤饼。这是将近两个星期来第一次看到的热食，于是他们立刻狼吞虎咽起来。尽管食物这么平凡无奇，但那个荷兰工程师笑着说，这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棒的一餐。
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就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无梦的睡眠。也难怪，因为馕饼和咖喱里面都掺了一种叫“戊巴比妥”的巴比妥类药物，这是一种安眠药，因为药效非常强，因而大部分拥护安乐死的团体都会推荐这种药。
将近凌晨两点时，撒拉森带着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工具包和一盏装满了煤油的防风提灯，再度进入囚室。他看起来很恐怖，穿上了全套的黑色生物防护衣、凯夫拉内衬的手套，还有装了透明塑料面罩的头盔。他背上有个氧气瓶，经由一个调节阀送气到他密封的防护衣内。
他动作很快，尽量节省氧气。他先跪在那个女人身边，脱掉她的牛仔裤，拉开她发臭的内裤，检查当初接种疫苗的地方。他看到一个扁皮的疤痕，知道疫苗完全生效。她已经受到现代科学所能做到最好的保护了。
他把她的衣物穿回去，先对付那个日本录音师。他卷起那人的袖子，看着他手臂上那个带刺铁丝网图案的刺青。撒拉森讨厌刺青，于是挑了那个地方下手。
他拿出一根注射针，隔着透明面罩检查了针筒上的柱塞。确定没问题之后，他伸手到工具包，里面有两瓶批号多了一个零的玻璃瓶，他拿起其中一瓶。瓶子用特殊橡胶盖封着，而撒拉森戴着凯夫拉手套的手握着注射针，把针刺穿橡胶，进入瓶内。
他猛吸一口气，氧气调节阀随之震动，他把针筒里的空气推出来，然后往回抽，让针筒内充满了他的自制病毒——有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致命的病原体，等着看就知道了。
在防风提灯微弱的光芒中，这一幕感觉就像地狱深处的景象，那个穿着黑色生物防护衣的男子朝人质弯下身子，然后向阿拉祷告一声，缓缓把针刺入了刺青图案中。
撒拉森是个好医生，对于静脉注射的经验很丰富，而且那个年轻日本人吃了安眠药，因而当针刺入血管时，他几乎完全没动。撒拉森把柱塞缓缓往下推，看着透明的液体逐渐下降，进入那名人质的血管。十秒钟后，注射完了，那个日本人轻叹一声，翻身又继续睡了。
撒拉森立刻把玻璃瓶和针筒放进一个特殊的生物防护红色塑料桶内，稍早他已经先在里头装了强效的杀菌剂。
接下来，他把注意力转向那个荷兰工程师，在他的大腿上重复整个过程，只有在针刚刺入时暂停一下，因为那一剎那他以为人质惊醒了。结果没有，于是他紧握着注射针筒，把柱塞往下推，设法不要去想这个人的妻子和三个小孩，坚定得就像他拿着AK-47冲锋枪，枪口抵着那人的太阳穴。
实验完成后，他拿起外科手术包、生物防护垃圾桶，以及防风提灯。
四下一片沉默，就连空气阀的声音似乎都停止了，他走向门，努力祈祷他的病毒够强，祈祷多加的那个基因会让它成为武器级的疫苗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