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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世上没有太多好的死亡方式，但我知道一种最坏的死亡方式：远离家园与家人，在一个废弃的荒村里，像狗似的被铁链拴着，身体在天花的攻击之下崩溃，只有一张蓄着大胡子的脸在一面封起的玻璃窗外，可以听到你尖叫呼救。
次日早晨，三名人质都很晚才醒来，全都头痛欲裂。他们猜想有可能是食物造成的，但从来没想到自己被下药了。干吗给他们下药呢？他们身在一个岩石筑成的牢房里，用铁链拴着，反正又逃不掉。
两个男人质终于拖着身子走到那个小水槽边梳洗时，都发现身上有个小咬痕，周围红肿。一个是在刺青的二头肌上，另一个是在大腿。他们立刻以为是蝎子或蜘蛛咬的，于是开始用油灯地毯式搜寻牢房，但一无所获。
这一天过去了，接下来十二天，他们的发烧和盗汗状况愈来愈严重。在令人窒息的牢房内，那个女人就开始试图照顾他们。她帮他们换毯子、拿食物，擦拭他们发烧的身体，清洗他们汗湿的衣服。周围始终环绕着他们的汗水、气息、唾液——她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看不见的海洋中泅泳，环绕着数十亿个感染分子，这个囚室内充满了病原体。
有一回，因为太想为囚室争取一点新鲜空气，她站在一个水桶上看向窗外，想吸引撒拉森的注意。结果她看到的一幕，比这场漫长折磨中的其他任何事情都要令她害怕，可是她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时撒拉森站在三十英尺外，正在激动地对着一具卫星电话讲话。在此之前，她一直假设他只是个奉命行事的苦力，但现在她心想，他可能根本不是听人使唤的傻瓜——说不定绑架行动的首脑就是他。从他拿着电话的姿势，她可以清楚看到他的脸，而从他嘴唇的细微动作和少数她可以解译的字眼，他是在讲英语。他挂断电话转身，看到她站在玻璃后方。他的表情先是诧异，继而是狂怒，那一刻她知道，自己看到了绝对不该看到的事情。
但这对她也没有任何帮助。
那天下午，两名男子之前陆续出现的种种症状，忽然一口气全数涌现，发高烧，四肢的皮疹延伸到手脚末端，里面充满了脓。而且晚上开始做噩梦，血管和毛细管开始破裂，因为内出血而导致皮肤变黑，迫使肉从骨骼上剥离。他们的身体开始发出恶臭，痛得他们大喊大叫了两天，最后即使不是别的原因，大概也会因为叫得筋疲力尽而死。
每隔几小时，撒拉森的脸就会出现在观察窗外，检查他创作的进展。他很高兴的是，眼前的结果的确是一种非常凶狠的病毒造成的，而且尽管他还不能确定，但看起来是一种通称为“出血型天花”的主天花病毒。研究者间私下说是“长柄大锤”，会造成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出血不止，而且致死率是百分之百。
两个男人死去时，那个女人自己也开始发高烧、夜晚盗汗，于是她知道自己很快也会死掉。有天深夜，撒拉森满足地看着她踉跄着走向水槽，泼水想冷却自己的脸，发现她的手背出现了第一波皮疹。那一刻，撒拉森知道自己不但合成了一种超凶狠的病毒，传染性很强，而且外加的那个基因也让它能突破最好的疫苗。毫无疑问且无法拯救，这种病毒是可以超越所有恐怖武器的最极致。
那女人已经晓得自己会有什么下场，既为自己伤心，也为腹中她深爱的未出世孩子，因此她比那两个男人更不甘心，叫喊得更凄惨。撒拉森每次去观察窗检视时，都得用棉花塞住耳朵，同时念诵着《古兰经》，好盖掉她的叫声。
等到她终于流血不止，他静静站着没动。他想好好品尝这一刻：那三具尸体证明了他已经很接近目标了，恐怖行动的专家们之前已经发现这样的状况太骇人，因而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在美国，他们称之为“温柔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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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纯粹的真理：要是缺乏有效的疫苗，任何国家都无法在精心策划的天花攻击中幸存。即使这个国家拥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财富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还有足够的核武器可以摧毁这个星球一百次有余，而且曾培养出全世界最多的科学和医学诺贝尔奖得主。碰到主天花病毒，这个国家只能束手无策，就跟那三个被关在石墓里、全身出血而死去的囚徒一样。
但只有一个人，一种病毒——真的办得到吗？撒拉森知道可以，而且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华盛顿也知道。
那个状况就叫“黑暗之冬”。
这是一个生物恐怖攻击模拟方案的名称，于2001年在安德鲁空军基地进行。几年后，撒拉森在黎巴嫩工作时，就在网络上阅读到一份有关这份演习的报告。就算他当时还没想过把天花病毒武器化，这份一度保密的报告也一定会为他指出正确的方向。
“黑暗之冬”假设有一场发生在美国的天花病毒攻击，其中一个受感染的人走进俄克拉荷马市的一个大型购物商场。然后病毒散布开来，专家们进而预估死伤人数。根据他们的估计，一名感染者走进购物商场的十三天后，病毒会传染到二十五个州，数十万人感染，其中三分之一死亡。医疗系统将会被压垮，经济猛跌不止，最后导致了社会秩序崩溃。当然，病毒一视同仁地攻击所有人，警察、消防员、医疗工作者就跟一般大众一样迅速沦为牺牲品，说不定还更快。劫掠和火灾四处爆发，医院不得不把大门锁上，用障碍物挡住。这个模拟很快就停止，因为没有必要再往下推了。所有阅读过报告或参与过模拟的人，大概都有同样的想法——这名感染者只是走进俄克拉荷马市一个大型购物商场，而且身上的病毒株并不特别凶狠。想象一下如果是发生在纽约的地下铁，或是梅西百货的感恩节大游行，或是美式足球“超级碗”的球场。
尽管政府最后下令制作并储备疫苗，却没有花钱去找出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唯一保险的方法，就是让天花绝迹，让它无法成为潜在的武器。就像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的：将军们总是在打上一场战争，而不是下一场。
那如果感染者是二十个、一百个、一千个呢？尽管“黑暗之冬”的报告从来没详细说明，但所有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生物武器防御专家、流行病专家，还有无数的计算机仿真结果，显然都假设俄克拉荷马市的那个人是个自杀的感染者——故意染上病毒，然后送到美国来到处乱跑。
但对撒拉森而言，利用自杀的感染者——病理学家称之为带原者——是说不通的。虽然你可以在加沙的难民营里找到年轻的烈士，愿意绑着炸弹走进餐馆；但在一场轰然爆炸中壮烈牺牲，跟染上天花而痛苦不堪地缓慢死去，是截然不同的。撒拉森曾和妻子一起在那些难民营工作过，他很清楚，任何想要当烈士的人，都不会觉得满身脓疹有任何英雄成分——更别说要让他们通过“9·11”事件后的美国入境检查了。
不，他已经想出了一个方法，比任何美国专家所能想象的剧本更有效。根据他的估计，他的计划会提供至少一万个带原者，遍及各处的远方敌人。
真的是美国的温柔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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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森拿掉耳朵里塞的棉花，朝村子走去。到了村子边缘，他站在自己之前布置好的一个小石堆前，边走边数着脚步。走了九步之后，他往左转了个大角度，避开了一个暗藏的地雷。
整个村子里到处都埋了地雷——自从他把那三个人关进石墓里，就开始着手布置了。他先是带着几匹驮马，沿着山间一连串迷宫般的陡峭小径，往更高处爬。有些地方他记不清，因而转错了弯，最后他终于在一片混乱的风化巨石间，找到了通往那批山洞的入口。
这片山间遍布着这样的地方，有的是天然生成的，有的是用炸药炸出来的。这个用来堆放弹药的山洞群，当年是撒拉森和他的同志们所建造的，战争结束后就废弃至今。
他拿着一支手电筒，进入最深处的山洞。灯光扫过墙面，照出一箱箱地雷、手榴弹、迫击炮，以及其他军械，多年来都没人动过。这些弹药质量很好，而且高山空气稀薄，因而弹药的保存状态比任何地下碉堡都要好。
撒拉森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把东西装进了几个灰色的弹药箱和十来个圆木桶里，回到村子里。他花了一整个下午，一直弄到晚上很晚，忙着安装临时拼凑的爆炸装置和诡雷，布置在各个小巷和毁弃的建筑物间。原因很简单：他瞧不起苏联的军队，但对于美国军队及其众多同盟，他可是心存敬意的。
自从开始策划做人体实验，撒拉森就知道联合国部队会寻找这些人质。而且他们一直没接到要求赎金的讯息，寻找的决心必然会愈加坚定。尽管他相信他们绝对不会找到这么遥远的一个废弃小村，但他可不打算冒任何险。
这会儿，他的任务即将完成，就必须小心翼翼循着自己做的一些暗记，避免触动任何看不到的线，也不要开错门。只要犯一个错，他就会加入那个意大利女人和那两名男子的行列了。
他就这样回到厨房，喂了马，吃了晚饭，然后好几个月来第一次睡得这么安稳。黎明时他醒来，经过例行的梳洗和祈祷后，就开始准备离开。他已经在村长那栋大屋的后方挖了个大坑，现在把自己因此特地带来的几袋生石灰倒进去。生石灰可以毁掉尸体，而且会腐蚀掉坑里的其他物质，让全世界任何鉴识专家都没办法查出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他穿着生化防护衣，背着剩下的其中一瓶氧气，来到那个临时囚室，利用一个手持式钻孔机在沉重的木门上钻了一个洞。他把一个装了小喷嘴的塑料管子穿进门上的洞内，管子的另一端接着一大桶来舒消毒剂，然后他用一个脚踩的泵浦，将好几加仑[1]的消毒水喷洒在尸体上和囚室内部。等到他觉得已经尽可能洒遍各处，就把消毒水换成一个装满汽油的旧军用金属桶。他用汽油喷洒到囚室内，泼湿了尸体、稻草、木梁，还有地面和墙上。接着他把塑料管子拉出来，拿一块浸满汽油的破布塞住门上的小洞，划了一根火柴点燃后，就迅速后退到安全的距离外。
对于是否该放火烧囚室以加强消毒，他之前曾犹豫过，很担心烟雾会引起注意。但当时天气晴朗，他相信囚室内的木材都很老旧，可以迅速利落烧光。结果他没猜错，但他还是很惊讶火势那么凶猛——好像大自然被囚室内所曾发生的事情激怒了。
火焰熄灭后，他用来舒消毒剂扑灭了余烬，依然穿着生化防护衣，利用他的驮马、一卷卷绳子，还有几根肉钩，把烧成焦炭的尸体拖进那个大坑里。紧接着，把那三个人曾经碰触过的所有东西——盘子、各种器皿、注射针、烧剩的鞍毯——也运过去扔进大坑。然后他穿着防护衣，用消毒剂先冲洗自己，接着脱光衣服，再用消毒剂清洗一遍。这才穿上衣服，把防护衣扔进生石灰大坑里。
此时已经是黄昏，大坑就要回填完毕时，他回到厨房去拿最后两袋生石灰，打算撒在大坑周围，好防止野生动物跑去挖。
进了屋子，那些马等待着，准备要被套上马鞍，高山的孤寂和静默几乎令人窒息。就连风声都降到只剩微微的低语。
他什么都没听到，而且他本来绝对不会听到那些时速超过两百里的直升机接近的任何警告——但是那些马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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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苏联军队采用，后来联合国和美国的部队也跟进：所有在阿富汗的攻击性直升机都装了静音马达和引擎。这表示你不会听到他们飞来，直到飞机就在你头顶上。
然而，马是不一样的，于是他们很早就学会解读马的行为，视为求生的必备技能。
撒拉森把两袋生石灰扛在肩膀上，听到有两只马低声喷气骚动，于是转头看。他已经好多年没看到马有这样的反应了，但一切历历如昨。有直升机要来了。
他扔下那两个袋子，抓起AK-47冲锋枪和一个装了护照、现金、医疗设备的背包，解开马绳，用力拍它们的臀部，让那些马冲向逐渐黑暗的夜色。他知道它们会跑到下方的山谷去，那些村民发现了八匹珍贵的山区驮马——价值等于一辆丰田皮卡车——绝对不会跟任何人报告，免得损失这么一大笔财富。
两分钟后，三架载了二十名澳大利亚士兵的联合国直升机降落——之前有卫星利用感热显影，扫描过一些偏远地带，以寻找绑架者，指点了他们来到这里。讽刺的是，显示警讯的并不是那场火，而是病毒。因为天花带来的发高烧，那些解译卫星影像的分析师便看到了前一天所拍到的感热记录，但根本没想到会是三个人质制造出来的。那看起来更像是八个人，也大约是他们所要寻找的人数。那些分析师或中央情报局的项目人员从来没想到，单单一名男子就可以控制三个人质。一般绑票不可能这样进行的。于是，当那些澳大利亚军人跳下直升机时，预料自己会碰到一小群塔利班或一队运毒走私贩子，也已经计划好至少会有五名潜在的敌人。为了可能会展开的交火，他们的速度因而慢下来许多。而第一批炸药的爆炸，更是拖累了他们的速度。
两名士兵按照规定的步骤，来到村子边缘一栋房子的门前，他们站在门两边，把门踢开。因而触发了两个接在门后的大地雷。这场爆炸切断了一条伪装成旧晒衣绳、横过巷子的电线，又触发了一枚他们后方的迫击炮。这两个士兵发现自己处于交叉火网中，一点机会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