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我离开白宫时已经很晚，路上的车辆减少许多。“低语死神”和我坐公务车的后座，开向市区的另一头。这位国家情报总监的气色坏透了，看起来就是很久没休息的样子，而且连续二十二个小时处于危机中，他的脸惨白得就像墓碑。
更糟的是，这一夜离结束还早得很。
由于知道我出差真正任务的只有三个人，而且我们都不想再增加人数，于是“低语死神”自告奋勇担任我的项目调度官。我会是他的外勤探员，由他负责“调度”我。而任何外勤人员和调度官之间，都会有无数细节要逐一确认，所以我以为要去他的办公室开始沟通。我们的计划是，让我在十二个小时内搭上民航客机前往土耳其。
稍早，总统临别时和我握手，还说要送我纪念品，问我要一张他的裱框照片，还是一套白宫高尔夫球。我不得不说，在这样的状况下，他还是很有幽默感。然后“低语死神”留下来跟他私下讨论，我被请进一个空办公室跟那个灰发老男子在一起。五分钟后，“低语死神”重新出现，带我到白宫的地下停车场。为了尽量不让别人看到我，我们走楼梯下去，才走了十来步，“低语死神”就开始气喘吁吁。他体重过重，显然又很少运动。
我本来希望上了车以后可以跟他讨论我的掩护身份，但他低声指示司机，把隐私玻璃板升起后，就又去检查他手机里的短信，然后从公文包拿出一个电子式的血压计。
他拉起袖子，把血压计的袖套包住上臂，开始充气。放气之后，他看着液晶小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我也看了。
“耶稣啊，”我说，“165，95。你会死掉的。”
“不，不，这样还不太糟，”他回答，“想象一下，要是我讲话像一般人声音那么大，这个数字会飙到多高。”
“低语死神”向来不擅长开玩笑，但我欣赏他的努力。他把血压计收起来，往后垮坐着。我猜想他需要休息几分钟，所以当他看着窗外开始说话时，我吓了一跳。
“明天是我的周年纪念，你知道——加入情报单位30周年了。30年，没有一天是平静的。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对吧？总是在跟某个人交战。”
我看得到他映在窗玻璃上的脸。他看起来好苍老，而且尽管装作不在意，但我想他很担心血压，也担心自己的身体还能再承受多少。
“三次婚姻，四个我不太了解的子女，”他继续说，“虽然比起很多人，这样的人生已经很值得了。可是你当然忍不住会想：我所做的这一切，真的有影响吗？
“你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他说，转过头来看着我，“这件事情办成了，五十年后，他们还是会在谈论‘朝圣者’的事迹。”
或许我缺了什么，但对我来说，这类事情从来就不太重要，所以我只是耸耸肩。
他又转头去看着窗外。“你不是装的吧？你真的不在乎，对吧？但我羡慕你，真希望自己年轻二十岁。我很想有一个机会，好让一切都值得。”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大卫。”我轻声说，“我免费送你。”他名叫大卫，但几乎没几个人记得了。“我都快吓死了。”
他轻声一笑。“那你隐藏得很好。我刚刚单独留下来跟总统谈，想问他觉得你怎么样。”
“我想也是。”
“他觉得你很厉害，说你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冷静的混蛋。”
“那他见过的人太少了，该多出去走走。”我说。
“不，”“低语死神”说，“之前我告诉你天花的事情时，就盯着你的脸看。或许这就是《圣经·启示录》里头说的世界末日——四名骑士爬上了马，要奔向目标——可是你没有露出任何情绪、任何恐慌，甚至也不惊讶。”
“说我不惊讶，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确不惊讶。”
不，不。任何人都会。
我心烦起来，被拖回我真的不想沾的这种生活，我憋了一肚子火。
“我并不惊讶，”我厉声说，“因为我不像其他所谓的华盛顿专家那样，我向来会认真听。”
“听什么？”他问。
我往前看，看到车子慢下来，前面车阵塞得很长。
“你去过柏林吗，大卫？”
“柏林？柏林跟这事情有什么关系？”
05
“低语死神”不知道我要扯到哪里去，但他决定配合。“去过，我1980年代待过柏林，就在柏林围墙倒塌之前。”
当然，我应该记得的，当时他在中央情报局，是冷战时期最热门地点的分处主任，那里是当时间谍活动的全球首都。
“你还记得倍倍尔广场——主教堂前面那个大公共广场吗？”
“不，那是在东柏林。做我那个职位的人很少会爬过柏林围墙。”他微笑，我感觉他喜欢回忆那段时光，当时的敌人是苏联人，每个人都按照规矩来。
“我在这一行刚起步时，”我继续说，“被派驻到‘空降师’的柏林办公室。我就是从那儿到莫斯科，碰到了当时的‘蓝骑士’。”
他看着我好一会儿，意识到这件事我们从来没谈过。“那件事真要命，”他说，“而且就在莫斯科市中心。我老觉得那还真需要很大的勇气。”
“谢了。”我低声说，是真心的——出自他这样资历的人之口，那真是莫大的赞美。
“在那一切之前，”我说，“我星期天常常走到倍倍尔广场。不是为了去看那个主教堂，而是为了看那里的邪恶。”
“什么邪恶？”他说。
“1933年5月的一个晚上，纳粹带领着一群拿火把的暴民进入广场，劫掠广场旁腓特烈·威廉大学的图书馆，然后把犹太作者所写的书在广场上焚烧，旁边有四万人欢呼。
“很多年后，这片广场的地上嵌了一块玻璃，标示出当初焚书的地点。那是一扇窗，你凑上去看，就可以看到底下有个房间。房间是白色的，从地上到天花板是一排排书架。”
“一个空的图书馆？”“低语死神”说。
“没错，”我回答，“当初要是那些狂热分子赢了，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就会像那个空图书馆一样。”
“很好的纪念，”他说，点着头，“比什么雕像都要好。”
我看着挡风玻璃外，车阵开始动了起来。
“去过那个广场两三次之后，”我继续说，“我发现除了那个空的图书馆之外，广场上还有其他有趣的事情。有个眼睛濡湿的市政府老清洁工，每星期都会出现在那边扫地，但他是冒牌的。”
“你怎么晓得？”他问，专业的好奇心使然。
“他的掩护身份不太对劲。他扫得太认真了，灰色的工作服也有点太合身。
“总而言之，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要扫广场。他说他七十岁了，要找工作很困难，但他总得赚钱谋生——然后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就没再继续撒谎了。
“他坐下来，卷起一边袖子，让我看他手腕上七个褪色的号码刺青，他是犹太人。然后他指着广场上跟他年纪相仿的几群老人，都穿着星期天上教堂的西装，在附近的椅子上晒太阳。
“他告诉我，那些人是德国人——但就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他们根本没改变，只是输掉而已。他说，在他们心底，还在唱那些昔日的歌。
“他告诉我，他打扫广场，这样他们看到他，就会知道：一个犹太人幸存下来，整个种族就有生机，他们的族人将会持续。那个广场就是他的复仇。
“他小时候，那个广场就是他的游乐场——他说纳粹来的那一夜，他就在广场上。我本来不相信他——一个七岁的犹太小鬼在广场上做什么？
“然后他指着那所老大学，说他父亲是图书馆的馆长，当时他们全家人就住在他办公室后面的一户公寓里。
“焚书事件几年后，纳粹抓走了他们全家人。就像他说的，历史上类似的事情总是一再发生——他们一开始是焚书，最后就会焚人。他们一家，父母加上五个小孩，最后只有他活下来。
“他在五年内换了三个集中营，全都是死亡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因为他能活下来真的是奇迹，我就问他学到了什么。
“他大笑，说没有什么原创性的想法。死亡很可怕，受苦更惨；一如往常，大部分人都很混蛋——铁丝网的两边都是。
“然后他想了一会儿，说他从经验中学到一件事。他说他学到当几百万人——一整个政治制度里无数信上帝的公民——都说他们要杀掉你的时候，你务必要认真听进去。”
“低语死神”转过头来看着我。“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一直在认真听他们的话？”
“没错，”我回答，“我听到炸弹的引爆声，暴民的怒吼，所谓的领袖在大声疾呼，大卫——他们那儿某些地方仇恨的温度已经烧到冥王星了。我一直在认真倾听。”
“你不认为我们这些华盛顿的人也在听吗？”他愤慨地说。我曾经是顶尖间谍，我想他是认真在问我。
“或许你们的脑袋在听，但你们的勇气没在听。”
他转头望着车窗外。开始下雨了，他沉默许久，然后我开始好奇他的血压是不是又飙高了。
“我想你说得没错，”最后他终于说，“我想，就像犹太人一样，我们相信人性本善，从来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但该死，他们现在引起我们注意了。”
车子驶入一道铁栅门，停在一个小警卫亭前。我们根本没去“低语死神”的办公室，而是来到了他家。
06
“低语死神”书房的窗帘紧闭，但过了几小时，透过一道窄缝，我看到雨停了，一轮血红的月亮升上来。这是凶兆，我心想。
通常我太理性了，根本不会理会这类事情，但之前老帆船夜航大海的画面让我太震撼了。那就像是宇宙的一角被提起来，我看到了前方的那条路。其实不太算是路，我纠正自己——而是一条死巷。
幸好，眼前有太多工作占据我的心思。我们来到“低语死神”的家宅，是因为他知道，在任何间谍行动中，你自己这方永远是最危险的。因为流言、猜测、讲话不谨慎而失去的特务人员，要比任何其他原因都多。所以“低语死神”亲自直接指挥，根本不靠近他的办公室，也就不会有无可避免的闲言闲语了。
这栋大宅是他继承的遗产，他的父亲本来是个商业银行的银行家，后来从政成为参议员。这栋占地广大的美丽屋宅，曾一度属于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夫人玛莎的一个亲戚所有，如今已名列国家史迹名录。我们的行动总部，就设在这栋房子的书房里。
多亏“低语死神”在政府里的职位，这栋大宅的通信几乎和白宫一样安全：长期都有反窃听和防止其他电子入侵手段的监控，而且这里的互联网联机，是属于政府的高度安全网络。
我们一进入书房，“低语死神”就脱掉西装外套，打开咖啡机，做了一连串深呼吸练习。他说这些练习有助于降低血压，但我不相信：这位老兵是要抖掉身上累积的锈痕，准备伸展一下他多年没用的肌肉了。大卫·詹姆斯·麦金利——失败的丈夫，缺席的父亲，国家情报总监，而且一个难过自己没能在历史上留名的男子——仿佛回到柏林般。他进入作战状态了。
他立刻打电话给他那些秘书、特别助理、副手们——总共有十二个人——安排他们待在大宅里的各个区域，其中最棒的就是，他们根本不晓得我就在屋里。
后勤部门安排好之后，“低语死神”和我就开始设法掌握一百万种细节。当你在土耳其——位于险恶地带的边境，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车程都不到一天——的南部追猎恐怖分子时，这类事情有可能决定你的生死。虽然我们没有讨论过，但我们都知道这个任务的真正性质：派出一个间谍深入敌阵。
每隔几分钟，“低语死神”就会到后勤办公室去拿档案或分派任务。很自然地，他的那些幕僚都感觉到自己在参与某件大事，所以他们的老板也开始留下一些聪明的线索。日后等到有关核反应器的新闻曝光时，这些跟调查最紧密相关的人就会立刻假设，他们之前所参与的任务，就是要寻找想买核反应器的恐怖分子。大卫·麦金利不会信赖任何人，也难怪大家都说，他是那一代最优秀的项目调度官。
在木头镶板的书房里，我决定：最好的起点，就是博德鲁姆市中心的那些公用电话亭。以我们手上拥有的情报，大概也只能从那里开始。当然，土耳其电信公司不会有电话亭的可靠地图，所以“低语死神”和我决定，我得自己走路去搜寻那五平方英里的区域。
他打电话给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要他立刻通过电子邮件发了一张博德鲁姆市中心的卫星照片过来。我们等照片的时候，他去副手和助理们聚集的用餐室，叫其中一个人打电话到中央情报局，吩咐要在六个小时内送一部智能型手机过来，里面有特别加强的数字相机。而且，这个相机必须跟手机内建的GPS系统密切结合。
我们的想法是，我会假装观光客在博德鲁姆市中心的老城区拍街景，用手机拍下每一个公用电话亭的高画质照片。然后那些照片会自动下载到地图上，这么一来，我就会有那个区域每个电话亭外观和确切地点的完整记录。
而这些记录中，会有一个电话亭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知道有个女人曾在两个特定日期的傍晚，进入这个电话亭，跟我们要抓到的那个男子讲过话。背景中有车声，所以这样就排除了任何行人徒步区的电话亭。背景中还有音乐声，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音乐，还在等国安局设法把音乐声分离出来、加强，然后辨识。
调查计划的焦点，就集中在电话亭。这样实在不多，一点都不多。如果拿一个病人当比喻，那这个病人就是接上呼吸器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样就够了。我的旅程已经展开。
调查的第一步都准备好之后，“低语死神”和我开始商量我的掩护身份。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决定我要以联邦调查局探员的身份进入土耳其，表面上是要调查一桩发生在东城旅店的谋杀案。
这么一来，就有几个大问题要解决：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要调查一桩纽约的凶杀案，又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才介入？而且我不能就这样跑去，必须先经过土耳其政府的许可。此外，我们也很担心，即使一切顺利，那桩谋杀和博德鲁姆电话区域号码，两者间的关系看起来也相当薄弱。
然后我们碰上了一点好运气，或至少当时看起来是如此。当然，我们不该那么天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