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经过了四年的训练——学习其他人可能忽略的微小迹象,学习在其他人可能会死掉的状况下生存——我很快一路晋升。我第一次外派的驻地是柏林,去了不到六个月,我就第一次杀了人。
打从“空降师”成立以来,欧洲的行动就划入伦敦总部辖下,由机构中最资深的探员之一负责指挥。第一任担任这个职位的,是一位高阶海军军官,熟读海军战史。于是他便开始自称“蓝旗上将”,这指的是舰队里职位第三高的指挥官:正好就是他在“空降师”里面的位置。他自称的名字流传开来,但经过了几十年,就有了改变和讹误,最后大家都称他是“蓝骑士”。
我到达欧洲时,欧洲总部的指挥官正在策划一项很受重视的行动,大家似乎公认他有一天会回到华盛顿,接掌整个“空降师”的最高职位。他眼中表现优秀的人,也必然会随之升官,所以大家都争相博取他的认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林工作站于八月初派我到莫斯科——夏天是那个城市最糟糕的季节,热得让人受不了——去调查当地一个美国秘密机构的一些金融诈欺通报。当然那些钱是找不回来了,但我深入追查,才发现状况更严重得多——有一位资深的美国情报官员特地远赴莫斯科,即将把我们最宝贵的俄罗斯线人名单卖回去给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我很晚才得知有这样的会面,必须立刻下决定——没有时间再去请示,也不能再犹豫。就在我方那位资深官员要去跟他的俄罗斯联络人碰头时,我赶紧前去拦截。没错,他就是我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
我射杀他——在红场上开枪杀了“蓝骑士”,此时一阵来自俄罗斯大草原的暴风呼啸吹过,带着亚洲的气味和背叛的恶臭。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值得光荣,但即使当时我很年轻又没经验,但还是很专业地杀掉了自己的上司。
当时我跟踪他来到红场的南端,那里有个儿童的旋转木马正在营业。我猜想播放音乐的喧闹声可以遮掩那个轻微的枪声。我从一个特定角度走近他——这个人我很熟悉,而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我。
他脸上掠过一个迷惑的表情,几乎立刻就转为恐惧。“艾迪——”他说。我的真名不是艾迪,但就像我们这个机构里的所有人,我一开始做外勤,就用了一套假身份。我想这样对我来说也会比较容易,仿佛杀他的人其实不是我。
“出了什么状况——你来这里做什么?”他是南方人,我向来很喜欢他的口音。
我只是摇头。“Vyshaya mera。”我说。这是苏联克格勃的行话,我们都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最高程度的惩罚”——从某个人后脑喂一枚大口径子弹的委婉说法。
我一手已经握住口袋里的那把枪——袖珍型的PSM5.45,很讽刺的是,是一把苏联特别设计的小枪,只比打火机稍微厚一点。这表示你穿上剪裁合身的西装,也看不出来带了这把枪。我看到他恐慌的目光转向那些骑着旋转木马的小孩,大概正想到他自己的两个女儿,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么疯狂的地步。
我手枪没拿出口袋,直接扣下扳机——我想他穿了防弹背心,而这把枪发射的钢芯子弹可以贯穿背心上三十层凯夫拉纤维,和半英寸厚的钛合金防弹瓦。
在旋转木马的喧闹声中,没有人听见枪响。
那颗子弹射入他的胸部,出膛速度非常快,立刻就让他的心脏休克,瞬间毙命——原先设计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的。我伸出一只手臂,抓住往下倒的他,一手擦掉他前额的汗水,扮出我的同伴刚被热昏的模样。
我半抱着他走向一处大风中翻拍的空荡遮阳伞篷,来到一张没人的塑料椅,用结巴的俄语对着十英尺外一群正在等待小孩的妈妈们讲话,指指天空,抱怨天气。
她们微笑,暗自高兴又一次确定了斯拉夫人很强壮、美国人很虚弱:“啊,好热——很可怕,没错。”她们同情地说。
我脱下“蓝骑士”的外套,放在他的膝上,以隐藏那个染红的弹孔。我又朝那些妈妈们喊,说我要把他留在这边一下,去叫出租车。
她们点点头,其实她们比较关心旋转木马上的自家小孩,没兴趣搞清我在做什么。我想她们甚至没注意到我拿着他的公文包——更别说他的皮夹——匆匆走向克里姆林大道上的那些出租车。
等到有人发现他嘴角流出来的血而报警时,我已经回到几英里[6]外我饭店的房间里。我没机会搜过他所有的口袋,所以我知道警方很快就能查出他的身份。
之前出差到伦敦时,我曾多次去他家吃晚餐,跟他的小孩玩——他有两个刚上小学没几年的女儿。于是这会儿,我计算着他在汉普斯德那栋屋宅里的电话何时会响起,他的两个女儿何时会知道父亲死了。因为我自己的童年经历,所以比大部分人都知道小孩对这种事情的感受——怎么都不相信,设法想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庞大的恐慌,被遗弃的巨大空虚感。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停止脑袋里出现的那个场景——画面的部分是她们,但其中的情感恐怕是我自己的。
最后,我终于坐在床上,把“蓝骑士”公文包的锁撬开。里头我唯一有兴趣的是一张音乐光盘,封面是女歌手仙妮亚·唐恩(Shania Twain)。我把光盘放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光盘槽里,用一个算法程序去执行。隐藏在那些数字化音乐里的,是十九名俄罗斯线人的姓名和机密档案。如果“蓝骑士”把这张光盘成功交出去,那些线人就会遭到最高程度的惩罚了。
我研究那些档案时,看着那十九个人的人事数据,开始计算起那些俄罗斯人的小孩数目。不是刻意的,但我明白自己是在列出某种损益表。最后一边是十四名俄罗斯儿童,另一边是“蓝骑士”的两个女儿。无论怎么算都很划算。但这样还不够,因为那些俄罗斯姓名太抽象了,而“蓝骑士”的两个女儿则要真实很多。
我拿了大衣,背起我的过夜包,将那把PSM5.45手枪放在口袋里,来到高尔基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公园。我从档案中得知,有几个俄罗斯线人的太太下午常会带着孩子来这里。我坐在长椅上,从我所阅读到的外形叙述,确定有九个女人是线人的太太,她们的小孩正在想象中的沙滩上堆沙雕。
我走向前,凝视他们——我想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外套上有灼烧小洞的陌生男子,在栏杆外看着他们——我希望这些微笑的小孩所度过的夏天,能比我的童年更长。我努力让他们变得真实,一面忍不住想着,过往我失去了多少,现在就给予他们多少。算我天真吧。
我觉得自己老了些,但也冷静了些,然后走向一排出租车。几个小时前,我射杀了“蓝骑士”、匆匆赶回饭店时,曾拨了一个密码电话回华盛顿,于是知道一架中央情报局的喷气机(表面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阶经理人专机)会来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接我。
去机场的那段路,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旅程之一,一路都在担心俄罗斯警方已经查出我是凶手。等到终于踏上飞机时,我松了一口大气。但我的高兴只持续了十二秒。飞机里有四个拒绝透露身份的武装男子,但是看起来就像是特种部队的人。
他们递给我一份法律文件,我才知道,由于我杀了“蓝骑士”,于是已经成为情报圈最高等级的“重大事件调查”的调查对象了。那四个人的头儿告诉我,说我们要飞回美国。
他把我的权利念给我听,随即逮捕我。
07
据我推测,我们最可能的目的地是蒙大拿州。我望着喷气机的窗外,看着那些起伏的丘陵,几乎确定我们是在中西部。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可资辨别的特征了——只有一座隐秘的简易机场,由一堆没有标示的掩体、十来个地下机棚,还有长达几英里的通电篱笆构成。
我们飞了一整夜,等到天刚亮降落时,我的心情很差。一路上时间很多,我可以把事情翻来覆去想很多遍,愈想就愈怀疑。如果那张仙妮亚·唐恩的光盘是假的,或者有人栽赃给“蓝骑士”呢?也许他是在进行一场我不知道的骗局行动——或是另一个情报单位利用他,把一堆假信息交给敌人。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也许调查人员会宣称光盘是我的,“蓝骑士”发现我才是叛徒。所以我才会不经请示,就把他当场射杀。
就连那些特勤人员催我下飞机、坐进一辆暗色窗户的越野休旅车时,我都还深陷在怀疑的迷宫中。门自动锁上了,我看到车内没有开门的把手。我进入情报世界至今五年了,而现在,在莫斯科过了忙乱的三天后,我可能会失去一切。
车子开了两小时,我们都还在通电篱笆的范围内,最后终于停在一栋孤立的牧场住宅前,周围环绕着干枯的草坪。
我的活动范围只有两个小房间,而且除了审讯者之外,无法跟其他任何人接触,我知道在牧场住宅的另一头,会有十来个鉴识人员仔细研究我和“蓝骑士”的生平,设法想从中间的种种足迹找出真相。我也知道他们会怎么审讯我——但任凭以往受过再多的训练,也不足以应付眼前被敌意审讯的现实。
四组人轮番审讯我,而且以下这个不是主观的评论,纯粹是记录事实:女人是最糟糕的——或是最优秀的,端看你的观点。其中身材最有曲线的那位,显然认为她衬衫不扣、身体前倾,不知怎的就更能问出实话。我称她为“魔术胸罩”。几年后,美国也把同样的讯问方式,用在关塔那摩湾基地的人犯身上。
我了解那个理论——那让你想起你所渴望的世界,那个欢愉的世界,离这个持续焦虑的地方遥不可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合作。而且容我这么说,这招很有效。被他们日夜反复逼问种种细节,想从中找出任何不一致,我真的累了——疲倦到骨子里。这样折磨两星期,你就会渴望另一个世界——任何世界都好。
有天晚上很晚,被连续讯问了十二个小时、毫无停歇后,我问“魔术胸罩”:“你以为我策划了这一切——然后在红场边缘射杀他?红场?我干吗这么做?”
“笨嘛,我猜想。”她平静地说。
“他们从哪里把你招募来的?猫头鹰餐厅吗?”我大吼,第一次抬高嗓门,而这是个错误。现在分析师和心理学家团队正透过隐藏摄影机观察我,他们会晓得我被击中要害了。
我只希望她当场也吼回来,但她是专业人员,声音还是很冷静,只是身子更往前倾斜,衬衫上少少的几颗扣子绷紧了:“要是你好奇的话,这对胸部是真货,而且完全不是靠胸罩的效果。当时旋转木马播放的是什么歌?”
我真想掉头离开,但还是按捺住怒气。“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再说一次吧。”
“《仿佛青春气息》(Smells Like Teen Spirit)。”我是说真的,那是现代的俄罗斯,很多事情都让人想不到。
“你以前听过这首歌吗?”她说。
“当然听过,那是涅槃乐队(Nirvana)呀。”
“在红场上,我的意思是,你去事先侦察地点时——”
“我没有事先侦察过地点,因为我根本没有事先计划。”我低声告诉她,左边太阳穴开始抽痛。
他们终于让我去睡觉时,我觉得她赢了。当你身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屋子里,渴望着自由,几乎要沉沉睡去时,无论你有多么无辜,会这么想都很惨。
次日清早——我猜想是星期三,但其实那是星期六,可见我茫然到什么地步——我卧室的房门没锁,管理员在门背后挂了一套干净的衣服。他第一次开口讲话,要让我去淋浴,而不是平常在角落的脸盆擦澡。这种技巧我也知道——让我以为他们开始相信我了,鼓励我也该相信他们——但到了这个阶段,我差不多已经完全不在乎任何心理战术了。
管理员打开通往浴室的门就离开了。那是个白色的房间,毫无装饰,天花板和墙上钉着一些有环螺丝钉,暗示着这个房间有更险恶的用途,但我不在乎。我刮了胡子,脱掉衣服,让水冲下来。洗完擦干身体时,我看到一面全身镜子里赤裸的自己,停了下来——好陌生,我已经好久没有认真看过自己了。
来到这个农场大约三个星期,我瘦了约二十磅[7],而且就我记忆中,从没看过自己的脸这么憔悴。我的外形因此老了好多,我看着镜中的影像,一度觉得那是一扇通往未来的窗。我不丑:我个子很高,而且因为过去这个在欧洲度过的夏天,我的头发夹杂了一些金色。
由于这段时间的审讯,减掉了腰部和臀部的赘肉,我的体态很好——不像电影明星练出了腹部的六块肌,而是每天练习以色列近身格斗术四十分钟所带来的健美。根据内行人说,在纽约第一百四十街以北的毒贩间,这种自卫术是评价最高的徒手搏斗形式。我总觉得,如果专家们觉得好,那我也会觉得好。在未来,几年后的某一天,正当我孤单无援又绝望时,这种自卫术也将救我一命。
正当我站在镜前打量,不晓得自己是不是真那么喜欢镜中这个家伙时,我忽然想到,可能还有其他人也在看。“魔术胸罩”和她的朋友大概正在镜子的另一头,也在进行他们的评估。如果要拍经典色情片《深喉咙》(Deep Throat)续集,我可能不会是任何人心目中的男主角人选,但我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不,激怒我的不是这个,而是那种侵入我生活每一个部分,不断寻找根本不存在的证据,以及消磨人心地坚信:你做一件事一定别有所图,不会只因为你相信那是对的。
以色列近身格斗术教练会告诉你,大部分人打架时犯的错误,就是以拳头用力打别人的头。还没伤害到别人,你自己的指节就会先受伤。因此,真正的专家握紧拳头时,会利用拳头的侧边敲击,就像用锤子敲打铁砧那般。
根据教练说的,一个相当健康的人挥出这么一拳,敲击点所承受的力道是四牛顿。你可以想象这对某个人的脸会带来什么效果。或是对一面镜子。那个镜子破裂四散,碎片落在地上。最令人惊讶的是后头的墙壁——光秃秃的。没有双向玻璃,什么都没有。我瞪着那片空墙,想着被击垮的或许是我自己。
淋浴又刮好胡子后,我回到卧室,穿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坐在床上等待。没有人来。我过去敲门,发现门没锁。啊,又在耍花招了,我心想——他们现在对我可真是太信任了。否则,就像某一集《阴阳魔界》(The Twilight Zone)里的剧情,我会发现这个房子是空的,而且好几年没人住了。
我走向起居室。之前我没去过,但反正就在那里发现了审讯团队,大概有四十个人,朝着我微笑。在那可怕的一瞬间,我以为他们要拍起手来。那个团队的头儿是一名男子,他的脸像是由各种零件拼凑成的。他说了一些话,但我实在听不太懂。然后“魔术胸罩”伸出一只手,说一切都只是工作,希望我不要记恨。
我正想建议她一起去楼上,让我领教一下她的暴力功夫,其中一些动作当然是充满性暗示的。但此时那个头儿说的话让我停下——因为我判定,一个刚收到美国总统亲笔信的人,实在不该有这么不得体的想法。在醒目的蓝金两色总统徽记下,这封信说,经过了彻底而周密的调查后,已经确定我没有任何不法行为。总统谢谢我,说我表现出“远远超过职责”的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