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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没死也没退休，不过从他咳嗽和打火机点燃香烟的声音，他可能会比他自己希望的早死。
这一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拖着受伤的那只脚到笔记本电脑前，把昨天带回来的外接式移动硬盘插上，开始检查库马利的档案。这本来会是一份缓慢而煎熬的工作，不过大部分的档案都是土耳其文，所以我只好略过。即使如此，你还是可以抓到一些感觉，从那些信件和工作档案里，我无法宣称有什么引起我的猜疑：要防止别人看自己的机密数据，大部分人会犯的错，就是会将这些数据加密，这样要查的人就晓得该注意哪些地方了。
一如我之前在她家客厅所怀疑到的，她的资料都没有加密。如果她够聪明，把任何显示她有罪的证据藏在一般看得到的地方，那我也看不出来。而且没有任何数据是阿拉伯文，即使我有很好的理由怀疑她懂这种语言。
这些数据都查不出任何结果，我于是把目标转向她的电子邮件。幸好，大部分都是英语，我看到她有各式各样朋友和熟人，其中很多都是有唐氏综合征子女的母亲。在几百则邮件中，我只看到两则让我停下来，都是寄自一个跟“阿克萨烈士旅”有关的巴勒斯坦慈善组织。信件是通知她，该组织已经收到了她捐给一个加沙走廊的捐款，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问自己为什么？如果库马利真的想帮助儿童的话，何不捐给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我把那两则信件用红旗标示了，然后把移动硬盘放进信封里，写上布瑞德利在纽约的地址，一等联邦快递开始营业，我就会把这个硬盘快递给他，好让他转交给“低语死神”做进一步分析。我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七点，尽管还很早，但我想看看那个摄影师到底是死是活。
我打了电话，等了似乎有好几分钟，正要放弃等稍后再试时，听到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用土耳其语说了问候语。我为自己讲英文而道歉，讲得很慢，希望他能听得懂。
“你能不能讲快一点？我还要回去睡觉呢。”他说，从口音听起来，他看了不少美国西部片。
我很高兴至少我们能沟通，赶紧问他是不是摄影师，他说是，于是我说我正在为两个朋友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准备一个特别的礼物。我想用他们大喜之日的照片做一个相片集锦，得跟他买一些加印的照片。
“你有照片编号吗？”他问，现在知道有钱赚，他变得客气多了。
“有。”我回答，然后念出那张偷来的照片背后的号码。
他要我等一下，然后去查他的档案，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说没问题，档案就在他手上。
“为了避免搞混，”我说，“能不能跟你确认一下新郎和新娘的名字？”
“没问题，老兄。新郎是阿里·瑞萨·库马利——”接着他念出地址，但这个我没兴趣：一听到这个名字，我就确定那位女警没有恢复她婚前的娘家本姓。
“那新娘呢？”我问，努力隐藏声音里的兴奋，“你有她的名字吗？”
“当然了，”他回答。“蕾拉·纳苏里。就是这对夫妻吗？”
“没错，就是他们，警长大人。”我说，他听了大笑。
“我一直不太确定她娘家的姓怎么拼，”我继续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照做了，我谢谢他的协助，跟他说一等我确定所需照片的清单，就会立刻跟他联系，然后挂断了电话。纳苏里不是土耳其姓氏，而是也门或沙特阿拉伯或波斯湾国家的姓氏。无论是哪里，都是阿拉伯人。兴都库什山的那名男子也是阿拉伯人。
我抓起护照，出了房门，几乎是跑着进入电梯。
59
电梯门打开，我走出来。尽管此时才早上7点20分，但一楼大厅看起来似乎在庆祝什么事。经理、柜台接待职员、行李员、其他旅馆职员，全都聚集在旅馆柜台，还外加几个曾帮我搬镜子的木匠和经理的朋友。
他们热烈地用土耳其语交谈着，传递着咖啡和酥皮点心。尽管是一大早，但有人拿来了一瓶茴香酒，我很好奇是不是有人中了乐透彩券还什么的。
旅馆经理走向我，笑得比平常还开心，手里挥着一份当地的早报。“我们有个最开心的新闻。”他说，“你还记得‘海绵宝宝’吧？就是那个最会污钱的警察，所有善良百姓都在骂的？”
“是啊，我记得。怎么了？”
“他死了。”
“死了？”我说，假装很惊讶，然后接过那份早报，看着上头有一张造船厂仓库外的照片，警察到处都是。“真是难以相信，”我说，“怎么死的？”
“压死的——整个人都压扁了，扁得像块煎饼，”他解释，“有个白痴脑袋的人，闯入了一个女警的房子。”
“闯入一个警察的房子？是啊，真是个白痴脑袋。”我说。
“大概是希腊人。”他说，非常认真。
“什么时候发生的？”我问，设法表现得很正常，好像只是顺着他的话往下聊而已。其他每个人都站在柜台附近，只有那经理和我在旁边自成一个世界。
“昨天晚上非常晚，你出去放松、享受你的高质量晚餐的时候。就在你腿上流血走进来之前……”
他忽然想到什么，暂停下来，想把刚刚的话收回，但是没办法。
“据说凶手从那个修船厂跑出来，伤口还留下一道血迹。”他说，又停下来看着我。
我们目光相遇，僵持在那里——无疑地，他知道凶手是谁了。我可以否认，但我不认为他会相信。也或许我可以威胁他守密，但我想我必须相信自己的直觉，冒险赌在我和他的友谊上。
“不，不，”最后我说，“你完全搞错了。我放松去吃美食不是昨天晚上，而是前天晚上。”
他困惑地看着我，正要争辩，觉得我真的搞错了，但我一再重复说，不让他有机会再说那些不该说的话。
“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这里，在休息室，”我说，“还记得吗？当时很安静，旁边没有其他人。”
突然间他眼睛一亮，恍然大悟了。“啊是了，”他说，“当然了，没错——那顿晚餐是前天晚上的事。”
“你总算想起来了。昨天晚上，你和我在聊天，你跟我解释希腊人。我们聊了很久。”
“啊，没错，谈了好久。那些该死的希腊人——谈到他们，什么事都不可能简单。”
“是啊。你跟我讲了好多事情，好多历史。我们去睡觉时，都已经10点多了。”
“大概还更晚，我记得应该是11点。”他非常热心地说。
“嗯，我想你记得比较准。”我说。
我们再度看着彼此，我知道自己对他的直觉没有错。我的秘密很安全了。
他指着我手里的护照，压低声音。“你要赶紧离开，不再回来吗？”他问。
“不，不是的，”我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去保加利亚了——说我提到过要去找到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
我跟他道别，走出前门到车库去。我打开后行李厢，拿出里面铺的橡皮垫，找到了通往右后轮轮弧内侧的地方。那个追踪器就用几条磁铁固定在轮弧内侧，我拿出来，贴在路旁一根停车标志柱的下侧。
如果运气好，就不会有任何路过行人看到这个追踪器，而土耳其的监看人员会以为我的车还停在路边。
我上了车，开向边境。
60
一整个白天，我都开着那辆菲亚特行驶在绵延无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加油时才停下来。下午时经过了伊斯坦布尔外围，看到了远处的宣礼塔。到了傍晚，终于抵达保加利亚边境。
土耳其、希腊、保加利亚三国交界的这块贫瘠角落，是全欧洲交通最繁忙的路段之一。我一离开土耳其，进入某种三不管地带，就发现周围都是加长货柜车，正在缓缓驶向保加利亚的入境海关检查关卡。
等了四十分钟，才前进了大约一百码，于是我朝一辆停在路边的丹麦货车上的司机招呼，问他估计要多久的时间才能通关。
“从这里，大概八小时吧。”他回答，“看他们抓到了多少非法移民要处理。”
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欧盟，而且很快就成为这个组织最脆弱的边界，吸引所有想非法进入欧盟、再转到德国或法国等更富有国家的人。从那些卡车和载客巴士来看，应该有不少投机客和蛇头。
我考虑过要设法到关卡出示我的警徽，但很快打消了念头：我总是有可能会碰到某个笨蛋，巴不得让联邦调查局看看谁才是老大。于是我做了些简短的准备工作，然后开上路肩，超过内侧车道那一长串排队的车子。我经过两个架设在公路上方的结构物，上头有摄影机和标语，因此我推测，边境巡逻车很快就会来找我了。
两分钟后，在暮光中，我看到一辆蓝色闪灯的警车剪影，迅速沿着泥土路肩朝我驶来。它在我前方大约十码处停下，挡住我的去路，然后坐在前方乘客座的那位——大概是两个警察里头比较资深的——笨拙地下了车，朝我走来。他跟我年纪差不多，体重超重，制服看起来像是一个更胖大的人穿着睡过觉似的。看得出他准备要大吼，命令我回去最后头乖乖排队。
我会的保加利亚语大概只有十个单词，都是多年前有次去那里学到的，幸好其中包括了“对不起”。我趁他还没开骂之前赶快说出来，接着就看到这至少让他满面的怒容减低了几分恶毒。我无法从他的眼色判断，因为尽管是黄昏，但他还是戴着太阳眼镜。
我转成英语，继续讲，中间还又多讲了几次保加利亚语的对不起。我跟他说我以前拜访过他美丽的国家，一直对他们人民的友善款待很感动。眼前我需要协助，很希望他们还是能同样友善且宽容。我说我正要去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想赶上一班飞机，现在已经迟了。
他咕哝着，看起来好像要跟我说他才不管——就像我刚刚说过的，他们是很友善的民族——此时我递上自己的护照。他诧异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他接过了护照，翻到基本资料那一页，看到了我事先夹在那里的五百元保加利亚钞票——大约合美金三百元，是当地一个月的薪资。
我来到这类交易中最危险的部分了——在任何国家，贿赂官员都是违法的重罪，此时对方有可能狠狠敲诈你。想用五百元插队？两千元才行，还要外加你的手表和相机，不然我就用行贿未遂罪把你抓起来。
他又跟我要驾驶执照，然后拿着我的驾照和护照回到他的巡逻车上。刚刚内侧车道被我超过的那些车此时缓缓经过，纷纷按着喇叭庆祝保加利亚的公平正义，还对那两名警察竖起大拇指。我没生气——换作我是他们，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那个警察回来，叫我打开驾驶座的门。看起来他要开始勒索我了，我打起精神，正要伸手去拿联邦调查局的徽章，此时他踩上了车门下方的踏板，于是就站在我旁边，然后抓着半关起的车门。
“开车，”他说，“按喇叭。”我照他的吩咐做，然后他开始比着手势，要几辆大型货柜车立刻停车，让出一条路。
“开进去。”他下令，于是，伴随着巨大的刹车嘶嘶声，我挤入路中间的一条车道，上头以六种语言写着公务专用车道。
“快一点。”那个警察下令。得到这个鼓励，我立刻把油门踩到底。
那位警察一直站在我打开的车门间，他的巡逻车则闪着警灯跟在我们后头，我们飞驰驶过几英里长的货柜车和载客巴士，最后来到一排玻璃亭，上头有各种纹饰和一面巨大的保加利亚国旗。
站在我车门边的警察下车，拿着我的护照去一个玻璃亭，跟同事要了一个印章，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他回来，把护照递还给我，然后大概想说他的同事也需要一点捐献，但他还没开口，我就已经踩下油门，冲入夜色中。
我开得很快，车头灯刺入黑暗，照出了大片的森林，然后，仿佛在新欧盟的生活还不够超现实，车灯也照到了一群群穿着超短迷你裙和超高高跟鞋的女人，站在荒凉的路边。在其他国家，主要卡车路线的两旁都是无尽的广告牌，但在东欧，路旁都是妓女，尤以保加利亚最严重。
我经过了几百个妓女，大部分都是吉普赛人。这些面黄肌瘦、穿着内衣和假皮草、眼神冰冷的少女，成天的生活就是在货柜车的驾驶车厢和汽车后座间打转。如果她们怀孕了，就能赚更多。不必是天才也晓得，这里唯一成长的产业，就是制造孤儿，卖给外国人。
大吞灭，我开着车喃喃自语，想起了比尔多年前跟我说过的这个罗姆尼语：我正在看着另一种形式的大吞灭。
终于，那些年轻妓女消失了，变成了加油站和快餐店，我也来到了斯维伦城，这个拥有两万居民的偏远小城几乎没有什么可推荐的，少数例外就是一条禁止车辆进入的主街，以及为了满足络绎不绝的卡车司机而营业到凌晨的各色商店。
我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发现有四家我想找的店正好连在一起。我挑了其中最寒酸的一家，因为据我观察，这家店没有录像设备或监控摄影机。进了店里，为了买两样东西，我开了十二小时车、跑了七百英里路、从亚洲边缘来到原苏联境内的东西：一部烂手机和一张匿名的预付电话卡。
我回到车上。在这个偏僻的保加利亚小城内，置身于一个黑暗角落的一盏街灯下，四周环绕着农田和年轻的吉普赛妓女，我拨了一个区域码不存在的电话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