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我用一部无法追踪的手机，经由保加利亚的电话系统打出去，很有把握不会被土耳其情报局窃听，然后等着跟“低语死神”直接通话。
我必须告诉他蕾拉·库马利结婚前的本名，我必须报告她是阿拉伯人，而且我要说出她就是电话亭里的那个女人。这是任何远离家园、还在活动中的间谍必须遵守的第一规则：赶紧把自己查到的消息传递下去。只有这样，才能预防被捕或死亡，而且早在训练之初，他们就会教你：情报在安全传递出去之前，根本就不算存在。但传递情报不是我唯一的目的，我还得跟他讨论关于引渡和刑供的问题。
电话响了五声后，我听到“低语死神”的声音。“是哪位？”他问。现在华盛顿是过了中午不久，我很惊讶他的声音竟然这么疲倦。
“大卫，是我。”我回答，故意以大家很少用的名称呼他，以防万一有人在窃听，还刻意保持轻松且不慌不忙的语气。其实我很激动，而且对周遭的环境觉得非常不安。
虽然他一定很惊讶会听到我的声音，但他立刻就明白这场谈话的要点。“嘿，发生了什么事？”他说，同样是轻松的口吻，让我再一次感叹他真是个优秀的项目调度官。
“你知道我们之前谈过的那个女人，蕾拉·库马利？”
“那个警察？”
“对。唔，她的本名是蕾拉·纳苏里。”
“听起来是阿拉伯人。”
“没错。在电话亭里的就是她。”
电话那头一片死寂。“低语死神”是装冷漠的高手，他有多年的经验且极具才华，因此我很惊讶他居然会哑口无言。
当时我不知道，但因为我们其他方面的努力都陆续失败，于是更增强了我这些话的效果。各个情报单位的上万名探员，都奉命要去寻找一个企图制造脏弹的男子，结果制造出一堆热度，却毫无半点光亮。“低语死神”心里暗自认为，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是一张白纸，因此随着每小时过去，我们及时抓到他的机会就愈来愈低。
“啊，在电话亭里，嗯？”他说，终于可以开口，刻意装得好像这事情不重要，“你确定吗？”
“毫不怀疑。我碰到一个家伙，他会演奏一种乐器——我不太会发音——是以一种老鹰的翼骨做成的。他给我看了一些影片。”
“听起来好诡异，”“低语死神”说，好像一切都很好笑似的，“要怎么拼？我是说纳苏里，不是那个老鹰的乐器。”
我告诉他，在一般状况下，下一个问题会问我是在哪里打电话的，但我确定他已经知道了。由于他的职务，所以打到他手机的电话都会被录音，而且我猜想他已经写纸条给助理，让梯队系统追踪这通电话了。
趁他正在等答案时，我继续说：“有件事我有强烈的感觉，大卫，真的很强烈。你一定要谨慎处理，不要轻易讲出去。”
“为什么？”他回答，“你认为有些人会乱出馊主意？他们可能会想要采取行动，开始伤害某些人？”
“一点也没错。我们假设她可以联络他，但我们很确定他们的联络方式有陷阱。”
“在被迫的状况下，会故意犯某种错误——比方这样的事情？”
“没错。”
他想了几秒钟。“我想那家伙一定会这样设计，他可不是笨蛋。”
“这么一来，我们可能就完全找不到他了。”
“我明白了，”他说。接下来他又思索了一会儿，“这件事我至少得告诉另外一个人，你懂吧？”
他指的是总统。“你能说服他按兵不动吗？”我问。
“应该可以，他很有智慧，他会明白问题所在的。你能搞定这件事吗？”他问。
“你指的是找到他？我觉得很有机会。”我回答。
我听到他放心地轻叹一声——也或许只是他的血压降回了正常状态。“好吧，这件事我们会保密，我会请调查人员再去查她。”
“你看到他们之前的调查成果了吧？”我问。
“当然了，没查到什么，对吧？”
“糟透了。我们得跳出框框，用其他人来调查。”
“谁？”
之前我开车穿越土耳其，无聊到简直被催眠时，就一直想着中情局的调查，以及该如何弥补。经过伊斯坦布尔南部时，我决定了下一步要做的。好，谢谢。我自言自语说着日文。
“我认识一个人，”我说，“有回我跟他说，如果我被逼到绝境，需要计算机方面的帮助，我就会找他。他的名字是‘战斗小子’（Battleboi）。”
“再说一次。”“低语死神”说。
“战斗小子。”
“原来我没听错。”
“字尾是i，不是y。”
“好极了，这就不同了。i字尾的‘战斗小子’——还真普通呢，对吧？”
“他真正的名字是罗伦佐，之前他被抓到偷了一千五百万份信用卡的详细资料。”
我听到“低语死神”在键盘上打字，显然是在查联邦数据库，过了一会儿，他说话了。
“是啊，唔，你讲得没错——耶稣啊，这家伙一定进入黑客名人堂了。总之，两天前，他接受了曼哈顿检察官的认罪条件。”
“判了多久？”
“到雷文渥斯的联邦监狱，十五年。”
“十五年？”我说。我开始咒骂那些该负责的人——为了信用卡要坐牢十五年？我不确定他能熬得过去。
“你说什么？”“低语死神”问，听到了我的喃喃自语。
“我说他们是混蛋。他总说他们会把他完全榨干，然后再把他出卖掉。”
“这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我猜也是，但你得把他弄出来——至少等到我们完成这个任务。跟他说，他的朋友裘得·盖瑞特需要他的帮助。我敢打赌，他的表现会比其他团队更厉害，不管那些团队有多少资源。”
“‘战斗小子’，老天在上。你确定该找他？”
“当然确定！”
“好……好吧。”他说，“你希望他怎么联络你？”
“我不晓得——如果他能偷走一千五百万份信用卡数据，我相信他会找出方法联络我的。”
我们谈完公事了，忽然间我觉得累到骨髓里。
“在你挂断之前……”“低语死神”说，然后停了下来。我纳闷着他是不是忘了要说什么了，但结果他只是觉得难以启齿，如此而已。
“我跟你说过我羡慕你，”他继续说，比平常还更小声，“还记得吗？”
“当然，在车上说的。”我说。
“现在不羡慕了——我只是很高兴在那里的是你。我想换作其他任何人都办不到，你做得太出色了。祝贺你。”
这话出自大卫·麦金利，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有分量。“谢了。”我说。
挂断电话之后，我坐在那里思索好久。有件事我还是猜不透——蕾拉·纳苏里完全不符合我之前所能想象的任何嫌犯特征。
62
对于艾尔米纳的那个十来岁少年而言，由意外获赠手机所开始的好运气，一直持续不衰。
一个星期三下午，在他放学走回家的路上，手机响了起来，就是送他这部手机的人打来的。撒拉森说他人在德国，已经很幸运找到了一个符合他严格信念的清真寺，也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少年正要提出问题，大概是想着有一天或许可以去找这位向来待他慷慨、被他视若父亲一般的男子。但撒拉森打断了他，说很不凑巧，他马上要去上班了，时间有限，所以少年得仔细听好。
“拿出笔来——我要给你一个地址。”
正当少年坐在一片树荫下的矮墙上摸索自己的背包时，撒拉森解释说他已经寄过去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他以前住处的车库。车库里有一些箱子，装着他之前提到过的医疗用品。还记得那是过期的疫苗、已经附上正式的发货单了？等少年一收到钥匙，就去打开那个车库，在发货单上填写以下的地址。
“要注明给我签收，”撒拉森告诉他，“寄到德国凯隆化学制药公司。接下来我要告诉你那些字怎么拼，从街道开始，好吗？”
他拼完字，叫那个少年复诵一遍给他听，然后说已经安排好那位贝鲁特的快递人员，他们有冷冻货车，会在星期天上午去车库取货。届时少年可以去那里跟快递人员碰面，帮忙开门吗？少年说当然可以。
这件事解决之后，接下来只剩下一个工作了。他要少年打电话去贝鲁特，给他当初买来那些工业用冰箱的那家公司，把冰箱再卖回去给他们。
“无论卖了多少钱，都给你，”撒拉森说，“这样应该可以确保你会卖到一个好价钱。”他笑着补充。
等到撒拉森告诉他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时，少年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他在洗衣店工作的母亲将近六个月的薪水。他想谢他，但撒拉森又打断，说他得赶紧去上班，不然就要迟到了。挂断电话后，撒拉森心想，那少年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了。
撒拉森走出紧临着卡尔斯鲁厄市集广场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在一张木制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现在很接近了：几天后，那个车库就会搬空，一万个小玻璃瓶会由一家专营医疗用品的快递公司收走，装上卡车。
那些装着珍贵小玻璃瓶的箱子，会附上一家黎巴嫩医院货真价实的发货单，货品的目的地是全世界最大的疫苗制造公司之一，而收件人，则是这家公司仓管部货真价实的员工。
63
那些箱子在五天后抵达。
附上的文件显示，那家快递公司把箱子运到了的黎波里港，装上一个冷冻货柜，再由雪松航运公司的一艘小货轮载着这个货柜穿越地中海。几天之后，货柜来到了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欧洲海关。
该怎么说得好听点呢？意大利这个国家，即使在状况最好的时候，也并不以工作缜密或行政效率闻名。当那些箱子抵达时，又碰上时机最坏的时候。接连不断的预算删减对海关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大量货柜载运着冒险从北非偷渡过来的非法移民，又更进一步消耗掉原有的资源。
即使那些箱子里暗藏着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第四级的高风险媒介，但没有一个箱子被打开来看过，更别说送去做分析了。劳累过度的海关人员相信那些证明文件和运输记录所表明的：这些箱子是过期疫苗，正要退还给德国的制造商。
在那不勒斯，这些箱子被装上一辆卡车往北开，没有再碰到任何检查，就穿越了无人巡逻的边境，进入奥地利，然后前往德国。
根据凯隆化学制药公司大门口警卫的计算机化登记数据显示，这里每天有几百批货物进出，而这些箱子是在晚上11点06分抵达。有个警卫看到运输文件上的联络人电话号码，是一个仓库的工作人员，便打电话通知他有批货物送来了。
大门口的横栅条往上打开，司机挥挥手开进去，三分钟之后，撒拉森就收到了他那一万瓶大屠杀液体。这趟许久之前展开的旅程，终于要走到尽头了。
撒拉森立刻把那些箱子放在仓库里一个少有人去的角落，那里平常是专门用来堆放废弃的包装材料。然后他在箱子前面放了一个牌子，用土耳其文和德文写着：请勿搬动，等待进一步指示。
他原先的计划，是锁定一批预定送到全美四十个最大城市的药品，把那些小玻璃瓶中的药品倒掉，换成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液体。这个过程将会缓慢而充满危险。然而，他到这个药厂上班的第一天，就发现没必要这么费事。他在黎巴嫩所使用的那些小玻璃瓶，外观上跟凯隆药厂所使用的太像了，就连专家的眼睛都很难看出有所不同。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换标签。
他立刻开始实验各种溶剂，希望能把正规药品的标签完整无损地取下。那些标签必须完好如新。最后，在一家大型的美术器材供应店里，他找到了一种符合他需要的常见溶剂，可以溶解大部分的商业黏胶。
等到箱子送来时，他的储物柜里面已经囤积了十罐半加仑装的这种溶剂。接着他只要把正规药品的标签取下，贴在那些装了天花病毒的小玻璃瓶上。然后这些小瓶子会以绝佳的伪装运到美国，分送到四十个城市。他很有信心，美国的医疗系统会完成剩下的任务。
他知道换标签会是一个漫长而辛苦的过程，但幸运的是，大夜班只有他一个人值班，而且没有什么真正的工作会让他分心。他在脑袋里面演练过太多回了——甚至还花了一个晚上算过时间——因而他知道自己可以在截止期限内完成。
还剩九天了。
64
回程开了七百英里后，我在午后不久抵达博德鲁姆。我一直想着蕾拉·库马利的种种，还是想不透她怎么会参与这场步步逼近的大灾难。
我沿途曾停下来过两次，以便加油和喝咖啡。两次我都检查了电话和笔记本电脑，希望能有“战斗小子”发来的消息。但是什么都没有，唯一收到的电子邮件是被过滤掉、直接丢到垃圾箱的垃圾邮件。我愈来愈沮丧且焦虑，心想那个日本武士黑客或许并不比中央情报局的人更高明。所以当旅馆经理穿过门厅朝我走来时，我猜想一定又有另一个灾难发生了。
但结果是我太累了，因而误判了线索：他赶紧迎上来，是因为他不敢相信我又回来了。紧接着我才知道，他原以为我说要去保加利亚的说词是鬼扯，他以为我杀了“海绵宝宝”之后，就会永远离开了。
“你是个带来很多大惊奇的人啊，”他说，热情地跟我握手，“或许所有联邦调查局的人都跟你一样？”
“英俊又有智慧？”我说，“不，只有我而已。”他拍着我的背低声说。“没有人来找你。报纸说凶手想偷钱，大概是为了要买毒品。”
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谢谢他，然后回我房间。一进去就立刻检查笔记本电脑，看有没有电子邮件，还是没有。我猜想虽然自己非常疲倦，但恐怕是睡不着了——每隔几分钟，我就会检查看看有没有电子邮件。
于是，我拿出库马利之前给我的那份道奇命案的相关档案，坐在书桌前。趁着等待“战斗小子”捎来信息的同时，我要试试看能否找到线索，追查出一个有中西部口音的美国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