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库马利走过神庙后方，经过了残余的后石墙，进入了一个叫“掠夺所”的地方，在古代，角斗士的尸体会送来这里，卸除掉他们身上的武器。
她很好奇上头发生了什么事情——想必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听见哥哥的呼喊声，告诉她事情结束了，他们可以离开了。
真是可惜，她心想——史毕兹是个聪明的调查好手，绝对是她所毕生见过最厉害的。光是“法国屋”那两面镜子的想法，就是个证据。有关他身份的整套诡计，本来也可以安全过关的，只不过他开车穿越边境时，那辆租来的车可以追溯到他身上。美国不是也有车牌辨识系统的摄影机吗？那种系统大概还是他们发明的。真奇怪，这么一个聪明的人，竟会犯下这种错误。
当然，要不是土耳其情报局的副局长打电话给她，她永远不会晓得他真正的身份。说起来，情报局的那些人是怎么回事？打了通电话之后就毫无消息——没有后续的追问，没有来追查史毕兹的行动或细节。她光是利用贩毒圈子的熟人，闯入史毕兹的旅馆房间一次，就查到了比土耳其情报局更多相关的事情。事实上，他们好像对史毕兹不是很感兴趣。
她忽然有了个非常可怕的想法：要是那个美国人根本没有犯错而开车穿越边境呢？比方土耳其情报局的那位副局长是他们的人，或者有人拦截了她的电话转接到别处，于是跟她讲电话的根本不是那位副局长呢？万一那其实是个骗局呢？那就表示她是受骗把信息告诉她哥哥，把他从暗处引出来露面。
“真主在上——”她说，开始奔跑。
她跑过古代角斗士的武器和盔甲储存的地窖，奔上一道长长的斜坡，斜坡尽头就是“死亡之门”，古代角斗士的尸体就是从这里运出去的。
她快跑到那道倾颓的拱门时，整个剧场舞台在她面前展开，此时她脱离死角的手机开始响了。她掏出来，看到自己至少有一打未接电话。全都是她保姆打来的，现在的这一通也是。
她接了，非常惊恐，用土耳其语说：“什么事？”
但回答的不是她的保姆。而是一个说着英语的美国男子。“蕾拉·库马利？”他问。
她吓坏了，大喊道：“你是谁？”
但他没回答，而是照着我们在旅馆房间里所拟出来的台词说：“我发给你一段影片。你去看。”
她困惑又害怕，好像没听到这些话，只是再度质问他是谁。
“如果你想救你侄子，就去看那个影片。”班说，“那是实时画面，现在正在发生的。”
她侄子？库马利心想。他们知道一切了。
她双手颤抖，几乎哭了出来，赶忙找到了那个影片，打开来。她一看差点晕倒，只是朝着电话尖叫，“不……拜托……啊，不！”
38
我又溺水了——这回浸在水中，也浸在疼痛中。我在为自己的生命奋战，水流过我的脸和被打烂的脚上，制造出一波接一波的痛苦。很快地，痛苦就成为我唯一的知觉了。
我的头往后倾斜，我的喉咙张开，水往下流而启动了无尽的呕吐抽搐。我的胸口起伏，我的肺在尖叫，我的身体垮掉了。惊恐已经赶走了所有的理性思绪，把我逼得走投无路。我设法算时间，但数到五十七秒就迷失了。感觉上好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我眼睛被蒙住，仿佛远游到星系之外。我看到了宇宙尽头的空无，那里是一片黑暗，没有形体也没有边际。我知道他们对我的伤害已经远超过皮肉之痛，在我的灵魂留下了伤疤。
一缕回忆忽然浮现，那是“低语死神”曾说过的话。他说，如果我太难受，就应该结束掉。凑向我的步枪，拿出军人样去见上苍。但那是最后的残酷——因为折磨我的人控制着水量，我连要张开喉咙，赶快把自己淹死都不可能。就连这最后的尊严，结束我自己性命的机会，都不可得。我被迫要继续受苦，站在死亡之门的门口，但永远无法跨过去。
撒拉森看了一下他的手表，这个美国人已经撑了一百二十五秒，超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也远超过他的预期，接近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他不但是伟大的战士、上天的追随者，也是神圣《古兰经》的无畏学者——所创下的纪录。他现在一定准备好要说实话了吧？他向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打手势。
他们把我拉出来，我感觉水从我的头发间流过，脏毛巾从我脸上拿开。我在发抖，身体完全无法控制，脑子也不太听使唤。那种恐怖太具体了，我毕生的每一种恐惧都清楚显现。我没法讲话，但当我从绝望的深渊恢复过来后，脚上的疼痛又猛烈袭来，让我陷入了解脱的无意识状态。撒拉森用力打我脸上断掉的颧骨，于是高涨的肾上腺素让我又清醒过来。
他撑开我的眼皮检查瞳孔，另一只手摸索我的脖子，找到了一条动脉，检查看我的心跳是否不规则或有停摆的危险。然后他往后退，看着我——猛吸着气，设法控制身上的震颤，同时努力忍住脚上的疼痛。
“你是谁？”他说，声音好轻，我大概是唯一听得到的人。
我看到他脸上的忧虑和困惑，于是有了力量。在我们意志力的漫长决斗中，我虽然快要死掉，但我赢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我虚弱地摇摇头。
“把他交给我。”尼可莱德说，不耐烦地发作了。
“不行，”撒拉森说。“你只会杀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我们想问出答案，反正还有好几个小时。”
“要是有人开船经过，朝废墟看，可能就会好奇了。”尼可莱德说。
“那就去把我们的船移走，”撒拉森回答。“藏在岩石后头，这样就不会有人看到了。”
尼可莱德犹豫着，不习惯被人这样使唤。
“去吧，”撒拉森说，“我们这样只是在浪费更多时间。”
希腊老头瞪着眼睛让步了，他转向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命令他们来帮自己。他们三个人沿着主走道远去消失了，撒拉森低头看着水槽旁瘫软的我，还绑在木板上，手腕肿起且扭曲变形，手铐深深嵌入肉里，手指因为缺血而白得像大理石。他用鞋尖踢了一下我被敲烂的脚，看着我皱起脸。他又踢了一下，更用力了，然后我忍不住大叫起来。
“接下来只会更糟。”他低声保证。
他又举起脚要踢我的伤口，但没有机会了。从小通道的黑暗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喊叫声。
她用阿拉伯语疯狂地喊着。
39
从我躺的地方，可以毫无遮蔽地看到库马利奔向亮光，脸上写满了恐惧，手里紧抓着手机。她哥哥也赶紧朝她跑去。
一时之间，我还想不透发生了什么事：在我脑子里，那个计划已经破灭了，而且我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信息都难以处理。我无法想象布瑞德利还活着：我不记得只要一通电话，还是可以挽救我和整个任务。
我困惑地观察着，设法不要屈服于那只脚和两边手腕的痛苦中。我看着库马利和她哥哥会合，把手机朝他伸出。他说着阿拉伯语，但显然是在问怎么回事。库马利猛喘着气，只是指着手机。撒拉森于是看着屏幕……
他钟爱的儿子也纯真而无法理解地看着他。泪水不断滑下他的脸，但因为手机对着他拍摄，所以他还是尽力微笑。他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绞刑绳圈。
撒拉森瞪着那个静止的画面，整个世界都颤抖着，他自认知道且理解的一切，全都从根基处摇摇欲坠。他看着我，充满杀意和无常。有人居然威胁他的孩子！他会——
他冲向我，双眼闪着怒火，我迟钝的脑子终于有个齿轮啮合上了。那是我之前努力倒数等着的那通电话，就是我拼命想听到打来的电话。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库马利的痛苦和撒拉森的愤怒……
布瑞德利成功了！
我想坐直身子，但我还被绑在木板上。尽管痛得要命，但我仍设法回忆前一夜旅馆房间里的排练，当时我的脑子和身体都还完整无缺，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惊恐的滋味。我原先猜想，最危险的一刻就是撒拉森明白这是个圈套，知道他儿子的命危在旦夕：他可能会盛怒之下展开攻击，杀掉眼前所有人。我努力思索，想起我要说的话。
“放聪明一点，你就可以救你儿子。”我说，有点结巴。
“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儿子？！”他吼道。
“如果你想要的话，就可以救他。”我又说了一次，没费事跟他解释。
他妹妹稍微恢复过来，开始朝哥哥尖叫——一半阿拉伯语、一半英语，全都喊得悲痛欲绝——叫他不要浪费时间，赶快问我该做什么才能救他儿子。撒拉森只是瞪着我，不确定要向理性还是愤怒屈服。
“看看画面！”库马利大吼，“看看你儿子！”
她把手机凑近他的脸，他又看了一眼那孩子的影像，然后转向我……
“这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他说。
“你跟电话里那个人说吧。”我回答。
撒拉森把手机拿过来，狠毒地开了口。“你是谁？！”他用英语说，还是想控制局面。
我知道布瑞德利不会跟他啰唆，只是按照计划，叫撒拉森看一段他要传送的影片。第一个镜头会是一个时钟或手表，证明并没有造假，我们没有刻意布置，画面中的一切的确是正在发生的。
撒拉森播放影片。他看到了时钟，似乎站不稳了。他妹妹也在旁边看，紧紧抓着他，混合着阿拉伯语和英语跟他哭喊着。影片接着显示绳子的一端，绑在厨房里原先挂着灯的黄铜螺栓上。另一端的绞刑绳圈，则套着小男孩的脖子。他站在那个满身汗湿的胖保姆肩膀上。当她虚弱的膝盖力气耗尽时，她就会跌倒，小男孩也随之会被吊死。
这是恐怖的一幕，也难怪布瑞德利一开始那么激烈反对，但我需要一个够震撼的状况，好让撒拉森没时间反应或计划。老实说，发明这个计谋不完全是我的功劳——如果这能算功劳的话。我是几年前阅读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人曾逼着一个欧洲裔父亲用同样的姿势撑着自己的孩子。然后他们会逼小孩的母亲看，直到她们的丈夫跌倒。当然，对日本人来说，这只是运动而已。
撒拉森握着电话的手垂下，充满恨意地看着我。就在他定定站着不动时，库马利朝我扑过来，想抓我受伤的脸。
她哥哥把她往后拖——他正在设法思考，目光四处乱看着废墟里的墙壁。这里比任何铁窗牢笼更像个监狱。我的脑子开始可以运作了，心知我得继续施加压力，不让他有任何机会打乱我的剧本。
“我和我的人不会忍受任何拖延，”我说，“你再听听电话里讲什么。”
撒拉森震惊之余，像个机器人似的把手机举到耳边，听到一个女人在电话那头啜泣，歇斯底里地用土耳其语说话。他茫然了，因为他不懂土耳其语，于是他把手机递给他妹妹。
她开始翻译成阿拉伯语，但我阻止了她。“讲英语。”我说。
她告诉她哥哥那是保姆。“她在恳求，”她说，“她快撑不住了！她说，如果我们不能救她，那至少救那个孩子吧。”
她失控地抓住撒拉森的衬衫。“你到底做了什么？你害我们陷入了什么状况？！”
他甩开她的手，她踉跄后退，呼吸沉重地怒瞪着他。
“我们估计，那个保姆大概可以再撑六分钟，”我说，“当然了，我们也可能算错。说不定更少。”
我是掰的，但是在这个绝望的状况下，不会有人质疑的。撒拉森看着手机里的影像，然后看着我。我知道他晕头转向，不确定该怎么做。
“你是他父亲，”我冷静地说，“你的儿子是你的责任——救他吧。”
多年前在日内瓦，我就已经学到了一课：爱并不软弱，爱很强大。现在我把一切赌在爱的力量上。撒拉森什么都没说，动也不动。一边是他为了未来的伟大计划，另一边是他儿子的命，他困在中间，不知该如何思考或抉择。
我必须逼他，于是努力回想我该说什么。“承诺算什么？”我说，“尤其是对临死妻子的承诺？不过也随你吧，你就打破你对安拉立下的承诺。”
他瞪着我，呼吸急促，吓坏了。“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有关加沙的事情？！”
我没回答，他转身离开我和库马利。他迷失在黑暗中，想找一条路离开监狱，我很确定，他想到了自己当年抱着垂死的妻子，想到这个儿子是他和她最后的联系，想到自己曾向她以及保护他们的上天所立下的神圣承诺。
我看到他的肩膀垂下，然后他的声音因为暴怒而沙哑。“你想要什么？”他说，转头对着我，“告诉我该怎么做。”
库马利解脱地啜泣着，伸出双手抱住他。
“我得让电话里的那个人知道我还平安活着。”我说，“帮我松绑。”
撒拉森犹豫着。他知道一旦放了我，一切就无法回头了，但眼前他没有时间多思考。库马利走上前，松开把我绑在木板上的皮带，又从口袋掏出一把钥匙，解开了手铐。
手铐掉在地上，血流回到双手的疼痛让我差点晕过去。我设法抓住水槽边缘，托着自己直起身子。我被打烂的那只脚一碰地，那种压碎神经的爆炸式疼痛害我差点又倒回地上，但总之，我还是设法撑住了，然后伸手要手机。
撒拉森把手机交给我，但我没举到耳边，而是朝他们两人伸出另一只手。
“武器。”我说。
他们各自交出一把手枪——库马利的是制式的贝瑞塔手枪，撒拉森的枪大概是尼可莱德提供的，那是一把SIG 1911不锈钢手枪，瑞士制造，是你在一般手枪店所能找到的最佳武器。
我把贝瑞塔塞进口袋，SIG手枪则握在肿胀的手指里。以我双手的状况，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有办法开枪。我转移一下我受伤那只脚的重心，努力压下一股涌上的恶心之感，然后举起电话到耳边。
“班？”我说，我的声音沙哑而破碎，他大概都不太认得了。
“是你吗？”他问。
布瑞德利的声音几乎让我崩溃，我一度以为自己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我一时之间瘫着不动，这才明白他们差点把我整个人给毁掉。
“算是吧，”我说，“我要打开免持听筒功能了，班。”我继续说，设法回想我之前仔细计划过的种种细节。“你会听到发生的一切。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就朝那个保姆开枪，好吗？”
我看到撒拉森和库马利都听到了，于是放下手机。尽管我的精神才刚被严重伤害过，但我知道自己必须赶快行动，于是转向库马利。
“你去底下的隧道，躲在那边观察海滩。要是看到有其他人，就赶紧回来警告我。记住，如果你敢耍小手段，打暗号要他们攻击我，博德鲁姆的那个人就会听到，他会晓得该怎么做的。”
她点点头跑了，极力想办好这件事，极力想救那个小男孩。她焦虑又害怕，我想她大概根本没意识到，她已经变成我最亲近的同盟了。
我转过头来看着撒拉森。我知道，无论我刚刚经历了多少痛苦，接下来这部分才是真正困难的：我必须让他告诉我实话，而不是用谎言和错误信息击败我。
“我名叫斯科特·莫道克，”我说，想着我伤口的疼痛，“我是美国情报员，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