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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水愈来愈高，而且意外地帮了我。我一跛一跛地蹒跚走过阳光炙烤下的沙滩，朝着那道木板突堤接近，而且必须经过一片海水。
海水淹到脚踝时，那种突来的冰冷抚慰了我脚上和心中的疼痛。我站在那里好一会儿，让海水冷却我身上的热度，也让水中的盐分刺痛并清洗我的伤口。
于是我脑子清醒了些，来到突堤码头，抓住栏杆走向库马利等待的地方。她已经把那艘小艇掉了头停好，引擎正在空转中。我没告诉她——我们其实什么都没谈过——但她的旅程就到此为止了。我要独自出航，而且我知道前方的路非常艰险，尤其以我现在的状况，但我急着要上路。
此时我听到了枪声。
我们转身，看着死亡剧场，我忽然明白自己之前忽略了什么了，我的余生将会不断回想起这个错误。我是故意的吗？
当然，我离开那片废墟时已经筋疲力尽，几乎没办法走路，还得赶紧打电话去华盛顿。而且我当然已经做了各种预防措施，把所有枪的子弹都卸下，也把弹匣都拿走。但这一切都是在我有意识的状态下进行的。而在更深入的潜意识中，我是否知道还有另一把枪？就是我那把装满子弹的贝瑞塔，之前在瓦砾堆旁被那两个阿尔巴尼亚人拿走，扔在我敲烂的手机旁边？我是不是故意忘了这把枪，留给撒拉森用在自己身上——如果真是我故意的，为什么？
但显然地，他没有忘记，我一听到枪声的那一刻，就知道他做了什么：他双手铐在背后，在那条走道上踉跄或爬行，来到那把枪旁边坐下。他双手设法绕到臀部底下，拿起那把枪，把枪夹在大腿间，低下头，脸凑到枪管上，几乎是放进嘴里，然后扣下扳机。他大概也知道那首老歌：
当你受伤，被扔在阿富汗的平原上，
还有一些女人跑来，把你砍得遍体鳞伤，
赶快凑向你的步枪，轰烂你的脑袋，
拿出你的军人样，去见你的上苍。
库马利也跟我同一时间明白了那个枪声的含义，开始要朝废墟跑去。我抓住她，但我太虚弱了，轻易就被她甩开。最后让她暂时停下脚步的，是我急切的口气。
“听我说！”我喊道，“等他们来的时候，就说你什么都不知道。说你最后救了我的命，说你射杀了那个人。告诉他们说你放了我，说你背叛了你哥哥。随便你怎么说！我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但是我不会留在这里。”
她看着我，很困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道，“你为什么要为一个陌生女人这么做？”
“我不是为了你！”我回答，“我是为了那个小男孩——他应该要有一个母亲。”
我抓住那艘游艇的船舱顶，拖着身子上船。库马利跑向隧道，但我知道没有希望了。这回他不会失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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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抓着船长椅，努力跟发烧和疼痛搏斗，慢慢将小船驶离突堤码头，进入开放水域。我转向南边，紧靠着海岸，全速前进。
风转向了，狠狠吹向潮水的反方向，船首划过高涨的海浪，激起一片片汹涌的水花，也使得老旧的引擎隆隆作响。这段旅程可能会害死我，但我逼自己抛开疼痛，用我没受伤的那边肩膀操纵舵轮，保持正确的方向。最后，我终于绕过一个岬角，进入一长段无风的海域，这才放心把舵轮固定住，让船自行往前。
我蹲下身子开始搜寻。在一个前舱橱柜里，我找到了一个旧背包，于是把SIG手枪和口袋里的弹药放进去。背包旁的一个航海袋中，我找到了一块厚厚的防水布裹尸袋，里面已经装了一些铅块。这事情没有逻辑，但我正处在很痛苦的状态，一点也不想跟自己的裹尸布一起航行，于是我打开窗子，把那块布扔出去，看着它漂浮了一会儿，沉入船尾的白色水花中。
在后方的一张座位下头，我找到了我要的东西：船上的急救箱。这个急救箱大概有二十年了，但从来没有打开过，里面的东西出奇地齐全。
我把急救箱拿回驾驶室，用棉花棒清洁我被敲烂的脚，然后用一把剪刀剪掉肩膀上子弹烧出的焦黑皮肉。我打开一瓶过期十八年的消毒药水，倒在伤口上。还是有效——混蛋，真有效——我痛得号叫起来，残存的意识还庆幸周围没有人会听到。
所以就这样，我伤口绑着发黄的绷带，散发着消毒水的气味，腋下撑着一根船桨权充的拐杖，在白昼的尾声中，往南航行了一长段距离，终于看到了自己正在寻找的那片海岸。一场风暴正在逐渐逼近，我旋转舵轮，穿过一片散乱的岩石，来到一个孤立的渔村。此时第一阵暴雨降下，突堤码头上一片空荡，于是我把船停在码头边时没有人看见。
我把船首朝外靠上突堤，引擎没关，然后把船缆系在一根柱子上。我又拿了另一根船桨卡住舵轮，接着把背包和那根临时的撑拐扔到突堤码头上。引擎转动着要把船带回大海，船缆被拉得很紧，我就利用缆绳当支撑，爬上了码头。然后我拿出在船上找到的一把刀，砍断了缆绳，看着船驶向那片散乱岩石间的黑暗中。即使船能通过那片岩石，周围的海岸也太崎岖了，我知道天亮之前，船就会撞上海岸而摔成碎片。
我把背包背到一边肩膀上，撑着那根拐杖往前走，看起来就像个从远方战争归来的战士。我走过两家窗帘紧闭的小餐馆，进入狭小的街巷，置身在这个我几乎已经完全遗忘的小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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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脏乱的房子都窗帘紧闭，街灯稀少且相隔遥远。在暮色深浓时分，我沿着一条窄街而行，正当我担心自己转错弯时，看到了一个公共喷水池。
那个旧水桶还是绑在绳子上，周围环绕的花朵还是枯萎依旧。我几乎精疲力竭，跛行着走过喷水池，来到那栋小屋，黄铜名牌上的字母现在模糊得几乎难以辨认了。我用力敲门，过了仿佛几十年，门开了，我看到悉尼医生站在门口。满脸胡茬，当年松垮的短裤换成了一条磨旧的斜纹棉布长裤，上身穿了一件1992年德国啤酒节的旧T恤——除此之外，这几年他没什么改变。
尽管喝酒大概持续危害其他器官，但他的脑子和记忆力还是保持得非常好。他依稀认得我的脸，我看着他努力回忆，试图想起我的名字。“雅各布，对吧？”他说。
“很接近了。”我回答。
我看他注意到我绑了绷带的肩膀和脚，还有我破烂的衣服和疲倦的神色。“你气色很好，雅各布。”他不动声色地说。
我点点头。“你也是，医生。你打扮得很不错，跟往常一样。”
他大笑起来。“进来吧。我们可以继续彼此撒谎，同时让我看看能不能救回你那只脚。”
他带着我进屋，我忽然发现记忆真是奇妙：比起我扛着麦克那一夜所走过的同样路径，屋里的房间感觉上小了好多，距离也短了许多。到了厨房，悉尼医生把三盏灯放好位置，让我躺在厨房的料理台上，拆开绷带，看了一下我的脚。他用静脉注射给了我一份大剂量的抗生素，接着是剂量更大的止痛药。幸好，碰到药物的事情，细致可不是他的长处。
他判定，尽管伤口肿胀又瘀青，但我的肋骨和膝盖骨都没断。或许有裂伤，不过缺了X光机，也没办法确定。
“你想开车去米拉斯的医院吗？”他问。
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露出微笑。“我也这么想。”然后他告诉我，他会帮我上夹板，尽量把伤口包扎好。
然后他帮我做了局部麻醉，清理并缝合了我肩膀的枪伤，说我很幸运。
“我可不这么觉得。”我说。
“只要差个半英寸，你就不必去医院，连小诊所都不必去。直接就送到停尸间了。”
其他伤口都处理好之后，他把注意力转向我的脚。他当过小儿外科医生，有处理车祸伤员的丰富经验，所以当他告诉我那些瘀青和肿胀最后都会自行痊愈，我就相信他了。
“至于那些小骨头，没有扫描、X光和手术室，我能做的实在不多。”他微笑地说，“不过呢，一只稳定的手也还是可以派上点用场。”
他决定把那些骨头一个个调到最好的位置，然后固定好，用绷带包扎起来，希望所有骨头都能回到原有的位置。
“你得做很多复健运动，保持脚踝的活动力，同时防止小腿的肌肉萎缩。或许这样就能奏效。”
我点点头，于是他调整一下灯的角度，准备开始。“这会很痛。”
这一点他没说错。午夜12点过后的某个时间，他完成了工作，终于停了下来——中间我曾断续失去意识又醒来，我想他也怀疑我没法再承受更多了。他从腋下撑起我，把我扶下工作台，出了厨房，进入客厅，然后走向楼梯，打算送我到二楼一个没人住的客房。
走到一半，我听到客厅角落传来的声音，再度看到了那台老电视，刚好转到了CNN频道。此时正在播晚间新闻，美国华盛顿特派员报道说，从清晨开始，政府就努力动员，终于找到并查扣了一万剂感冒疫苗，因为这些疫苗意外遭到污染，可能含有致命的机油。
我不希望悉尼医生发现我对这件事有兴趣，便告诉他我得休息一下。然后自己扶着一张椅背，看着电视屏幕。
“总统在清晨6点的一场记者会中宣布这个警讯。”那个特派员说。
“同时，联邦调查局和全国各地警方都开始寻找并封存这批流感疫苗。这批疫苗是来自德国的卡尔斯鲁厄，由凯隆化学药厂所生产。
“总统十分嘉许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人员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在清晨4点紧急致电白宫——”
“可以走了吗？”医生问，我点点头，让他帮着我爬上楼梯。对于华盛顿的说法我并不惊讶。有句话是谁说的？在战争中，第一个牺牲的就是真相。
我来到床边，放低身子躺下去。我的头落到枕头上，医生关了灯，我就逐渐失去意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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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几夜，我一直发着高烧，医生几乎都守在我那个小房间里。后来他告诉我，他坐在我的床边，一杯接一杯喝着杰克·丹尼威士忌，同时听着我在一片奇怪的梦境中漫游。
他听到我说有个男人被绑在一块木板上，淹没在无尽的海洋中；一个父亲在炙热的太阳下被斩首；一个城市充斥着感染致命病毒而流血致死的人群；一个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孩被悬吊着脖子。他微笑说，头脑真是个奇怪的东西——一个人在高烧侵袭和大量药物的影响之下，居然能设想出这些可怕的幻梦。
还好他不知道实情。
他担心那些恐怖的噩梦会更加恶化，又以为都是药物的负面影响造成的，于是决定减低药量。或许真的是因为药量调整的关系，也或许一切都是自然的发展，但我的高烧逐渐退去，梦魇般的回忆也减少了。当我最后终于能吃固体食物时，他决定冒险离开我，到村子里采购杂货和其他设备。我猜想他大概也是要去为他的威士忌补货。
他回来时很心烦，跟我说有一男一女来到村子里，宣称是开车旅游的观光客，跑到村里的两家小餐馆里貌似不经意地打听，问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美国人经过这个村子。
我一直知道“低语死神”和他的手下会找到我，因为大家总是会议论，梯队系统会窃听，有人会去档案库找出多年前麦克殉职的记录。不过我不担心那对陌生人，我知道他们是奉派看我是否需要帮忙的，但是我并不打算见他们。我身心残破，但我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没有人能再多要求什么。至于我怎么拖着病体度过这段日子，那就完全是我自己的事情了。
我完全不跟医生谈那对闯入者的事情，但我注意到天快黑的时候，他就愈来愈担心那对男女会找上门来。那一夜，我头一次缓缓下楼到厨房，发现他很会做菜。他正在为自己的拿手好菜——百里香和大蒜腌小羊肉——调味时，问我是不是还会唱那首《午夜逃亡》。
“你的意思是，我是不是还会想起麦克？”我回答，“次数多到我无法想象。”
“我也是，”他说，“那一夜真可怕。你一离开，我就听到有直升机飞过来。他们载走了他的尸体，对吧？”
“没错。”
“他葬在哪里？”他装出一副不经意的语气，但这个问题很奇怪，所以我知道他是刻意问的。
“阿灵顿。”我回答，那是国家公墓。
“他是军人？”
“是啊——他正巧参加了一场从来没宣战过的战争。”
医生放下他手上的香料，转过身子——他计划好要跟我正面对质了。“你也是吗，雅各布？你也是军人？”
“你担心吗，医生？”
“我当然担心！从你来的那一夜，我就开始担心了。那天你一睡着，我就打开你的背包。里头有一把SIG手枪，上头沾满了开火后的火药残余，还有多得可以提供给一个非洲小国的弹药。现在有两个人出现在村子里打听你，害我成天担心，不晓得枪战什么时候会开始。”
他是好人，又很尽心照顾我，他该得到一个诚实的回答。“没错，我也是军人。”
“是职业军人还是佣兵？”
我微笑。“是为了这个任务而特别征召的。”
“是中央情报局，还是更糟糕的？”
“我想是更好的吧，不过你的标准可能不一样。”
“那两个来村子里的人呢？”
“那是我们的人，只是来确认我是否平安的。”
“你确定？”
“他们不是杀手，医生。如果他们是的话，我们老早就死了。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跟你保证。”
看得出来他因此安心了，我也很高兴自己把话说开。几天后，才刚天黑，就有人来敲门。我有点担心——敲门的声音很响，前头的栅门完全没先发出咿呀声，而且是在这个时间。
我朝医生点了个头，示意他去应门，然后自己跛着腿尽快进入老旧的卧室，窗上有个窄缝可以很清楚看到前门。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站在那儿，穿得像个观光客，不过他太强壮、太肌肉发达了，那身衣服实在瞒不过任何仔细多看一眼的人。
医生打开门，那个观光客说，他想跟几天前来到这里的那名男子讲话。医生说唯一来过的只有他弟弟，是来探望他的，而且两天前已经回澳大利亚了。
那个探员只是点点头。我猜想他被吩咐要沉着应变。“好吧，如果你弟弟又回来，”他说，“你刚好又发现他是美国人，肩膀上有颗子弹，那么就麻烦把这个交给他，好吗？”
他递过来一个封起的包裹，然后走掉了。几分钟后，我们站在厨房里，医生看着我打开那个包裹，里头有几封信。第一个信封上凸印着美国总统的徽记，他不禁睁大双眼。
让他更惊讶的是，我没理会那封信，而是去看其他的。我认得手写的那封，是“低语死神”写的，于是摆到总统那封旁边。
剩下来还有两封。一封是用纽约市警局的信封装着，上头有布瑞德利的单位名称；另一封是奇怪的手写笔迹，寄到了椭圆办公室，上头写着“请交给一位有时使用裘得·盖瑞特之名的人”，我知道那是谁写的。
我拿起这两封信，跛着腿走出厨房，上楼回我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