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
我先看了布瑞德利的信。他说一等他离开那个保姆家，那保姆就打电话报警，跟他们说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她是库马利雇的人，所以尽管她所说的故事很离奇，但警方完全相信。一个美国黑人不难找，而且又发出全面通缉，于是布瑞德利还没回到旅馆，一辆巡逻车就发现他了。他们把他压在车子前引擎盖上，把他缴了械，然后带他去警局。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有什么土耳其版的刑讯逼供，但此时，死亡剧场的状况曝光了。
在总统的命令下，地中海舰队已经派出直升机。不是要接我，而是要去抓撒拉森，并收集证据。葛洛弗纳打电话知会土耳其总统，说他们已经找到那个要买核反应器的男子。于是，土耳其情报局探员和土耳其军队也都赶往那个古罗马遗迹。两艘土耳其海军驱逐舰开到离岸不远的海面，六架美军直升机停在沙滩上，同时两百名军人和情报员进入古迹遗址里。土耳其相关人士下令暂时不处理布瑞德利，直到状况变得比较明朗再说。
于是布瑞德利在牢里蹲了五天，在葛洛弗纳直接请求土耳其总统之后，他被释放，并拿回护照。他回到旅馆，跟玛西在电话中流泪重聚，一等她恢复情绪，就问他什么时候要回家。
“再过几天。”他说。
“什么？！”她喊道。
他是警察，贯彻始终。为了道奇和东城旅店那个女人的谋杀案，他非得要先安排好引渡卡梅隆和英格丽回美国，否则自己不会离开。次日上午，获释后不到十二个小时，他就又回到博德鲁姆警局，进入库马利的办公室。海鲁妮莎悄声跟他说库马利还在进行“汇报”——而且看起来，她似乎一直坚持我之前建议的那个说法——于是布瑞德利就要求见负责这桩调查案的人。打了几通电话后，那个穿着闪亮靴子的少年便带着布瑞德利，来到博德鲁姆警察局长的奢华办公室。
我还记得那个局长，就是在压死“海绵宝宝”那一夜，他有一半的警力都在修船厂追捕我。这位局长五十来岁，大块头，红润而光滑的脸上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威严制服上的每颗金色扣子似乎随时都会绷开来。尽管他搽了古龙水，但他身上有个气味，看了班的说法，我并不惊讶。
他写道，那位局长说，他收到了代表卡梅隆和英格丽的律师团所提出的大量法律意见书：一如我原先的预料，我和她们访谈之后，她们立刻就去找了律师。那位警察局长说，那些意见书让他亲自检查所有的证据。
“当然了，那位自称布洛迪·大卫·威尔森所发现的一切，我都得去除掉。他根本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是用假的理由进入我国。我们都晓得，他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把这个案子复杂化并拖延。
“我自己亲自检查过发现，一如往常，土耳其警方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显然他们原先的调查是正确的——道奇先生是死于意外事故。他的坠崖是个不幸的意外。”
班不敢置信地瞪着他，但那位局长好像没注意到。他微笑，又点了一根香烟，两手一摊。
“当然啦，我也不想擅自下判断，所以我把证据和法律意见书交给我们这里一位最受尊重的地方法官。他也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这两位女士和其他重要证人继续留在博德鲁姆。
“他建议——我也同意——我们把护照还给他们，让他们交保释金，等待任何后续调查。”
“放了他们？！”班问，很难以接受，再度扮演起死者的捍卫者，“保释金是多少？”
局长想敷衍他。“他们总共有十个人……我不确定……有个档案，我得去查——”
“多少？”班逼问，完全不掩饰他的怒火。
局长放弃了所有假装的礼貌。“每个人二十万现金！”他吼道。
十个人——二百万元！这是一大笔钱没错，但是对卡梅隆来说根本不算什么。班不必问她做了些什么——当然了，她一定是付了这笔贿赂，换得自由之身。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他绝望地问。
“三天前。他们上了那艘大游艇，一个小时后就出发了。”
“那如果你们的‘后续调查’有什么新事证呢？”班恨恨地问，“那你们怎么办？”
“我们就写信要求他们回来。不过，就像我跟你说过的，我很确定不会有这个必要。”班说那家伙说的时候，几乎是面带微笑。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我并不惊讶。随着联邦调查局被排除，而且关键的事证都是我调查出来的，博德鲁姆的警察局长和一个腐败的法官就去逼卡梅隆，仿效他们历代奥斯曼先人们所做过的事。那就是伸手要钱。
班写道他也无可奈何——两名嫌犯已经离开博德鲁姆，卡梅隆的保释金也确保所有重要证人都四散离开。他觉得或许他回到纽约，可以再设法让这个案子起死回生。不过他很务实，知道自己资源有限，而且其中一个凶手已经正式被列为世贸中心的死者之一，所以他也知道，除非这两个女人回到美国，否则要逮到这两个人的机会渺茫。她们现在有那么多钱，当然不必再回美国了——她们余生可以周游世界各国。
我坐在那儿沉默几分钟，想着那两个女人和她们的罪行，但即使在当时，我都没想起来那件事。不，我始终都没想到英格丽曾说过，我对整个状况连一半都不明白。
49
第二封信，就是寄到椭圆办公室指名给裘得·盖瑞特的那封，是“战斗小子”写的。
信写得比我所能想象的还要好，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很确定他一定是花了好几个小时，很努力用心写出来的。
“我当时被上了手铐和脚镣，”他说，“我们十个囚犯坐在一辆装了铁窗的巴士内，正开过拉瓜迪亚机场的跑道，要搭乘一架空中监狱专机，飞到堪萨斯州去联邦监狱。此时两辆黑色的越野休旅车开着警笛，要我们停下。
“当时我猜想，那两辆车里不管有什么人，他们的层级一定很高，才能开进机场，不过除此之外，我没有兴趣。
“那天上午我写信给瑞秋，叫她不要等我了，同时我也一边在想，自己要怎么在雷文渥斯联邦监狱度过十五年。”
他告诉我，巴士上的两个美国联邦法警——之前一直不停在嘲笑他，因为他的块头和古怪——下了车，跟那两辆休旅车下来的几名西装男子商谈。
其中最资深的一名西装男子——结果他是司法部的一名高层官员——亮出证件，然后开始大声下令。巴士上的囚犯们纷纷隔着铁窗向外看，那两名法警立刻回到车上，走过一个个囚犯。
“他们停在我面前，解开把我固定在座位上的链子，带着我走向车门。我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都不回答。他们自己大概也不知道。
“到了跑道上，那名高层官员递给我一封信。我打开信封，看到里头的文件是发自椭圆办公室，但我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这辈子难得一次，我的脑子根本无法估算了。
“读完信，我都快哭出来了。那是一份总统特赦令。‘因为你为国效命之举。’上头说。
“天晓得你是谁，但你说过你会尽一切可能救我，结果你做到了。”
他说，在办完正式手续后，他就回到他那个布置成古老日本的纽约公寓，连鞋子都没脱就跑进去，发现瑞秋在他卧室里的一角，正伤心欲绝。她抬起头，看到他，一时之间还以为是做梦。然后这个梦笑了，朝她伸出双臂。身为一对虔诚的天主教徒父母的儿子，他惊奇地告诉她，“这是《马可福音》，宝贝——第十六章第六节。”
她不晓得他在说什么，但她不在乎——她任他将自己紧拥入怀，吻他，两人感激地静立在那里好久好久，然后他坐下来，写这封信给我。
“你给了我第二个机会——生存的机会，爱的机会，生儿育女的机会。这么大的恩情，要如何感谢？”他写道。
“我怀疑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但总之请不要忘记，每年的这一天，我们的晚餐桌上会留一个位子给你，等着你来敲门。
“祝你旅途平安，但愿上帝保佑你——无论你所认识的上帝叫什么名字。”
50
次日，我做完了例行的运动和物理治疗之后，评估了一下自己的健康状况。尽管那只受伤的脚显然在痊愈中，但我必须承认，如果我希望它能完全恢复，就得大幅增加运动量。
我跟医生讨论过，然后当天晚上吃过晚饭，趁着村子里一片黑暗时，我就头一次冒险外出。我没带临时撑拐，缓缓沿着狭窄街道和滨水区行走，以一种奇怪的跛行姿态拖着我的伤脚，虽然愈来愈疲倦，但还是逼着那只脚继续走动。
这一趟走得很慢，极度痛苦，但两个小时之后，我终于回到医生家，垮坐在客厅里。医生已经睡了，我恢复过来后，就趁机搜寻他爆满的书架。在靠后头的位置，我找到一本布满灰尘的《圣经》，是他父亲送给他的医学院毕业礼物。
我查了《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六节。那本是英语世界最普遍的詹姆士王钦定本，即使你不是教徒，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些文字非常优美。我坐在那里许久，想着“战斗小子”和瑞秋，尽管我没有祈祷，但我很感谢在整桩可怕的任务中，至少最后出现了一个好结果。
次日夜晚，尽管疼痛又疲劳，我还是又出门辛苦走了一趟。接下来一夜也是，以及更接下来那一夜。我从来没碰到过其他人，从来不跟人说话——我只是黑暗中的一个影子，但这个影子愈来愈强壮了。
一个月后，我冒险愈走愈远，觉得有把握让我的脚进行一场严厉的测试——沿着一条沿海小径走十英里，到一个少有人去的渔村，医生说那里是整段海岸最漂亮的地方之一。
“务必去看那个修船工坊，”他说，“他们还在用那些旧船，那是最后一个还在修木船的地方了。”
我在一个寒冷刺骨的早晨出发，走过土耳其南方空旷的丘陵，唯一陪伴我的只有松树的气味和骚动不安的大海，让我惊讶的是，我走得相当轻松。虽然还是一跛一跛的，而且不时要休息一下，不过再也没有那种剧烈的、令人软弱的疼痛，于是我知道，我住在医生家的日子即将告终了。
那条沿海小径的末端绕进渔村内，这里还没有受到观光业的影响，村民们住在一栋栋货真价实的乡村小屋和船屋里，数百年来的生活少有改变。
在一间冷清的小餐馆里吃过了一顿新鲜的海鲜午餐后，我走向这个小海湾一端的造船工坊，发现医生说得没错——看到那些旧火炉烧得发出红光，烟雾飘散在空中，工匠们把一段段木板烤弯成形，修理着那些矮而宽的渔船，为下一个捕鱼季做准备，感觉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没有人注意我，我走过那一堆堆等待干燥的木板，想着这个世界失去了多少伟大的技术，多少宝贵的事物消失而没人留意。那些拿着凿子和手锯的老人一度是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士，结果现在取代他们高薪位置的是谁？财务工程师和外汇交易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