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春桃绚烂，繁花满树的景象，这是《诗经？周南》中对美好生命的礼赞。无从考证是什么时候，有人借谐音把它恶搞成了“逃之夭夭”，把它变成了失败后狼狈逃窜的描述，而这种恶搞的用法已经如此为人们所接受，以致它的出处、它的原义反而被人淡忘了。
到黑龙江兵团去，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同去的伙伴，许多是在“十六岁的花季”，五湖四海的花儿们，毫不怀疑那个高纬度的地方同样有红太阳的照耀，毫不怀疑那里是适宜他们生长的地方，甚至相信“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花季的生命就那样带着花季的理想去了。
我去的是二师十一团工程连。这个连好像也叫基建连，是武装连队。盖房子是连队的主业，我们盖自己的宿舍，盖团部的礼堂、商场，后来又盖团机关宿舍。我做挑砖、挑灰的小工，开始挑不动，身子不得不驮下去，几乎是用后背在挑；到稍能适应了，负荷也随之增加，超出自重两倍的担子，一挑就是一整天。如果是正点收工的话，晚饭后有时会安排“余兴”节目，比如扛房架子，那是用在大开间房顶的巨大的支架，在连里的木工房做成后，再扛到二里路外的团部工地，没人知道它有多重，反正是此生难忘它的重压。日常劳作以外，还有军训，夜间轮流站岗，蹲守或巡查放信号弹的特务（真有特务吗？这至今是留在心里的谜），这不用说是很辛苦的，但同时还是武装战士才能享有的荣耀呢。花儿们是娇嫩的，当地的蚊虫早在他们初到之时，就兑现了让他们体无完肤的“杀威棒”；花儿们又是顽强的，他们说蚊虫只是吸去了自己身上的“废血”，此来就是要“脱胎换骨”的。
仅就个人在兵团两年多的经历说，盖房子以外也曾做过脱坯、烧砖、挖沙子、打石头、烧石灰窑这些事，农忙时支援过割麦、割豆，冬季修过水利，还为战备挖过战壕。也经历过一些临时性、突发性的事，快乐的如派到佳木斯去装船，尽管累得在码头上昏睡过去；无谓的如派到萝北县城去献血，那不是为了救助生命，是县医院要创造断肢再植的奇迹，结果可想而知；恐怖的如去草甸子救火，车还没有开到火场，外露的皮肤已经灼热难当；难忘的如进山采石期间，一位知青在事故中受伤，送往医院的路上，就死在我的怀里。
工作、生活的艰苦不是不可以克服的，亲情和乡情的思念也不是不能压抑的，难以忍受的是不公，也就是古人以“不患寡而患不均”所揭示的道理吧。领导层在口头上有多少正面的指引，行动上就有多少反面的示范，所有告诉我们要去做的事，都是他们自己所不做的。一些占居在各级“村官”位置上的家伙，煞有介事地把自己扮成了首长，本来住着宽敞的房子，还要重建铺设地板的新房，还要派花儿们远涉冰天雪地砍伐柴草供他们越冬。难以忍受的还有风气败坏，“村官”们利用权位去引诱花儿成奸的事绝非个案，不只是引诱个别本身不知自爱者，更可恨的是欺负那些冰清玉洁的女孩儿。
记得当时不安于终日挑砖挑灰，和另几位知青张罗过一个读书会，起名叫“争流”。事实上环境太艰苦，真的没有机会搞什么实质性的活动。然而“连首长”很快就此察觉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在连队大门口的板报上刊出了专题，咄咄逼人地问：“争流小组要与谁争流？”有了两年多的兵团经历，我得出了兵团不适宜花儿生长的结论，我也不再是“花儿”了。但是没关系，太阳总还是悬在天上，哪怕它高远得照不到我们，也不妨学学地衣适应环境的本领。然而再也想不到的是，忽然就发生了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的事。这让我对太阳的信仰瞬间坍塌，难以辩明其中感性与理性的认识孰多孰少，反正信仰的坍塌覆盖了一切，此前支撑我坚守的力量已荡然无存，我决定逃之夭夭。
从连队到团部约一公里，团部每天有去萝北县的客车，萝北再换客车到鹤岗，就能乘上火车了，全程要费去大半天的时间。那天早晨我去了团部，太早上车恐有意外，是掐着时间上去的，心中盘算好上去也就要开车了。可是到点后车没有开，不得不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在煎熬中等，但是车就是不开。终于意识到不对了，四下观察时，看见团参谋长张万从车后走来，在他那黑塔般的身子后面，藏着指导员潘波。
我以为要挨打了，同时在想要不要自卫，悄悄摸摸藏在贴身短裤内的边境通行证，盘算着各种对策。对张万我有耳闻，他是老粗，作风粗暴，因为在朝鲜立过战功，平夙有些横行无忌，据说团长也让他几分。张万并没有发威，他只问我去哪儿，这当然是明知故问，意外的是他完全没有放大音量，那种与传言大相径庭的温和几乎融化了我。他要我回连里去想一想，要守纪律，不要再跑了。但是回连的第二天，连里就开会了，我面对大家站着，我不肯作任何检查，武装营的营长也在，我对他没有特别的反感，只是朝着包子脸肿眼泡的潘波大声说，“看你那卑鄙的样子！”这会上有没有人发言声讨我，真是不记得了，我不是加利略，但是我认为我是在与愚昧对峙，身上有足够的勇气。
也不记得会上是不是宣布过给我处分，就那么回宿舍了。我是逃兵，不用再问为什么，逃兵就是逃犯，当然没有好果子吃。有人在一旁分析谁泄漏了我逃跑的计划，我完全听不进去，那实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七嘴八舌中捕获了一个信息，汽车队当天有运粮车去鹤岗。哈哈！曹操在赤壁之败后是不是这样笑的？此刻应该最安全吧？不走更待何时？
这是批判会的当天，一路仍是风声鹤唳。二进宫就再没有机会了！神经高度紧张，公路上每有吉普超越拉粮车的时候，心里就有一阵狂跳。终于过了萝北，终于到了鹤岗，天色也黑了下来。我不敢逗留，也不敢乘客车，荒不择路地扒上了一趟拉煤车。北国的11月已入寒冬，我没穿棉大衣，也没有帽子，就那样坐在煤堆上，也不知道冷。货车在一个不知名的站上停下以后，我摸上了守车，那个押车员四十来岁，给了我一些东西吃，告诉我这车是去伊春的，那不是我回家的路。车到伊春，他教我换乘去沈阳的客车，告别了这位好心人换了车，仍是未敢松懈，——虽然也想不出能做些什么。出了沈阳站还是在左顾右盼，心想这里仍未完全脱出兵团的势力范围，如果在这时出了问题更不划算，于是最终选择了改道大连再从水路曲折回京。
事过三十七年，在互联网上闯入了旭光五十二团的网站，连续看到说起“逃兵”话题的帖子，于是想把自己的这段事也记下来。当年逃离兵团的人，有为了要去正规军当兵的，有为了要回家探亲的，我呢？只是不想继续在那儿混了，逃出那里是为了什么，要去做什么，都相当茫然。事后我听说，我班上的副班长也做了逃兵，竟是逃过江去了老毛子那里，这事很刺激我，他怎么能这样给逃兵抹黑呢，这完全越过了我心中的底线。我做了逃兵，选择了边缘化的道路，并不意味着背叛了马革裹尸的初衷，更不等同于投身敌对阵营，这心迹未来还有机会表明么？
在五十二团的网站上，还得知了我的小学校友朱薇薇的消息。她与我同龄，就在我逃回北京的那年夏季，她病死在了那里。我真想知道她生前对兵团生活的看法，真想知道她濒死时的想法，如果可能，更想知道她的灵魂在今天的思索。我在那个带给我她的讣闻的帖子后面写道：“记得这个名字，她也是六一班的吗？坐在教室前排的小个子？……那么年轻就……她去世的那年我也在黑龙江，秋天出了林彪的事，信仰全部坍塌。入冬后选择了逃离，与其说是逃离兵团，莫如说是逃离愚昧的吃人的政治。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逃到北京又能如何？后来进入过多家单位，又逃离了那些单位，逃离中国，逃离USA，最终选择逃回家里，还能逃到哪里呢？也许逃到朱薇薇所在的地方，就不用再逃了……”
2008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