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党校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那次是被谢筱乃伯伯抓差，去党校南院湖畔的艾思奇家，帮助艾家的冬冬搬运两只沙发。冬冬比我年长，头大身量瘦小，一望可知有发育不良的毛病，之前我们下过一次围棋，之后就再没见过他。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自己成婚安家也住进了这个院子。那是经谢伯伯介绍，先将工作调入了党校，又在党校图书馆工作了四年以后的事。
谢伯伯与父亲是抗战期间在重庆相识的朋友，离奇而有趣的是，他家住在东城南河沿邻街的一个院子里，我家住在南河沿大街磁器库胡同的另一个院子里，这两个院子南北略微错开，东西仅隔一墙，但是多年里二人都不知道这么近就住着故人。70年代中期，谢伯伯不知是从什么渠道听说了父亲的住处，那天他登门造访的时候已经入夜了，这很可以看出他的心情和性情。后来他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常来常往甚至像初次一样没时没晌的。那时临近“文革”尾声，政治环境似有回暖，众多蛰伏多时的老干部开始相互串联，从小道消息中探听复出机会，谢伯伯也是如此，走访老朋友老同事是他重要的生活内容，他还为很多熟人帮忙做事，包括为他们的子女介绍工作和介绍婚姻。
那时我在北京市邮局分拣处上班，那是手工分拣的时代，工作强度大并且要上很长的夜班，与个人兴趣更是相去甚远，所以妈妈托了谢伯伯设法为我调动一下。据闻中国社会“走后门”的现象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但据我个人的认知，它是在那一时期也就是“文革”中后期才大行其道的。从邮局调到党校，要疏通调入的一方，还要疏通调出的一方，而调入调出要疏通的都不只是一个部门，极尽周折以后，这件事总算是办成了。
然而在这里呆下来，才意识到这里也不是自己喜欢的地方，原因是空气很不自由，这种不自由来自意识形态与等级制度两方面。当时的社会原本就没有摆脱“文革”气氛，政治学习是校内各部门每天必做的功课，校内大会也是无日无之甚至一日数次，内容多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形势报告。而繁琐森严的等级又为报告听众划定了不同的门坎，当时的党校设三部，学员中省军级归属一部，地师级归属二部，县团级归属三部；工作人员中，干部有行政分级以及党员非党员区别，工人在是否党员的区别外，另以参加工作年限划分不同待遇。每天的各种报告会，或是按学员划分等级，或是按工作人员划分等级，又或是学员等级与工作人员等级的不同组合，门坎降至工人的时候是极少的，而扩大到全体工人更是罕见得如同大赦。尽管听讲的内容未必是自己兴趣所在，但身处政治至上的年代，政治待遇非同小可，身为非党员的工人，现实生活天天都会提醒你身在另册，是边缘人。
图书馆有五六个工人编制，除一人外都在出纳组，制度规定他们包揽馆内的卫生工作，然而微妙的人事关系形成了微妙的潜规则，潜规则又将工人划分成无形的等级，这是党校给我上的一课，对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党的领导实现的”，都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党校图书馆当时藏书80万册，属中等规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馆长胡定，处事谨慎无棱角；馆长白力行是位和善的高个子的老太太，是行政10级的老干部。图书馆从下至上，采编、出纳、资料各占一层楼面，相连的一层阅览厅和六层的书库，也是由出纳组管理。
工作没什么意思，好处是轻松，而绝大的好处是自己的时间多，又坐拥书城。不无奇怪的是，那时并没有什么阅读的欲望。回想起来，在图书馆期间并没有明显地拓展读书面，只接触了新派武侠小说，那时海外的武侠作品还没有流入内地，这些小说是从馆藏香港《文汇报》连载栏目中读到的。当时对于新武侠的着迷，胜过了传统武侠；而在武侠作家中，喜欢梁羽生胜过喜欢金庸，原因可能是梁的风格较写实，金的风格倾向于浪漫，再具体说，就是不太接受金派武打那种超自然的沙飞石走的场面。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康帕内拉》是在那期间读到并喜欢上的一本书，还为它在图书馆的板报上写过推荐的小文，郁闷的是竟没有一名读者因我的文章来借阅。这本书后来特别请父亲委托商务印书馆的朋友买来收藏了一册，虽然再没有重读过，却感觉到一种占有后的踏实，这也算某种习性吧。
在这期间，我自修了日语，遇到问题积累起来，一两周去人民大学魏镛先生家里求解一次。后来有人为我介绍了北大的日本留学生西村俊范，仍然采用如前的方法，每周到勺园留学生公寓寻求解疑。西村回国前为我介绍了持井康孝，他们同是考古专业的，不同的是持井在日本已经有过教学的资历。持井后来再为我介绍了尾崎文昭，尾崎研究的是中国现代文学。校内理论教研室的周铁山先生，也在日语学习方面给过我帮助。为了激发学习兴趣，我在自修的同时也试译些小文寄到报刊，记得被采用的机率并不是很低。遗憾的是图书馆馆藏日文书极少，只有一次意外地检出一册1941年出版的《上海风语》（内山完造作），译出了其中与鲁迅相关的内容刊在了刊物上。
在党校的日子，处在边缘人位置上，也若即若离地冷观到若干名人。比如时任党校顾问的成仿吾，原先是读新文学史知道他的，看到有人陪他在院里他散步，再听到有人介绍，才知道这位矮小的老人在党内资历也很深，后来他去世时我已调离，听到悼词是称之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先后担任过副教育长和副校长的冯文彬，同样是小小的个子，也听到过一些传闻，议论他仕途的起落。高高胖胖的宋振庭来当教育长时，曾约来画家许麟庐，二人在图书馆前厅合作了一幅很大却不很高明的国画，装裱后挂在了一层大阅览室内。
各期学员中，名声最显赫的是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的职务虽不是最高，但身份特殊，因在1976年以前的重要国事活动中频繁出镜广为人知。王身材瘦小，容貌平凡，神情淡漠不惹人喜欢，她来馆次数很少，来时只借些政治学习用书。唐话声温和，文静有书卷气，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漂亮女人，然而看上去很舒服。她来馆很频繁，来时除了借学习用书还借些英文书，那时馆藏的英文书廖廖无几，几乎全被她借阅一过，以后便很少再来。另外还有两个名头响亮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赞为“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的舒同，另一个是小说家周而复。对舒同的印象已模糊，对周而复印象分明，他穿一件黑呢大衣，官员威仪多过文人气质。舒和周是书法家协会的正副主席，但是我看不懂他们的字，腹诽他们一个嫌肥一个嫌僵，现在想起来，如果把他们填写的借书单保存至今，也是有点意思的小物件了呢。
校园的主体是在北院，向南隔颐和园路对着万寿山后山，向西是青龙桥。南院是旧校区，西迎东宫门，北临大有庄，出小东门便是西苑。此外还有小北院和幼儿园两个院落。单身时期，我住在北院西北角的大白楼。室友周曜是图书馆采编组的，是个有故事的人物，他有一位双胞胎的哥哥，二人外貌并不是很相像但是志同道合，他们在工作之余，投入了大量精力从事永动机的研究。对自然科学知之甚少的我，也知道这是要颠覆宇宙法则的事，应该是没有成功机会的，不过我认为他们兄弟的生活态度都是认真和向上的，对他们没有丝毫轻视。晚上经常是周矅还在进行永无休止的演算，我已经睡了；早上经常是周矅还没起身，我已经跑步和洗冷水浴回来，又出去读外语了。我写或译的文字最初变成铅字见诸报刊，都是在这一时期。
结束单身生活后，住进了南院的89楼，尽管未几就调离党校，仍住在那里直到女儿出生上了小学。从那里走出来有27年了，回头想想，党校三四年的生活内容是如此简单，以至捕捉不到更多值得玩味的回忆。到礼堂看内参电影，算是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借了学员证去为父母买烟酒，算是经常性的消费活动，好像都是不太远的事。然而今是昨非，当年人们趋之若鹜的内参电影，早已少人问津；父亲故去，再买酒也只能祭洒在墓前了；妈妈做过肺癌的手术，再好的烟也不碰了；前妻已经离异，女儿已经成人，自己已经进入了乏味的退休生活，于是有了闲心写写早年的日子，也不计较它有多少意义。
2008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