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的意大利对古代典籍的搜寻更加狂热，波吉奥对古籍的追求成为生活中最大的乐事。事实上，波吉奥在拓宽意大利人古典知识和传播古典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雄辩术和修辞学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西塞罗两篇著名的演讲录《为穆雷拉辩护》（Pro Murena）和《为凯利奥辩护》（Pro Caelio）是波吉奥1415年在克卢尼搜寻到一部旧手稿以后寄往佛罗伦萨才为意大利人所认识。1415-1417年间发现的西塞罗10部演讲稿中，其中有好几部先前都不为人们所知。1416年，他在圣加伦修道院发现了从未排进学校课程的昆体良《演讲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完整的手稿。另外，还有A.佩迪安卢斯对西塞罗演讲稿所作的评论以及V.费拉库斯改编的《阿尔戈远航队》的前三卷和第四卷的一部分。1417年，波吉奥在富尔达、圣加伦等地的修道院又搜寻到一批手稿，其中包括S.伊塔利库斯的《布匿战记》、马尼利乌斯的《占星学》、卢克莱修的《物性论》、P.费斯图斯的《词义论》、阿庇修斯的《论烹调》和A.马尔切利卢斯的《战绩》，还有佩特罗尼乌斯的一部手稿也是被波吉奥发现，后来被一位威尼斯学者抄录。从富尔达带回的个别手稿已被本地人校勘过了。这一时期发现的卢克莱修论宇宙的诗歌，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充足的理由，有助于古代哲学思想和科学理念的恢复。有的古籍并非波吉奥最先寻到，但他却是最先翻阅并被他抄录出来的，如古罗马史学家帕拉第乌斯的作品，V.弗朗西斯科·巴巴洛拥有一部抄本后，就某些问题曾与他通信讨论，还没有迹象表明当时的意大利有人读过，流传的是波吉奥抄录的节本。波吉奥经常与巴巴洛、尼科利等人交流搜寻古籍的信息，及时补充和掌握新发现的古代典籍，波吉奥由此有着非常广泛的古典知识阅历，备受时人关注的西塞罗五篇一组的对话录在1456年被皮诺领导的誊录员抄写之前差不多半个世纪，已被波吉奥详细地提及过了。在1418年美第奇图书馆清单目录之前，差不多有一半的手稿被波吉奥提到。“几乎所有的拉丁原著在15世纪生活的复兴中看到的那些传统，都被波吉奥用某种方式接触过了。"M.戴维斯称他“给潜藏于中世纪的许多古代典籍带来了光明”。实际上，波吉奥更大的贡献在于对这些书稿的保存和传播。他自己认真、精细地抄录了大量的古代稿本，西塞罗与阿提库斯的通信手稿的抄本1415-1429年被波吉奥作过一些抄录，并被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如法国的尼古拉斯、蒙特尤尔等人发现和利用。《劳苏历史》的著名作者帕拉第乌斯的作品意大利人知之甚少，当时，波吉奥的节录抄本已在流传。更为完整的西塞罗演讲录也是1416年由波吉奥抄录的。据M.D.里夫统计，现存的波吉奥的抄本，大约有50部转抄本。波吉奥崇尚古代稿本的抄录风格，按古代职业誊录员的要求进行规范，并培训了一批职业誊录员。M.戴维斯认为，“他引导了古代职业誊写员训练之风的兴起”。在他的组织、倡导下，以加洛林式小写字体为基础，经过修饰、改进，创制出一种圆润工整的字体，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稿本抄录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流露出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和个人气质。
波吉奥通过抄录古代稿本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之外，也大量地研读和引用古典文献，从中吸收古代人的智慧、知识、理论、方法和观念，不仅对柏拉图等学术大家在佛罗伦萨乃至意大利的恢复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一些不起眼的作者也作了认真的研究。譬如，波吉奥1429年在蒙特卡西诺发现了罗马军事家和作家弗朗蒂努斯的论文后，研读之余作了大量的引证。一些早已遗忘的古代观念，通过波吉奥被人们重新认识。昆体良在他的《演讲术原理》中提到了适当的手工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这为同时代的人所忽视，也是中世纪所不知的，但被波吉奥在15世纪早期发掘了出来，这一古代的教育理念，引起了人文主义教育家和作者们的广泛关注和共鸣。波吉奥在语言学方面的贡献与他从政经历分不开，他崇尚古典拉丁语，用拉丁语处理国际事务。譬如交换证书和大使的演说传递，是推进文艺复兴拉丁语改革的重要方面。通过对古典拉丁语的改良，人文主义的拉丁语，在14世纪和15世纪初意大利教会、政府官员的上层出现。波吉奥的拉丁语优美而流畅，与布鲁尼齐名，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之一。做过佛罗伦萨行政官和教皇秘书的这两人，开创了拉丁语外交的新风格；后来的人文主义者E.S.皮科洛米尼以及教皇庇护二世将其发扬光大。实际上，通俗口语化的拉丁语风格的利用，提高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阅读效率和工作效率，波吉奥也因之成为那个时代最广泛阅读的一位作者。
二、历史写作的特点
波吉奥是一位文史兼长的学者，他的主要的兴趣是在文学领域，他涉足史学，是因为读过布鲁尼史著之后，对他产生的崇敬之情，认为他与布鲁尼个人经历相似，同做过多年的教廷秘书和政府行政官员，感到有责任仿效他的前任者，修纂一部史书。况且，布鲁尼的史著引发了他强烈的共鸣，得到其高度的认同。梅休斯称“他是唯一一个认识布鲁尼伟大历史著作的葬礼颂辞人”。另外，也可以在历史中去寻找真理，化解凝结，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寻找充足的科学依据。特别是由于学术上的意见分歧，他与瓦拉、瓜里诺等人长期不和，也希望在历史的编纂活动中获得驳斥对方，证明自己的历史依据。科克伦说“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为所有那些缺乏可靠性的知识提供证据”。
波吉奥对古籍的研读认真细致，他引证历史，从古代的典籍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寻求衡量现实社会的标尺，检点言行，审视和佐证自己的政治观点，提出改革倡导，借鉴于当代，垂训于后世。在中世纪期间，人们很少读到塔西佗的作品，他的作品几乎都保存在本笃会的一些修道院里，波吉奥非常偏好塔西佗，不像布鲁尼在《佛罗伦萨礼赞》中对塔西佗的著作只作只言片语的引用，他则是从塔西佗的著作中提炼出了古代的共和思想，并对国家政治体制作了明确选择，认为共和体制的西庇阿比君主体制的恺撒更具优越性，这样，在共和体制的佛罗伦萨反对维斯孔蒂专制统治下的米兰斗争的特殊背景下，塔西佗的引用赋予了意大利政治局面特别的意义。只是由于共和体制自身的衰落和人们共和制观念的弱化，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体制才没有按波吉奥期许的方向发展。
对历史的理解波吉奥可谓与布鲁尼相同，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描述，是从糟粕中提取精华，是容易通晓的，历史写作是为了提供可以仿效的道德行为的范例。或许因为某些历史观念的趋同性，波吉奥在历史写作的体例和结构上力图模仿布鲁尼。卡波迪蒙特认为他仿效布鲁尼以达到为新近的几位教皇作历史传记的程度。他与布鲁尼同样选择了对佛罗伦萨历史的写作，甚至书名亦完全相同，定名《佛罗伦萨人民史》，他是带着古典主义意识和对布鲁尼的崇敬写作这部历史著作的，几乎是逐页地模仿了布鲁尼最初的三本书；当然，在一些历史观念和内容论述方面，甚至观察视角上是有所创新的。波吉奥的《佛罗伦萨人民史》共8卷，以政治事件为主线，主要展示了14世纪末叶以来佛罗伦萨内忧外患的历史。特别与米兰公爵的战争，描述和刻画得尤其细微，长期的战争，消耗国力之后，又面临国内党派的纷争和内战，加之梳毛工人起义，动摇了独立的城市国家地位。波吉奥指出内战冲突导致的灾难比对外战争更具破坏性，甚至会给共和国带来灭顶之灾。他用人文主义的眼光审视其人其事，能够前所未有地观察早期人文主义者日常生活，这是难能可贵的。只可惜这部书未能最终完成，存世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在纂史风格上，波吉奥与布鲁尼存在一定的差异。波吉奥评人论事用词考究，务求工确，重形式而轻内容，追求行文风格而旁骛本质，追求语言效果的感受，而不是事实真相，对国外历史事件的关心甚于佛罗伦萨内部事务。对佛罗伦萨历史事件本身不太感兴趣，因而缺乏对历史过程理解的感染力和生动性，一些戏剧性情节又过于用工，融会了文学的渲染，有时甚至失之于严肃。史著中借用了文学的拟人手法，有些语言很生动形象，譬如对毁于一旦的宏伟的古代罗马建筑的描述：古代遗址，残垣断壁，像分解开来的巨人肢体。但更多是以刻板的文辞修饰历史，他对事件平直的叙述掩盖了布鲁尼所有激动人心的高潮。难怪有人将他视为北部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一位非主流学者，或历史学的边缘化人物。有人将他划为修辞学派史家也是有道理的。
波吉奥仰仗古典稿本的广泛阅历，故在传统史料的利用上得心应手，他不偏废古代罗马历史学家的著作，既崇尚李维，又珍视不同于李维历史的塔西佗，塔西佗的著作及资料被他广泛地引用。古罗马传统历史学遗产得以有效继承，他将文物、古迹视为特殊的史料，并将其作为一部史书来阅读和理解，善于利用罗马古迹或历史遗物提供的材料来反证历史。波吉奥对史料的新认识，打开了历史学家对新史料选择和利用的思维空间，这方面他比布鲁尼进了一大步。事实上，在注重铭文史料的罗马写作类型的复兴中，他起了重要作用。庇斯托勒西认为他是恢复了古代历史编纂学特性的作者之一。
波吉奥对希腊史料始终抱有成见，他抨击瓜里诺用拉丁史料与希腊史料相结合审视历史的新方式，指责他用希腊历史学家的证据去论述罗马历史。这种成见有碍于他对希腊文的学习和掌握。他翻译过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和卢西恩的一些对话录，但囿于语言的缺陷，很难对希腊原著正确理解和吸收。对希腊史料的排斥使他受限于对历史客观全面地观察和认识，也妨碍他史著的深化和真实可靠地记载历史。
尽管如此，波吉奥并不完善的历史著作对后世的影响仍不可小视，马基雅维利和圭查尔迪尼都曾不止一遍地读过波吉奥的史书，且颇受教益。他的某些历史观念对启蒙运动时期史学的集大成者吉本都产生了影响。
第四节 比昂多在史料学和方法上的创新
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1392-1463）是与波吉奥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史家，他以古史为鉴，注重实证，长于对史料的甄别、辨伪和考据，并且拓宽了史料的应用范围，以多学科、多视角的方式研究历史，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径。
一、历史资料的多元化和实证取向
比昂多在认真阅读布鲁尼的历史著作之后，受到很多启示，也意识到历史编纂的重要性，他立志沿着布鲁尼开辟的史学之路走下去，比昂多崇拜布鲁尼，在历史的写作中曾有意识地仿效布鲁尼，这为他后来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的一代名师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与布鲁尼和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比昂多亦是到古罗马历史学家和古典作家那里寻求历史学写作的支持，他详细研读了古罗马时期的历史著作，寻找他需要的历史写作的参照物。他仿效古罗马最后一位历史学家奥罗修斯按事件叙述的编排方式撰写历史，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奥罗修斯非常看重公元410年西哥特人的首领阿拉里克攻陷罗马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为此作过阐释。比昂多的《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历史》（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就是以公元410年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揭开罗马帝国衰落的序幕。他的另一部被誉为当时古代罗马研究的典范之作——《胜利的罗马》（Roma triumphans）则是被瓦罗《古代的风俗》（Antiquitates）激励，并成为他写作该书的参照物，他是遵循着罗马古迹最博学的古代调查研究者瓦罗的足迹往前走的。比昂多《意大利图志》（Italiaillustrata）一书则是从罗马帝国后期一位著名的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的史著中取用了一些现存的资料。他读过西塞罗的作品，与布鲁尼相同崇尚西塞罗的文风，虽然不像布鲁尼那样工于文辞，但可以说西塞罗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文章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