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以来乃至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命运观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万事皆由命运和上帝主宰，人类对注定的命运既不能改变，也不能补救，因之，对世事不必过于执著，应顺其自然。马基雅维里并不完全同意这种命运观，认为命运并非天命，更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和命运的可把控性。他把命运喻为突如其来的洪水，暴虐之下，摧毁一切，但只要在天气晴好时修堤筑坝，洪水到来时疏洪导流，不是不能避免的。“既然洪水本性如此，那我们不能毫无作为”。由此，他用经典的语言概括了他对命运的理解：“命运只是我们行为的半个主宰，剩下的一半或者将近一半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当行踪诡秘的命运走向不明时，要善于把握自己能支配的那一半命运，积极地去争取命运的青睐。马氏认为命运的天平总是倾斜于主动对命运进行选择的人。除了对命运主动地选择，还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把握命运的方式要随命运的变化而变化，不能悖逆时运。“君主如果使自己的行为顺应时代精神，他就会治国顺利，反之，如果他的行为与时代精神不相符合，那么他就走向失败。”他认为，“命运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而人的方式也总在不断调整，当两者协调一致时，他就成功；当两者不一致时，他就失败。”人只要具备上佳的素质、良好的秉性、稳定的心态、理性的行为，自己的命运是有可能把握的。他希望人们在历史中去体会如何把握命运，认为过去并不是未来的模型，过去的教训有助于公民创造他们所想要的未来，有助于他们克服盲目运作的命运。
四、历史局限性和影响
马基雅维里的“历史解读政治”开创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新范式，但是，专注于发掘历史例证来说明政治规律，又有可能悖逆历史学家应具备的求真求实、客观叙事、公正修史的态度。科克伦认为马基雅维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缺陷，是对历史研究的先入为主。先入为主的历史写作方式最大的弊端，在于按设定的目的，选择史料来“框写”历史。由于马氏关注的重心不在历史叙述本身，这就难以避免历史论述的种种歧误。
马基雅维里史著中的错误和悖谬至少还有两种情况：其一，疏于对史料的考据，出现史实不符的失误以及对历史细节的叙述不经意导致的差错。譬如，他颠倒了皮奇尼诺（Piccinino）战争和弗兰切斯科·斯福查（Francesco Sforza）战争的顺序；称教皇保罗一世为“特奥多洛”（Teodoro），而且使保罗一世，而不是阿德里安一世，承担召见查理曼的责任；将格雷戈里七世和亚历山大二世两人搞混，并将发生在1077年的卡诺萨事件（Canossa）写成是发生在1080年等等。其二，歪曲甚至有意篡改历史。他让萨尔韦斯特罗·德·美第奇的口中说出了西塞罗的名言，将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冠以“皇帝”的称号，并且给雅典公爵配备了一个“委员会”。此外，他根据人文主义标准改变了事物的本来面貌，将一种资源说成一种模式——这就是为什么第一卷读起来更像是一部编年史而非历史著作。正如马基雅维里的一位有良知的门徒西皮恩·安米拉托（Scipione Ammirato）指出：“他改变姓名，歪曲事实，混淆原因，增、添、删、减，无所不用，不做任何检查，无法律束制，更为甚者，他不时有目的而为之。”
在《佛罗伦萨史》中，马氏杜撰了大量演讲词，如正义旗手的讲话、难民的控诉、被流放者离别感言、米兰人对暴政的斥责、卢卡长者的战前动员、洛伦佐·美第奇的演讲等，有的占用了所在章节的几乎一半。虚拟的演讲词实际上成了马氏设计的历史舞台的人物角色，按他的意愿来随意安排和支配。所以有人认为，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虽然贯彻了“历史以事例来教育”的人文主义原则，但都只有马氏自己举证的“事例”去证明事情的存在和政治法则。更深层的，马基雅维里所叙述的事件，被程式化以证明这些法则。于是，他历史中的主角就缺乏了真实自我的个体。历史的写作难免会失之于真实。马氏漠视事实的准确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被框写出来的。P.阿维斯认为，马氏对历史情节的随意态度归于三个因素：其一，人文主义者通常从美学因素考虑要多于从科学的角度；其二，马氏敏锐地意识到探寻历史事实准确性的难度和对过去的难以评价性；其三，马氏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讲是“推理”而非“归纳”，其终极目标不为求实，而在于教导。他着眼于现在，而不是过去。历史分析只是他作出结论的工具，他的历史解释充满了时代意识。卡博德对马氏的历史如是评论道：“历史事实不是湮没在直接的历史场景中，而是变成了一股创造的力量。”但是，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历史本身是不能再创造的。科克伦主张对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重新评价，不应将其视为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编纂学发展中的新跨越。
H.巴特菲尔德称马基雅维里为“空谈理论家”，并谓之“梦想者”。总之，马氏使我们想到了19世纪世界变革的理论家，他们在放逐的孤苦中梦想着权力，编织着在某一天会实现的世界新秩序的蓝图，而不顾人类所承受的代价。
马基雅维里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性情耿介，毫无遮掩，秉笔直书肺腑之言，著作中率真直爽的议论和观点使他背负了一世不顾道义的恶名。16-17世纪，即使认同他的学人也不肯公开承认是马氏的信徒，学术界甚至还出现过反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派，对他进行系统地批判。实际上，马氏强调的政治不是没有道德，而是政治具有它相应的道德。
尽管如此，马基雅维里对历史学的影响和贡献还是多方面的。
其一，历史研究成为当代改革的镜鉴。按照现代甚或是晚期文艺复兴的历史学标准，马基雅维里不是一个地道的历史学家。费代里科·卡博德认为，恰恰是因为他历史学的不地道，才写出了那些能够给西方思想如此巨大影响力的传世名作。他疏于历史考据和客观叙事，却长于对历史哲理性理解和精辟的分析，他把历史学研究引入了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关注和认知，对自古代以来的历史学功能作了全新的价值判断。斯金纳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在使历史研究作为当代改革的镜鉴和排除谬误的工具上，马基雅维里成为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启蒙运动时期历史学家的先驱。
其二，历史研究的相对性和多元性。西方思想的一个最遥远的假说，就是世界存在某种单一的绝对法则，这一法则决定日月星辰运转，左右所有生物行为。根据这个绝对法则，理解自然的神奇只有一把钥匙，世界只有一个真相，人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这一绝对法则承袭自古代，中世纪被系统化，文艺复兴被转换成了思想的经典模式，直到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时代才被彻底破除和抛弃。马氏的社会经验与历史事例相结合解读历史的方式，不仅开辟了一条历史学的现实主义道路，而且对历史的相对性和多元性作出了合乎情理的阐释。人的凶吉祸福、国家的兴衰存亡除命运的因素外，也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德行和其他社会条件，有其太多的不确定性，历史并非按一个模式发展，是随着时空坐标的移动而变化，历史内容在历史的重演和循环中不断更新。马基雅维里历史的相对论撼动了绝对主义这块坚冰，即便不认可马氏历史相对主义论者，他思想的巨大魔力无疑给其后来者搁置了难题。
其三，开启了近代民族国家历史的新篇章。马基雅维里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民族国家观念，揭开了近代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的序幕。写作第一部《意大利史》的圭恰尔迪尼，成为受这一观念影响的历史学的践行者。政治和民族历史开始成为近代史学的基本内核，这是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到民族国家历史的飞跃，从此，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历史的新纪元。诚如巴利斯所言：“在意大利，从严密的人文主义历史编纂学到近代政治和民族历史写作的转型，被两位著名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和圭恰尔迪尼的著作作了很好的诠释。“19世纪，民族统一和民族运动如火如荼，政治上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被当作追求的最高目标，而马基雅维里则被推崇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先知。
马基雅维里是历史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深知自己在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他留给历史学的是超越历史层面的思考，是思想观念的突破和创新，阿维斯把他的《佛罗伦萨史》看成是“历史思想中的一座里程碑”。
第六节 圭恰尔迪尼的实证历史
弗朗西斯科·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是一位热衷于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他主张当代人写当代史，善于利用档案文献、家族书信、口述材料等真实可靠的资料书写真实可靠的信史，彰显了史学的实证倾向，成为历史编纂学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史学思想、写作方式、修史规则、语言文风等对后世多有影响。
一、历史著作的写作
圭恰尔迪尼主要的历史著作有三部，两部《佛罗伦萨史》和一部《意大利史》。第一部《佛罗伦萨史》是年轻的圭恰尔迪尼没有政治经历时所作，记述的是佛罗伦萨从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到1509年与比萨的战争。这是一部依靠了他的家族档案写成的史著，他纠正了同时代史家的一些错漏，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有人认为，这部《佛罗伦萨史》重新达到了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安著作的高度；E.B.弗莱德则说，这部史著已使这位年轻人初显历史学名家的风范。
第二部《佛罗伦萨史》写于1527-1531年，是一部没有完成的史著。全书共分四章，后两章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该书以内部党争、外部战争和政治事件为主题，预示了圭恰尔迪尼在史学内容、撰史方法和史学思想的重大转变，他开始高度关注政治生活的演变、政治事件的进展和军事冲突的细节，政治学派史家的风格初步形成。
当圭恰尔迪尼在马氏的意大利民族国家观的影响下沿着马氏“大历史”的思路索性撰写一部意大利史时，他遇到了当年马氏遇到的同样问题，不得不置意大利于欧洲的背景下，涉及更加广阔的欧洲政治事务，来纵观意大利过去的足迹。格伦德勒这样叙述圭恰尔迪尼历史写作的选择：“这时的圭恰尔迪尼意识到了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城市国家，不足以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当时的意大利政治形势迫使他放弃了狭隘历史的撰写，开始关注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政治，并且有了写世界历史的意识。”瓜里诺称圭恰尔迪尼已有了世界主义思想，“他的视野是如此广阔，以至于将意大利放在整个欧洲的背景下去观察，几近国际关系的观念。对于他来说，一个城市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在意大利的背景下观察佛罗伦萨，在整个欧洲的背景下解析意大利”。
《意大利史》（Storiad' Italia）是圭恰尔迪尼逝世前两年撰写的代表作，共20卷，涉及1494-1534年40余年的历史，起笔于查理七世对那不勒斯的征伐，落笔于1534年教皇保罗三世的践祚。除了论述了意大利内务，还涉及意大利与法国、德意志、西班牙、英国之间的关系，也提到瑞士、土耳其、宗教改革、与亚洲的香料贸易以及新世界的发现。或许正因为这种复杂的内容和结构，他才将他的这部力作称为“关于意大利事务的历史”。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并不是简单的内容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也包含着治史方式和史学观念的转变。
这部史著的写作正值圭氏政治人生受挫之时，加之写作的内容又是国家兵连祸接、危情多难的历史，故著作的基调是悲戚的，有时甚至是颓丧的，几乎看不到早年著作中流露出的乐观生活信念。由于经历了政坛上的起起落落，圭恰尔迪尼看待问题更趋于客观和成熟。史著以充实的资料、冷峻的思考、客观的叙事、准确的描述、不善褒扬的言辞而自成风格。
二、注重档案文献写“真实历史”
《意大利史》叙述的是1490-1534年之间的历史，其中的许多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圭恰尔迪尼都亲身经历过，特别是他长期位居要职，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事情知之甚详。即使未曾经历过的事件，也总是向那些当事人请教，当事人中有很多是他的长辈、同僚或朋友、故交，他们乐意为他提供文字或口述材料。
在文字资料方面，圭恰尔迪尼的史学视野是很开阔的，早在《佛罗伦萨史》写作时期，他就有了较深厚的资料积淀，读过李维、萨鲁斯特、修昔底德、波利比安等一批古典史家的著作，对中世纪编年史和日记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甚至包括在此之前并不为佛罗伦萨人所知的中世纪编年史家弗洛伊萨特的史著。对文艺复兴时期经典史家的著作，从肇端的乔万尼·维兰尼，到布鲁尼、波吉奥、比昂多、马基雅维里，他都认真阅读过。只是圭恰尔迪尼认为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对许多事件记载的真实性不太可靠，因此，《意大利史》并未过多地参考此书。他也善于从马利斯普利里、卡波尼、博宁塞尼的史学记叙及评论中获取信息，对非史学著作的有关事件记录也不遗漏，如阿尔比茨非历史学的相关资料都被他利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