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恰尔迪尼特别重视对档案资料的收集。圭氏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他的祖父和父亲曾是美第奇家族的支持者，遗留有丰富的文字材料，至今尚存的这些家族档案，成为他撰写史书的主要材料来源。直到今天，许多史家在研究美第奇政权的历史时仍参考了这些档案。他也尽可能地去寻求其他的家族档案，以供使用。另外，圭恰尔迪尼对佛罗伦萨的公共档案也同样重视，他翻阅过大量的公共档案。有一条材料说，1530年他作为教皇选派的代表返回佛罗伦萨时，曾把十人委员会的档案（包括对外谈判的记录）带回家作为资料保存，的确，他的著作中大量运用了这些资料。
圭恰尔迪尼史学观念的创新也体现在史料的选用上，他将原始的档案记录作为他史著的主要的资料来源，认为只有依据真实可信的史料才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当然，对档案资料的重视并非始自圭恰尔迪尼，在这之前，布鲁尼、马基雅维里等人在佛罗伦萨担任要职时都注意到了佛罗伦萨的公共档案，并且在修纂历史时也加以利用，所不同的是圭氏试图利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公正地、毫无偏见地来讲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复原历史，既不是“先入为主”，也不是“唯我所用”。诚如瓜里诺所言：“圭氏善于运用档案资料来客观地述说档案自己的历史过程，这些档案资料的大量使用，使圭恰尔迪尼成为近代第一个复原历史的历史学家，而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讲述过去。”
圭氏对史料的应用也很审慎，他将访谈记录和各类文献资料与档案材料逐一地比对、鉴别、核实，他更在乎所记录事件的真实性。
圭氏治史的严谨和客观也体现在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我们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物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一些完美的人物形象，如乔维奥《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中的克劳纳遗孀和法尔内塞主教、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中对科西莫的赞誉式描述等等。但在圭恰尔迪尼的著作中，特别是《意大利史》中，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完美者，就连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立奥十世和克来门特七世也遭到他毫不留情的批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成为他写作“真实历史”的普遍原则，在他的史著中我们看到了近代史学理性主义的端倪。同时，也可以看到近代批判史学的萌芽。
三、史著的古典主义特征
尽管在16世纪以前意大利人文主义史家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已有很多突破和创新，但在圭恰尔迪尼身上历史写作的古典主义倾向仍然十分明显。
圭氏在《意大利史》手稿的背面曾写过西塞罗的一段话，那是西塞罗《论演讲术》（De Oratore）中关于历史撰写规则的论述：历史学科的性质需要以时间排序，按地理方位来表述，因之，我们探究值得记录的重要事件、策划、过程及其结果，对于作者所遵从的范式，既要看他对说什么或做什么进行的表述，又要看他对结果的评估和对事件原因的分析，对于那些历史事件的行为主体，不仅要记录他们的行为，还要对其中的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性格特征等作一番分析。圭恰尔迪尼的历史写作是遵循这些基本原则的。
《意大利史》的体例结构完全以李维的《罗马史》为模板，以年代为序，以政治事件和军事冲突为主线，照顾到人物的作用和事件的相对完整性，来编排对应的时间和章节，描述人物的性格、特征甚至心理活动，分析事件的因果关系，展示历史的进程。
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讨，圭氏主要是受修昔底德和波利比安的影响。修昔底德认为，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人们的动机的分析与事实本身的叙述同样重要；波利比安则认为，“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教育意义；而当这种叙述再以事件发生的原因加以补充说明时，历史研究才能有益”。圭恰尔迪尼在《意大利史》中不仅秉承了这些古典历史编纂学的理念，注意分析人们的愿望和历史事件的动因，特别是把一些人为的事件看作是特定意图产生的结果；而且，他还着意去对历史活动的参与者进行心理和性格分析，揣摸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力求使历史事件给人一个完整、清晰的脉络。他不像保罗·乔维奥等叙事史家，只注重将事件的始末叙述清楚，而忽略事件的缘起和因果关系。难怪阿那多·莫米格利阿诺（Arnaldo Momigliano）曾说，“修昔底德之后的那些历史学家们‘侵蚀’了修氏的风格，直到马基雅维里和圭恰尔迪尼使古典的政治史学复兴，修昔底德才被重新发现。”
演讲词的大量运用是《意大利史》的一大特色，一方面出自圭氏对修昔底德、波利比安等古典史家的效法，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受到马基雅维里功利性的擅用演说词的影响。
在第二部《佛罗伦萨史》和《意大利史》中的演讲词都是作者精心策划安排的。这些演讲词或是强调影响政府作出决策的事件，或是传达社会各阶层的态度和意愿，或是展现人们是如何作出误判的。通过演讲，这位历史学家成功地为读者展示了价值取向，暗示了决策者在现实中如何理性地制定政策。在《意大利史》中，大量演说词的运用，创造性地揭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多面性特征。
圭恰尔迪尼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人文主义史家一样，并不关心这些演讲或辩论是否存在，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古人的“发明”，自然应该加以继承。
圭氏的后期史著越来越趋向于仿效古典的语言风格，他崇尚西塞罗的文风，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李维的影响。为了使《意大利史》典雅耐读，让读者充分享受古典语言大餐，使意大利俗语的表达符合古典拉丁语的韵味，他采纳了人文主义者乔万尼·柯西（Giovanni Corsi）的建议，字斟句酌地对行文措辞进行了精细的修改。这部作品与那部未经雕琢的《佛罗伦萨史》形成了大相径庭的语言风格和鲜明的比照。由于过分注重古典修辞规则和文风，连苛刻的西比恩·安米拉托（Scipine Arnmirato）也总是担心被那些华丽的辞藻所吸引而迷路。实际上，冗繁的文句，增加了阅读的艰涩，诚如微拉里所言：“他那些煞费苦心的措辞，他那些过分西塞罗化的表达方式，使读者头痛厌烦。”
四、民族意识和精英史观
圭恰尔迪尼的视野由佛罗伦萨拓展到了整个意大利，关注的问题已不再是狭隘的城市国家，意大利的每一处伤痛都牵动着作者敏感的神经。例如查理五世对罗马的劫掠，也成为圭氏的切肤之痛，他在《意大利史》中留下了一些沉重笔触，对战争中人们所受的疾苦表达了揪心的伤痛和深切的关怀，对发起战争的各国君主（包括罗马教皇）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意大利灾难的根源在于各国君主的野心和贪婪，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成为意大利新的不安定因素。在圭氏的一部《札记》的箴言集中，他声称将外国入侵者驱逐出意大利是他一生的迫切愿望。恰恰这种战争连绵的政治环境，促成了圭氏越来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尽管圭氏在著述中没有明确提出意大利需要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但近邻法国的统一和强大，已经给意大利作出了很好的表率，成为这位历史学家所企盼的意大利国家发展的比照物。E.科克伦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圭恰尔迪尼至少具备了一种撰写民族国家历史所必需的品质，那就是对意大利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它所遭受的战争罹难感到深深的憎恶。”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国家人文主义狭隘的邦国意识，已包容不了圭氏情系意大利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将意大利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史学思路，昭示了一个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端绪，因为正是这条史学思路，延伸出了近代意大利的民族国家观和相应的历史编纂学。
圭恰尔迪尼史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对历史人物心理活动和行为动机的分析。长期的政治外交经历，使圭氏养成了善于揣摸对方心理活动的习惯。
在历史的写作中，圭氏特别注意分析重要人物的心理状态，他把很多历史事件看作是这些人物愿望、动机、目的的结果。相信人的行为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历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心理问题。人性的弱点是私欲，人类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利益的驱使，教皇的贪婪、君主的野心、幕僚们策划建议的功利性，成为意大利多灾多难、饱受奴役的根源，需要将重要人物的心理活动与对应的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捋清相关事件的缘起和历史情节的链条。圭恰尔迪尼通过对重要人物的心理分析和性格分析来解释历史事件的写作思路得到一些史学评论者的称道，西德尼·亚历山大称圭恰尔迪尼为心理分析式的历史学家。
圭恰尔迪尼注重重要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分析，由此演绎出了许多的历史事件和故事，他认为正是他们的行为构成了历史，历史是由社会精英们创造的。社会精英并非指一个国家的个别统治者，他不主张君主制或家族专权、僭主政治，他认为国家的命运不能维系在君主的身上，因为一个人人性的弱点或性格的缺陷，往往会断送一个国家的前程。譬如科西莫执政后因年轻气盛，易于冲动，缺乏理性，没有继承其父善于平衡的灵活外交政策，最终未能维持其统治。他认为社会精英是指国家的一个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不是贵族阶层，他特别斥责传统的贵族共和制，认为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体制中，贵族制对佛罗伦萨最为有害，因为在这种体制下由于野心和党派纷争会甚于暴君所有的罪行，使城市分裂，连暴君统治下能做的好事都做不成。圭氏所指的社会精英是通过对历史的检索和反思来设定的，他指出：“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审视从古至今的历史进程，你就会发现：只有少数人才具备如此高尚的行为能力，他们天生有更多的智慧和判断力，当他们认为在暴政的体制下需要以无畏和值得赞扬的行为为自己的城市及其市民谋求利益而必须面对暴君权威的统治时，会为光荣和真正的荣誉献身，他们作业勤奋，又不惧危险。仔细阅读希腊、罗马历史和我们自己的编年史你就会发现，在任何规范的政治社会中，都显示出城市的责任压在他们肩上，他们在任何时代都只是少数，他们担负的伟大而光荣的使命是无可替代的。”
可见，圭氏笔下的社会精英，勤奋而富有才智，果敢无畏，秉承天赋，有为国家和民族献身的精神，国家权力机关就需要吸纳这样的人，他们并不需要有贵族的身份。但是，他又指出，贵族有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良好条件，社会精英更多是从像他那样有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这些社会精英尽管只是社会的少数，却心理素质稳定，有涵养和政治鉴别力，会训练有素、组织有方、管理有效的。他们领导人民和执权政府，能够使社会稳定、国家繁荣。
他不主张民主共和政体，认为人民大众是管理不好国家的。但是，他并不排斥民众对管理的参与，他设定了一个大委员会（Great Council）来寻求一种统治平衡，主张民众参政但不能主政。
实际上，圭氏从历史中检索出来的所谓精英主导的社会，是将历史上的贵族政治理想化了，当时的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意大利不具备产生这种精英社会的政治环境。而现实中他心仪的政体，则是威尼斯的贵族共和制。他认为那是国家政治体制理性成熟的象征。在《意大利史》中，他呼吁佛罗伦萨人将重大的事务交由那些最精明、最实干、最严谨的人去处理，他们比大众更矜持、成熟，在他们的治理下，社会只会更加安定。圭恰尔迪尼的历史观念是将人民大众排斥于历史创造者之外的。在他的书中，民众不是历史的主体，即使有所记载，也是以蔑视和贬斥的眼光来写的，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性。
五、评论与影响
圭恰尔迪尼虽然是在意大利的视野下修史，但他将佛罗伦萨作为基点或者轴心来俯览全局的一种潜意识始终存在，这就难免出现评人论事的偏颇。威尼斯人对《意大利史》的一些演讲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些演讲是夹杂着佛罗伦萨人对威尼斯人的敌视和偏见杜撰出来的，历史掺杂了虚假，缺乏可信性。保罗·帕鲁塔（Paul Paruta）声称，圭氏的威尼斯议员的那篇演讲“纯属虚构，无真实可言”。乔万·巴蒂斯塔（Giovan Battista）则认为圭氏对威尼斯人破坏意大利自由的谴责，完全是用外人和异端的眼光在损毁意大利人良好的声誉。
波洛尼亚人更是愤愤不平，认为圭恰尔迪尼总是站在佛罗伦萨的角度向他们投来不屑一顾的眼光，无论对本蒂沃廖家族专权的政府还是一般波洛尼亚人都抱以贬斥和批判的口吻。例如对乔万尼·本蒂沃廖（Giovanni Bentivoglio）个性和形象的刻画。庞培·维詹尼（Pompeo Viziani）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与其说圭恰尔迪尼是一个历史学家，还不如说是他自己城市的忠实信徒。“17世纪的城市史家安托尼奥·拉姆伯蒂（Antonio Iamberti）指出，圭氏的地方主义“损毁了我们城市的荣誉”。对圭恰尔迪尼众多的责难并不出乎意料，这是在城市国家的体制下写意大利史注定的悲剧。因为圭恰尔迪尼将意大利诸城市国家囊括于一统的叙述模式，对于认为历史应该给予他们所属城邦以荣耀的学者们是感情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