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不就是集中营吗？
1985年，我脱下穿了二十年的军装，结束了自己的军旅生涯，转业到中共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领导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征集石家庄抗战时期的党史资料，其中一项具体任务就是调查抗战时被俘的中共党员在石门南兵营建立秘密党支部的斗争活动。
石家庄市在抗战时期称石门市，这在当地人们都知道，但南兵营在哪儿？南兵营怎么会有战俘呢？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带着这个问题翻阅档案，走访调查。首先看到的资料是市政协文史资料登载的几篇回忆和本室档案中保存的几篇被俘党员的调查材料。在进一步调查中，才弄清石门南兵营的来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平绥线、津浦线、平汉线，分三路对华北展开进攻，沿平汉铁路南下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1937年10月10日，日军同中国军队在正定古城和滹沱河畔经过五天激战，占领石家庄。因为石家庄是交通要道和军事重镇，所以，日军进驻后，仅几个月时间，就在石家庄建立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和二十多处仓库、医院等军事设施。南兵营就是日军在石家庄南部强占农民的田地建起的临时兵营，用以驻扎日本兵，同时也关押外出作战抓捕的俘虏，后来日军调防，这里便改成了俘虏收容所。1941年8月，因为日本关东军和华北方面军签订协议，要把华北的战俘送往伪满充当特殊工人，日军将这里改名为石门劳工教习所。1944年，因为日本内阁决定把华北战俘训练后送往日本本土当劳工，日军又把这里改名为石门劳工训练所。从1938年到1945年，七年间，日军在这里关押了约五万抗日军民，约两万人被折磨致死被扔进了万人坑；约三万人被送往伪满洲国、伪蒙疆和日本本土当劳工。为了管理这些战俘，并强迫他们在当地从事繁重的劳役，日本不仅派出军队对战俘实行监狱式管理，还组成了庞大的战俘管理机构，对战俘进行疯狂的虐待和残杀。被俘的共产党员不甘心被奴役，在这里建立秘密党支部，开展斗争，组织暴动，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悲歌。
看到这些，我心里不禁自问：什么南兵营？这不就是战俘集中营吗！五万战俘可不是个小数字啊！我在石家庄当兵二十年，又是搞政治宣传工作的，每天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只听说二战时德国在奥斯威辛、索比堡等地建立过集中营，从来没听说过日军在中国也建有集中营，更没想到石家庄就有一个五万人的集中营。就连当地的老石家庄人，也只知道有个南兵营，而不知道那就是集中营。
那一年，日本国内政界人士又是参拜靖国神社，又是修改教科书，竭力否认侵华罪行。于是我觉得应该把集中营的问题搞清楚，集中营被俘共产党员的斗争事迹需要歌颂，日军残害战俘的罪行也应给予揭露。于是我想对石家庄集中营展开广泛调查，但是当时各地党史研究室才刚刚恢复，人员很少，地方党史资料的征集任务很大，集中营的战俘劳工调查不属于本职工作，也提不上议程。我们只能在走访地方党史人物的同时，顺便进行一些战俘劳工调查，或利用业余时间自己进行调查，没想到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因为是额外任务和业余调查，没有经费，没有时间，所以调查工作很艰难，也为自己和同事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一年夏天，我和同事党福民到东北去调查，为了在限定的时间内多访问一些人，我们二十多天走访了长春、吉林、牡丹江、哈尔滨、沈阳、抚顺、本溪、大连等十一个城市，走访了二十五个单位和历史见证人。常常是晚上乘车，白天走访。为了省钱，住的是招待所和小旅馆，吃的是大食堂和小地摊。常常是肚子饿了，就在路边饭馆吃碗冷面，党福民把胃都吃坏了，后来还患了胃穿孔。20世纪80年代，中国多数机关和档案馆还没有复印机，查到有用的资料，无法复印，只能靠手抄。我和同事屈左军在山西黎城和湖南怀化等地翻报纸，抄材料，常常趴在客房的床上阅读抄写，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天要抄五六千字，一抄就是好几天，其中艰辛，自不待言。我们就是靠这种笨办法慢慢地寻找着集中营的线索，积累着有关战俘劳工的资料。
后来听说“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清理阶级队伍”，石家庄公检法机关在1968年成立了一个“南兵营专案组”，组织了几十个人，对被关在南兵营的战俘劳工进行了好几年的调查，我们便通过有关部门找到这批档案。当管理人员打开两个文件柜，我们看到有上百万字的档案材料。粗翻目录，有数百人的回忆证明材料和数千人的通讯地址及调查线索，当时的心情别提有多激动，可以说是欣喜若狂，觉得搞清石家庄集中营的情况有希望了。
当我用一个月时间把这批资料看了一遍后，却有些失望，发现这批档案多数不能直接引用。因为这些调查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极左思想指引下进行的，目的不是调查日军在集中营的罪行以及战俘在集中营的斗争，而是要“清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有的战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八路军，就认为是“叛徒”；有的战俘在集中营被推举为队长、班长和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汉奸”；有的被送到日本当劳工，抗战胜利归国参加工作，又认为是被日本派回来的“特务”。当事人不承认，就说其态度不老实，对其进行隔离审查，住牛棚，关监狱，有的人差点被枪毙，有的人含冤死去。一些材料明显含有逼供信的成分，不仅搞不清问题，而且越搞越乱。不过它却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调查线索，使我们后来的调查减少了大海捞针的盲目性。
深入进行调查，我们终于对石家庄集中营的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要将这些历史事实整理出来，推向社会，推向国际，并不容易。1992年7月7日，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学术研讨会，我写了一篇揭露日军在石家庄集中营虐待战俘的论文，大会邀请我参加，并要求打印论文。当我拿着会议论文找新调来的领导审批打印时，单位领导却说这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会议可以去参加，但材料不能打印。无奈之下，我拿着手抄稿在会上做了介绍，第一次把石家庄集中营介绍给中国学术界。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两个日本代表，一位是田中宏教授，一位是林伯辉先生，他们都是“日本强掳中国人思考会”的成员，是专门研究战俘劳工问题的专家。他们对我的发言很感兴趣，当场就向我索要有关材料，可是我只有一份手抄件，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但答应把材料整理打印后再给他们，他们很遗憾，我也很遗憾。会上不少专家都鼓励我克服困难，把这件事做下去。从北京回来，我下定决心，节衣缩食也要改善自己的“办公条件”。当时的工薪阶层工资还很低，而电脑刚刚在中国上市，于是，我狠了狠心，拿出一万多元钱（相当于自己当时二十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286电脑和一台二十四针打印机，让我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帮助整理打印相关资料，使集中营资料的整理研究加快了速度，并在当地报纸上进行了宣传。
2 万人坑到底在哪里？
因为参加“卢沟桥会议”把石家庄集中营介绍给国内外学术界，引起日本学者和民间团体的关注，一位叫上羽修的日本自由撰稿人来信要到石家庄调查集中营，还指名要我接待，这可给我们党史工作出了个新课题。过去，党史部门都是在共产党内部搞调查研究，基本不对外，从来也没有外事活动，这次来个日本人，也不知道是左派，还是右翼，出了问题怎么办？能不能接待？怎么接待？成了问题。于是左请示，右汇报，请示了市外办，又请示市领导，终于被批准接待。日本客人按计划来访了，部门领导一块参加了接待，没出什么问题，客人也很满意。几个月后，自由撰稿人上羽修根据我们提供的资料和他在中国的调查，写成了一本名为《中国人强制连行的轨迹》的书，并公开出版。
当时，日本一些民间团体正帮助中国战俘劳工受害者向日本政府和企业进行民间索赔，此书的出版使他们知道了石家庄有个战俘劳工集中营，于是纷纷前来调查访问。这不仅促进了我们的调查，也引起省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日本一些大的民间团体来访，省市有关领导还出面进行接待，本单位对我们的调研也开始支持了。
日本学者的调研工作非常细致，也非常较真。一次他们问我：你们讲石家庄集中营被日军折磨死了两万战俘，都拉到万人坑里了，那万人坑在什么地方，我们能不能看一看？这一问还真把我问住了。我们虽然对万人坑进行过调查，但一直没有搞清楚具体位置；我们访问过不少战俘，也只是说见过拉尸队来拉尸体，拉到哪里不知道。
一次，我们在查资料时，看到一份1951年的《石家庄日报》，上面登载了一篇署名“风风”的文章《日寇杀人的魔窟——南兵营》，记者对南兵营和万人坑进行了实地考察，他讲南兵营的战俘都被拉到“休门义地”埋了，“休门义地在南兵营西南两里”的地方。
于是我们沿着集中营旧址向西南逐单位寻找，找到一个军用仓库。据仓库的老政委和老主任讲，解放初期，他们接收这个仓库时，库区有一片坟地，但埋葬的是日本军官，坟堆前还竖着小石条，是座“鬼子坟”；搞基建时只挖出很少的尸骨，看样子不像是埋葬战俘遗体的万人坑。于是我又在省会新闻界寻找那位叫“风风”的记者，终于在河北日报社找到老记者沙风。他说“风风”是两个人，他是其中一个，另一位记者已经去世，因时间太长，他也记不清具体地址了。我高兴而来，失望而归，但是并没有放弃。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右翼抓住我们国内一些统计不准的数字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如果我们说不出万人坑的具体位置，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日本右翼也会否定我们对石家庄集中营的调查。
我带着困惑回到家，又翻开“风风”的文章，仔细阅读，慢慢琢磨，紧紧盯着“南兵营西南约二里地”那句话。二和三容易错，但我们已经考察过，要有问题就应该在“西南”二字上。忽然，我想是不是记者把方向写错了，或是排版时把东南排成西南了。于是我们又沿集中营东南方的马路，逐单位寻问管理营房和基建的人员，问当地的老住户，调查这些单位过去搞基建时是否发现过大批无名尸骨。接连查访了几个单位，终于在石家庄地区汽车修理厂了解到重大线索，几位退休老人说该单位在建厂初期和“深挖洞”时曾发现过大批遗骨。后来，我们又找到原休门村现百汇工贸公司领导，召集七旬以上的老人开座谈会，请他们回忆集中营和万人坑。终于找到拉尸队的一位幸存者，掌握了拉尸队的工作情况，核实了万人坑的具体位置，果然就是我们推断的“东南二里地”。后来，地区汽车修理厂在扩建厂房挖地基时，再一次发掘出了大批遗骨，进一步证实了这里就是掩埋集中营战俘遗体的万人坑。1995年8月，中央电视台来石家庄做集中营的专题，还特意采访了拉尸队的幸存者赵菊老人，为历史保存了一段历史证言。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历史事实搞不清，不是当事人已经离世，就是历史工作者工作还没做到，只要舍得下工夫花气力，总是可以查到一些事实真相的。
3 从石家庄扩大到全国
当我在女儿的帮助下，把石家庄集中营的访谈资料、档案资料整理打印出来后。来访的日本民间团体和日本学者看了认为很重要，很多人想要一份拿回去参考，或翻译后在日本出版。可这些资料有的属档案资料，在中国都没有公开，万一审查不严，出了政治问题怎么办？所以，我提出要在日本使用出版，首先应在中国公开出版。经过协商，在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先生的支持下，1994年，以我担任秘书长的石家庄党史研究会同日本民间团体“中国人强制连行思考会”和“亚洲太平洋地区殉难者刻骨铭心会”签订了《石家庄集中营调查学术交流协议》，日方答应资助一定经费，协助我们完成出书、开会、建碑、搞展览、拍电视五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