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
我出生于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西南农村，是一个穿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靠单枪匹马闯进城市并最终借助城市的屋檐遮阳避雨的人。在此之前，我的世界是封闭的，天地是狭小的。目光所及，不外牛羊猪狗，红薯水稻。我一直觉得，十八岁之前，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一生——见惯了贫穷和生死，体验了落寞和孤独。那时候，我惟一的幸福，便是我那深刻的痛苦。
这样讲，别以为我是在虚构历史，或伪造生活。如果你也是一个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乡下孩子的话，一定会对我的话感同身受。尽管，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在当时的神州大地荡漾，风力却很少能刮到穷乡僻壤的田间地角。当那些城市里的孩子，戴着红领巾，唱着“小船儿荡起双桨”的歌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或踏青之时，我正背着背篓，打着赤脚，蹲在田坎上挖野菜。陪伴我的，是身旁那条摇头摆尾吃草的水牛，以及不远处咩咩叫的几只山羊。
有人说，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是幸运的，躲过了五六十年代人所经历的政治浩劫和社会动荡。我对此说法不以为然。单就我个人而言，如果非要说自己所出生的时代，对我有什么恩赐的话，那便是使我在乡下过早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世间万物与天地宇宙的关系。舍此，实无幸运可言。
人活于世，除了解决基本的生存之外，最难的是解决精神和心灵的问题。这个终极问题，当然跟社会大环境息息相关。身处动荡年代，无休无止的战争、革命、流血、牺牲等，更多的是指向人的生存层面，求取基本人权和做人的尊严；而身处和平时代，随着全球化的不可逆转，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物欲的膨胀和道德人伦的滑坡，导致芸芸众生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重心。作为80后的一代，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生存的压力和精神的空虚，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每个人的头顶，让人坐卧不安，惶然惕惕。
我们不知道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而这个伟大的时代，又不知要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我们。
曾经，为逃离乡村，改变自身命运，获得一个“城市人”的身份，我们寒窗苦读，昼夜不寐。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才发现城市对诸如我们这样的乡下孩子并不友好。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刚毕业那阵，我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同去一家公司竞争一个职位。老板叼着烟，坐在靠背椅上，看我们互相“舌战”。我跟同学都迫切需要这份工作。他也是农村孩子，母亲病重，正躺在乡下简陋的茅屋里奄奄一息。他需要挣钱救他母亲。而我自读书以来，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逼债的人，快把我父母都逼疯了。我必须尽快替他们排忧解难。我跟同学面对面站着，你一言，我一语，每句话都似一把锋利的刀，朝对方心灵上刺。我深知，当我们彼此以伤害对方为前提去谋取生存时，其实我们心里都在滴血。后来，我实在不忍再继续玩这个“残酷的游戏”，便将职位让给了同学。但自此我俩的友情也就一刀两断了。不知啥原因，那同学一直不愿再见我。
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工作，吃饭问题解决了，却又整日为住房的事忧心忡忡。我虽然不是一个好高骛远之人，但眼看单位上其他家庭条件优裕的同龄人，在父母的帮扶下，住上了新房，开上了新车，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羡慕。然而，羡慕也仅仅是羡慕而已。在这个拼爹拼妈的年代，我深知自身的处境。我不能责怪我的父母是农民，不能埋怨他们没有替我创造优渥的物质条件，就对其含血愤天。倘若那样，我就是大逆不道，或压根儿就不是人。
我的一个发小，大学毕业后，在城里一家装饰公司搞设计。他每天都在跟那些有钱人设计豪华新房，自己却住着廉价的出租屋。厕所和洗澡间都是公用的，晚上睡在狭窄的板床上，能清楚听到隔壁屋子里小两口吵架的声音。前两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人长得秀气，也很善良。姑娘答应跟他结婚，条件只有一个：在城市里买一套房。我这发小已年过而立，对家庭满怀向往。他找遍了所有亲朋好友，试图凑齐买房的钱，结果仍是相差甚远。不得已，他跑回乡下，希望借助父母的力量圆娶妻之梦。他父母见儿子心急如焚，只好将圈里的猪、牛、羊牵到镇上换成了钱，还把粮仓里的粮食卖得颗粒不剩。即便如此，仍不够付首付款。他女朋友见状，索性嫁给了一个富二代。我的发小悲痛欲绝，在一个有星光和月亮的夜晚，他躲在出租屋里，用剃须刀片割断了手腕上的静脉。
与此相反，我以前单位上的一个同事，1983年出生，家境相当殷实。其从小到大，几乎没碰到过坎坷之事。生活和工作，早就由父母安排妥当了。他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好好地活着，别给父母丢脸。对待工作，他素来不敬业。一到办公室就打游戏，反正这份职业于他而言，有或没有都无关紧要。失了业，也不会被饿死。上班之余，他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和追求，不外乎邀朋呼友，跑到酒吧去蹦迪、唱歌、酗酒，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久而久之，他沾上了毒品。整个人黄皮寡瘦，精神萎靡，像是被死神提着的一个木偶。他被关进戒毒所后，作为同事和朋友，我曾去监狱看望过他。从他那冷漠和无助的眼神里，我看不出他有丝毫的内疚和愧怍。那一刻，我在想，假如我那个死去的发小，有他一样的家境，结果会怎样？是像他那般，走上一条不归路；还是珍惜生活，做一些对自己，同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这就是我们80后一代的现实困境。贫困的孩子被生活挤压和抛弃，找不到精神的归宿；而条件优越的孩子，又大多处于价值混乱和心理颓废的状态，更谈不上有心灵支撑和信仰追求。社会道德和良知责任，都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喜怒哀乐，在大环境的潮流之水裹挟中痛并快乐着。任何历史时期，做“理想主义”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很多人选择了明哲保身。况且，当一个人自己都无法安身立命之时，你又怎能期望他去经世济国，谈什么家国天下，忧国忧民呢？
我也曾是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热血青年，自逃离乡村那一刻起，即怀着满腔热血，发誓要干一番惊天伟业，来报效国家，造福乡梓，且有一种“声不震名誓不还”的决绝之心。但遗憾的是，在城市里闯荡的这么些年，当年的那股锐气和霸气，早已被现实给打磨钝了。我工作虽然稳定，却长年成了房子的“奴隶”。每个月都需省吃俭用，一边还房贷，一边将微薄的余资寄给乡下的父母。他们生我养我，操劳一生，到了晚年，我不能不管他们。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也是他们活着最坚实的理由。
进城快十年了，我依然处于一种漂浮状态。一只来自乡村的小船，很难在城市里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人在城市，心却在乡下。也许，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医疗改革，或一次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不会对我的情感造成深度伤害；但我乡下父母的一声咳嗽，却可能对我的心里造成强烈地震。我在想，这是不是充分证明了我的自私呢？可有什么办法呢，在关注社会问题之前，我必须先安顿好自己的家人，安顿好自己的内心。
前年的一天深夜，我正准备睡觉，突然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生病，叫我速回。我赶紧打辆出租车，连更连夜赶回乡下，将母亲送往县医院急诊。因当地医疗条件所限，无法查出母亲病因，我只好将母亲送至市里的医院再做检查。待母亲病情稳定，我领她到市区逛了逛。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大城市。瞬间，她就被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给吓住了。入夜，当她住在我简陋的家里时，一直闷闷不乐。我问她何故如此，她闭口不答。还是她返乡之后，才在电话里跟我说：“娃，没想到你在城市里生活得这么艰难。我当时想，要是我的病医治不好的话，我就去撞车，给你挣一笔钱回来。”听到母亲这话，我的泪顿时流了出来，心里既酸且痛。
那么，既然我的根在乡下，这是否意味着我能在乡村找到心灵的归宿地呢？答案是否定的。如今的乡村，已然是一副破败、荒芜景象。即使个别村庄矗立起一座座崭新的楼房，却鲜有人住。家中除了迟暮老者和流着鼻涕的留守儿童，就只剩一条黄狗，以及几只鸡鸭。所有的青壮劳力都一窝蜂涌向城市，靠贩卖廉价的体力获取求生的资本。他们宁可在城市里住工棚，也不愿回到故园，守住那一亩三分地。
面对乡村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加之乡村结构、人际关系、道德习俗的改变，我曾经熟悉的故土早就不再了。它只剩一个朽坏的躯壳，专等着在外的游子回去凭吊和伤感。如此说来，我们注定是无根的一代。城市我们进不去，乡下又回不去。我们就像一个游魂，在城与乡之间艰难往返，唱着不倦的挽歌。
一个没有归宿感的青年，他能做什么呢？也许，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默默地承受，像农民承受土地的重量，像居无定所之人承受乡愁的煎熬……惟愿到我们年老的时候，能在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和精神家园里，获得灵魂的大宁静，大慈悲，大欢喜。
我们等待着，奋斗着，也祈祷着。
躲在父亲背后取暖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城市亮起万家灯火，我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一个身材矮瘦，肩头挎个红十字药箱，额头上戴只电筒，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乡村医生。无论是月朗星稀的酷夏，还是寒风苦雨的隆冬，他都踽踽独行。那些从草丛荆棘里爬出来觅食的蜥蜴和蛇，时常出来挡道，但他丝毫不退缩。病人的呼唤牵引着他，忘记黑夜的恐惧和艰辛。
我跟父亲很少有过交流，在我的记忆里，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病人身上。只有患者的健康，才是他最为关心的。而对于我的成长，他则是顺其自然，不会倾注太多心思。有一次我过生日，三亲六戚都来吃酒祝贺。母亲提前几天就忙开了，唯独父亲天天守在他的诊所，仿佛没我这个儿子似的，不闻不问。当天，待亲戚们散去，我压抑既久的怨怼终于如泄洪之水爆发了。我冲着他吼到：“你到底有没有我这个儿子，没有，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父亲听后，一句话没说，就进房睡觉去了。可第二天，他竟然找人从镇上买回一个书架送给我。那时，我还没能力在城里买房，但又热爱写作，乱七八糟的书籍堆放在屋里都发霉了。书架摆放好，父亲笑着对我说：“读书人，哪能没个书架。”说完，就匆匆去了诊所。望着父亲远去的脚步，我才觉察自己对父亲的误解有多深。
或许是常年一个人在外漂泊久了，饮食无规律，致使我年纪轻轻便患胃病。父亲知道后，想尽各种办法，四处收集单方为我治病，但效果均不明显。一天，我专门请假，去县医院做胃镜。秋日的天气已有一丝微寒，且下着细雨，当我排队挂完号的时候，我突然看到父亲的身影。他站在队伍的侧面，手里提着两个馒头。馒头还是烫的，冒着热气。我问：“爸爸，你怎么来了？”父亲说：“我不放心，来看看”。检查完毕，医生说是浅表性胃炎，父亲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他把馒头递给我，让我赶快吃，别凉了胃。我在啃馒头的时候，父亲却不见了，我回头一看，他正要上电梯去二楼药房替我取药。电梯人多，拥挤，父亲刚一踩上去，险些摔了一跤。我赶忙跑过去搀扶，他竟又抓着扶手上去了。取回药，我将父亲送到车站。车都已经启动了，他还在窗户边反复叮嘱：“每顿记得按时吃饭”。后来，听母亲说，父亲那天从乡下跑来看我，连早饭都没吃。我想起父亲穿着沾满泥巴的黄胶鞋，乘电梯替我取药的情景，心里好一阵难过。
有一年，父亲在出诊回来的路上摔伤了腿，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母亲流着泪跑到我工作的单位来找我，让我回去看看。我一到家，父亲强忍着痛，埋怨母亲不该来叫我，怕影响我工作。我见父亲的脚踝肿得老高，想尽快送他去县医院。父亲坚持不去，说自己都是医生，拿中药敷一敷就好了。我生气了，背起父亲就走。记得那是冬天，母亲拿出一双雨鞋让我穿上，还用干稻草搓了根绳子套在鞋底防滑。午后的天空灰蒙蒙的，像罩了一层纱布。道路一片泥泞，一脚踩下去，泥水溅得老高。我埋着头，脚趾死死抠住地面，两只手反扣着，牢牢箍住父亲。有好几次，我和父亲都差点跌倒，吓得我直冒汗。父亲屏住气，双手抓紧我的两肩，由于他的脚使不上力，他尽量将身子朝上靠，把腹部卡在我的腰上，不让身体下坠。不一会儿，我反扣着的双手就酸了，我一直咬紧牙，强撑着。
父亲想缓解我身上的压力，便讲起了我小时候的事。他说：“那时，我也是这么背着你去上学，你将书包挂在我脖子上，一晃一晃的，一双小手抓得我脖子生疼。有时去山上干活，肩上背着东西，我只好将你放在地上，让你自己走。你不依，又哭又闹，非要我背。我就逗你，我在前面走，让你在后面看我的脚印。倒也奇怪，你一跟着我的脚印走，竟不哭了。后来，你长大了，我也背不动你了。”瞬间，我的眼泪下来了，好在我低着头，脸上滚着雨珠，父亲看不见。
前不久，父亲60岁生日，我专程回乡替他过生，发现他比以前又老了许多。白头发多了，皱纹也更深了，但他仍每天挎着药箱走村串户。吃完晚饭，我拿出从城里提回的一瓶好酒，坐在院子里陪他聊天。母亲从柜子里捧出一盘生花生，给我们佐酒。咱父子俩坐在月光下，就这么慢慢地品。一直品到寒气骤降，才各自带着醉意摇摇晃晃地回屋睡觉。
睡至半夜，我隐约感到有人在触碰我，拉亮电灯一看，竟然是父亲。他穿件内衣，正从里屋抱来一床被子替我盖上，而他自己的手却冻得冰凉。不知为什么，那晚直到天明，我都辗转难眠。父亲的鼾声从隔壁传出来，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像一个垂暮老者，在呼唤他失散多年的儿子。
水车转动的年轮
无事可做的日子，我喜欢去那条河湾走走。有时兜里揣本书，其实也不看，只随意翻上几页；有时什么也不带，沿河慢行，看水里的鱼虾游动的身姿，灵跃，俏皮，像是玩魔术。也或者，躺在河滩的沙泥上，闭上眼，让内心安宁下来，想一些事情。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会长时间凝视那架破败的水车——怀想它曾有过的辉煌，感念它所经历的沧桑。然后，走向那幢同样破败的茅舍，走入一个温存的世界……
茅舍里有些昏暗，油灯微弱的火焰在寒风中闪烁。四周朦胧的树影，像剪出的人形。河水从茅舍前悄无声息地流过，夜，正在沉睡。我独自在河滩上转悠，身上穿得很单薄。冷风从我的脖颈钻进去，蛇一样咬得我的肌肤生疼。
母亲不知道我偷跑出来了，生活的重担已经不允许她分出更多的精力去关心我的事情。父亲呢，整天躺在病床上，意识里早已没有了白昼与夜晚的概念。家里几乎天天都有陌生人闯来，不是催还账，就是催要粮。我已经辍学很久了。内心的风雪在骨子里游走。每天，我除了帮母亲拾柴，放牛，料理家务，剩下的便是接受其他正欢快地蹦跳着去上学的孩子的嘲笑和鄙视。因而我特别盼望夜间的来临，黑夜于我是一道屏障，能够隔绝白昼里给我带来的屈辱。并使我享有片刻的自由，安全，温暖，自尊。
游走是不具有目的的，连方向也没有。黑夜省略了我认识世界的过程，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幻觉征服了恐惧。这使我不知道正在河滩走着的，究竟是我，还是我的影子。所以，当我后来在那些寂寥的夜晚，从那幢茅舍前经过时，如果不是它里面亮着的油灯吸引了我，我很可能会把它当作意识里的一个幻影，而将之忽略掉。
我没想要走进那幢茅舍里去，我不知道里面住着什么人。谁会在深夜里燃着灯睡觉呢？况且，一个孤独的人有什么资格去搅扰他人的安静？但我终究没能控制住自己内心的欲望——我的心被一盏油灯散发出的光俘虏了，尽管那盏油灯的光是那样微弱。
是的，那盏微弱的油灯让我感到温暖。我轻轻地靠近茅舍，推开木栅栏，从那扇落满尘埃的门的缝隙里朝里瞅了瞅。屋里很简陋，一张桌子，墙上挂满了农具。靠左边的墙下是一张石头垒砌而成的床，蚊帐是用麻袋缝制的。床上没有人。而那盏亮着的油灯就挂在屋中间的一根木柱上。照耀着屋内和屋外的世界。
我想，这间茅舍怎么可能没有人呢？那么，那盏亮着的油灯是谁点燃的呢？是油灯自己吗，不可能，天下那有自燃的灯啊！
我回转身，正欲离去。这时，我的耳朵突然听到一阵声音。声音来自茅舍里，苍老却又清晰：“孩子，既然来了，为何不进来坐坐呢？我等你很久了，我知道你迟早会来的。”
记忆是如此混沌。我总是忘了自己当时的年龄，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也许更早。早晨或黄昏或深夜，我从家里跑出来，望河祈祷，内心的落寞沙滩般荒凉。我的命运晃荡在绝望和希望的两极，进退维艰。父亲的病情日益严重，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贫穷和债务已使我们家徒四壁。我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人在无助的时候，逃避也是一种伤害。
那时，河边的那架水车每天都在转动，像人的年轮。我最喜欢看水车转动时的样子，轻快，水花四溅。充满活力。我一直认为，水车是懂得生命价值的。凡是蓬勃的生命都应该是转动的。否则，它就会腐朽。我想，要是人的命运也能像水车一样，能够自由把握和转动，该多么好啊！但后来，我就发现了水车转动背后的虚假。它虽然每时每刻都在转动，却并未走远，只在原地转圈。活着的生命怎么能这样呆板呢，生命的意义应该在于行进吧，实在行进不了，或许只有解脱是对的！
当我看穿了一架转动着的水车的悖论，并滋生出厌烦后，我开始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的路子。我依稀看到河流的上面飘荡着一叶小舟，在浪尖上颠簸。它或许就是我苦苦为之寻找的命运之舟了，我相信，它完全可以将我带入另一个世界里去的。尽管，这叶小舟自己也未必能平安抵达河流的彼岸。
我伸出腿，准备向那叶小舟跨去。猛然间，我发现身后有一双眼睛正锐利地盯着我，闪电般明亮。我转身瞥了一眼，看见的却是一个背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移动。我重又转过身，再次伸出腿，向小舟跨去。却又发现那双目光箭一样刺向我，使我不寒而栗。我回过头来，看见的仍是一个背影。总之，那双目光在我内心最彷徨的那些日子，它就像魂灵一样紧随着我，使我的解脱之梦终未完成。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拼命回忆，试图从记忆里打捞出那个紧随我的人的模样，看看他（她）到底是谁。但打捞是徒劳的，我忆起的除了一个背影，还是一个背影。甚至根据背影我也猜测不出那个人的大致年龄。反正，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为自己的命运寻求解脱之路了。一个被人的目光识破的计谋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那叶曾被我看见过的河流上的小舟，是否真的存在，我也记不起了。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
我被老人领进茅舍，他居然叫了一声我的乳名，这使我惊诧。我努力回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没回想起来。老人转身去拿茶杯，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左腿，瘸得厉害。而他居然没用任何辅助工具也能行走，这使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特别的老头。老人将茶杯倒满水，让我喝。我真以为是茶，就猛喝了一口，灌到嘴里才知道是酒。我咳嗽着说：我从不喝酒。老人严肃起来，说：男人怎么能不喝酒呢，不喝酒的男人不精彩！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孩子叫做男人，我的脸红了，有些发烫。老人一直盯着我，目光坚定。我顿时觉得这目光是如此熟悉，却又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
老人举杯呷了口酒，说：“你母亲姓戴吧？”
我说：“你怎么知道？”
片刻沉默后，老人重又举杯呷了口酒说：“我还知道你父亲病了，而且病得不轻，是吧？”
我被老人的问话震住了，老人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诧异。随后，他用手指了指屋中柱子上燃着的那盏灯，说：“那盏灯是你母亲叫我点燃的，她知道你经常在深夜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怕你孤独。你母亲还托我帮忙看着你，她担心你出事。她说，你应该尽早学会独立和坚强……”
我突然就想起了那个背影，以及那双锐利的目光。我猜想，在那些寒凉的夜晚，凡我脚步走过的地方，是否也留有母亲的脚印。我一直在寻找自己内心的灯盏。没想到，我本身也是一盏灯，被另一个深爱着我的人藏在心里，即使在最苦难的日子，也用她的生命守护着，不让它被寒风吹灭。
“只知道耗灯而不知道点灯的人，是感受不到温暖的。”老人说。我理解老人这句话的意思。并知道了他的故事：三岁丧父，四岁起跟随母亲辗转南北，流浪颠沛。十岁时母亲染肺癌逝世。十一岁起寄人篱下，当过挖煤工，开过起重机。十九岁参军，参加抗美援朝，在枪林弹雨的战争中九死一生，废了一条腿。从部队退役后，给工厂看过大门，到机关当过干事。历经人世沉浮，挫折辛酸，最后选择了来这个僻静的河湾盖了一幢茅舍度日……
一个没经受过死的人，是不会眺望生的。老人说：人要是耐不住一场大风的考验，就会脆弱如草，被黑暗卷入更深的黑暗。我知道，老人先后在这条河湾里拯救过好几个生命了，在被老人所拯救过的生命中，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年老的，也有年幼的。“活着是多么好啊，就像灯燃着是多么好一样！”老人边喝酒边说。
那晚，茅舍内柱子上的油灯，一直燃着。直至天明。老人喝醉了，我也喝醉了。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而就在那盏油灯快被黎明吞灭之前，我早已完成了命运的解脱，并获得了超度。
现在，我站在城市的阳台或中心，身边刮过的是更加呼啸的飓风，内心经受的是更多的深不可测的夜晚。我所置身的周围是更多的泥泞和险滩……但我已经不再恐惧和畏缩，我已学会了挑战和跨越。因为，当我遇到人生的沟坎时，我总会想起那幢茅舍，和茅舍里的灯光；想起那个老人，和紧随我的那个背影；想起那架水车，和它转动的年轮……这一切，总能激发我的内心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和勇气——那是生命的力量，更是活着的勇气。
如今，那幢茅舍已经坍圮了。老人也已离开了人世。当年守护那盏油灯的我的母亲也已白发苍苍。那架水车呢，也早已停止了转动。岁月悠悠，年轮渺渺。一切都仿佛成了凝固的时间。而我，只有我，则是从那凝固的时间里复活的一个新生。
寻找冬日的灯盏
时令渐入冬季，该静的，都安静下来了。
每年的这个时节，我的心，都有种被静谧抚慰过后的透彻。尽管，寒冷会使我的生活秩序，或多或少遭受一些影响。
城市钝化了人对自然变化的敏感。无论是走在喧闹、拥挤的大街上，还是站在家中孤悬的阳台上，我的目光都是那样惊悚不安。我看到很多的老人，呆在屋子里，偎着个电火炉，和一只猫说话，和一只狗谈心。我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坐在街边的餐馆里，谈工作，谈爱情。每个人都有自己过冬的方式，都有独自抵御寒冷的办法。
季节的冬天来临了，一些人的冬天，也在来临。
入冬那天，我回了一趟老家。临走前，我在城里买了两件毛衣，两瓶烧酒。毛衣，是买给母亲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很少穿毛衣。我五岁那年，父亲从远方回来，买了一件黄色毛衣，作为礼物，送给母亲。可母亲一次也没穿过，她将那件毛衣拆成线团，改织成了一条围巾，和一件小毛衣。后来，那件小毛衣，穿在了我的身上，而那条围巾，套在了父亲的脖子上。
烧酒，是给父亲准备的，晚年的父亲，把酒视作他精神上的一盏灯。没了酒，他会很寂寞。酒，是支撑父亲过冬的良药。惟有酒，才能使父亲的人生明亮。
乡村的冬天，多了些宿命的意味。
落光了叶子的树枝上，挂着两个空鸟巢，像两顶乡村老人废弃的旧毡帽。村头的那条河流，变得比以前浅了，瘦了，沉静中透着忧伤。野地里，薄霭朦胧，白色的雾状颗粒，洒满了田间堆积的草垛。寒气上升，渗透在身体周围，濡湿了我的视线，也濡湿了我的记忆。
小时侯，我和姐姐常在黄昏时分，走向冬日的山坡。姐姐肩背背篼，手握割草刀，寒冷将她的一双小手，冻得通红。五根指头，像五根细小的红萝卜。姐姐每天都必须赶在天黑前，割满一背篼草。圈里的那头老牛，还盼着她带回的晚餐呢。我则牵着家里的唯一一只羊，跟在姐姐身后，鼻涕挂在嘴角，像凝结的冰凌。我怕冻坏我的双手，只好将手插在裤袋里，把栓羊的绳索套在腰上。喂饱羊，是我每天的责任。
姐姐每割一会儿草，就要抬头看我一眼，也看我身边的羊一眼。她在看我们的时候，内心是充满恐惧的，她那惊惧的眼神里，总是闪动着一丝不确定的信息。我知道，姐姐是怕我，或者羊，会被冻死。而无论是那一种情况，她都没法回家向父母交差。
羊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同等重要。
每年，都有一些人，或者一些牲畜，在冬天死去。
我们永远记得爷爷临终时的样子。那个冬天，村庄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飘洒在故乡的大地上。地面上积满厚厚一层雪，雪覆盖了地上的荒草，也覆盖了平时熟悉的道路。爷爷嘴叼大烟袋，抬头望望天，半晌才说了句：“狗日的雪，下了四天四夜了，啥时才有个完！”说完，他就牵着圈里那头跟他一样老的牛，慢慢地向远处走去。那头牛，跟了爷爷一辈子。无数个冬天，他们都是在相互依偎中走过来的。
那天，直到天黑尽，也不见爷爷和他的那头牛回家。而雪花还在继续飘洒，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当我们打着火把，在田野里找到爷爷时，他已经伏在牛背上，四肢僵硬，永远地睡着了。牛的背上搭着爷爷身上穿的棉大衣，而爷爷的整个身体，早已被雪花覆盖，像一尊凝固的雕塑，定格在一片冰雪世界里，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
活下来的老牛，很孤单，衰老得也很快。
做一头牛，或一只羊，也是不容易的。
爷爷走后，父亲将饲养老牛的任务，交给姐姐去完成。他说：“老牛在，你爷爷就在。”
从此，姐姐和我，心里都充满惧怕。我们担心，在某一天，老牛也会像爷爷一样，安静地死去。这是我们无法掌控的结局。
谁能真正熬过冬天呢？
父亲抡着臂膀，在院子里劈木柴。母亲将劈开的木柴，搂到墙角，垒出碉堡的模样。他们在替自己积累生活的资源和能量。他们的心里，需要旺盛的火焰和光源。
母亲知道我要回来，停止了去野外的一切劳动，特意取下灶梁上挂了一个周年的腊肉，为我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劈完木柴的父亲，冒着寒冷，在村头徘徊，坐立不安。一双昏花的眼睛，直愣愣盯着回村的山路。他渴望在那条路上，看到我归来的身影。就像曾经望着我离村时的背影，以及那一个个滞重、坚定的脚印。
入夜，四周都安静下来。干涩的冷风，在屋子外钻来窜去。父亲、母亲和我，围桌而坐，热气腾腾的饭菜，摆了一大桌。这种暌违已久的亲情氛围，让我感到一种踏实而宁静的幸福。父亲和母亲，争着为我夹菜。我回家的日子，成了他们最为隆重的节日。
但在父母高兴的背后，我隐约感到一丝不安。透过十五瓦电灯泡暗黄的光线，我看到了父母身体上，那被岁月的利斧斫伤的痕迹。母亲脸上沧桑的皱纹，已经不能再掩饰她经受风霜雨雪后的平静。父亲弯弓的脊背，掉光的门牙，以及他那条患风湿病的“老寒腿”，都在时间的监视下，证明着他苦难的人生，离最终的大地，越来越近……
凝视父母，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他们都生活在寒冷里太久了，以致于，他们的生命里住进了一片雪原。那片雪原，不是火能够烤得化的。父母所需的温暖，也绝不是一件毛衣，或一瓶酒能解决的。
那么，冬天所呈现的色彩，只能是一种惆怅和悲凉吗？
我时常想，爷爷在多年前那个冬天的辞世，绝不是因为那场持久飘飞的大雪，也不是由于下雪所带来的更大的寒冷。而是源于嵌入他骨子里的巨大孤寂和绝望。这种生命的感受，是生活馈赠给他的，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如果，我深爱着他的奶奶，不是重病卧床。也许，爷爷的孤寂，就会分出一份，让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去承担和消磨。如果，我的父亲，曾经能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抽出一小半，投入到爷爷的晚境上去，爷爷的孤绝感也不会那样强烈。
可我父亲，当时都在干什么呢？
有些事情永远无法说清，回忆总是布满伤痕。现在想来，我是理解父亲的，父亲也有他的苦衷。在一次醉酒后，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在过去的那些日子里，要不是我和你母亲，你和你姐姐，甚至连我们这个家，恐怕都难平安过冬。”
爷爷把人生最后的信任和安慰，留给了陪伴他大半生的那头老牛。他相信，老牛是理解他的。只是不知道，老牛的内心世界，爷爷能否看透？
有四季，就一定有冬天。有年轻，就一定有暮年。暮年，也应该有美丽和浪漫的一瞬吧。就像雪花的坠落，不止代表寒冷，也昭示春讯。
母亲穿上了我为她买的毛衣，虽然，她的表情告诉我，这件毛衣并不合身。母亲是属于乡村的，她已经习惯了穿棉袄，也练就了抵抗寒冷的能力。这种扎根泥土的生存，曾使母亲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活法，有时像庄稼一样活着，有时像野草一样活着，有时像树一样活着……
活下来的母亲，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天。
母亲反复抚摸着身上的毛衣，脸上浮现出她一生中少有的荣耀。我不知道，这种虚幻的荣耀，能否最后支撑她平安地走过比寒冬更难熬的暮年。
我从母亲身旁站起身，推开房门。看见父亲躺在床上，鞋也忘了脱。如雷的鼾声，打破了冬夜的宁静。吃饭时，父亲看见我为他买的酒，有些兴奋，忍不住多喝了几口。酒再一次让他找到了作为父亲的尊严。
除了酒，还有什么，能将父亲的晚境照亮？
在父母心中，我是他们共同的灯盏。但我能成为他们心中一盏永不熄灭的灯吗？
有灯照耀的冬天，是温暖的。心温暖了，生命才有亮色。
谁要是站在冬天的边沿，能看到春天的阳光，谁就是幸福的。我看到了——尽管，我是代替母亲看到的。
母亲，是没有春天的。
没有春天的母亲，用自己寒微的一生，千百次，将春天唤醒，像唤醒另一个人提前到来的幸福。
旧历年底的五张面孔
第一张面孔
特征：清瘦，皱纹密布，左眼下有豆粒黑痣，眼神偏柔，偏暗。
一座残破的瓦房，坐落在山洼里。屋顶落满了树叶和竹叶，墙壁上爬满了青苔。天灰蒙蒙的，要下雨，又下不下来，很像一个受了委屈的人，憋着满肚子怨气，却不敢发泄。院坝边的两棵白果树掉光了叶子，粗细不匀的枝干铁丝似的刺向天穹。
一个老太太，伛偻着腰，在院坝里搂柴火。或许是担心天降雨，把那些码放整齐的柴块淋湿了，她想赶在降雨之前将柴块搂完。不然，心里会不踏实。她得用这些柴块烧火煮饭和供夜间取暖。她的双臂干枯，像两节被阳光抽去了水分的竹节。柴块刚抱上手，就掉了下来。再抱，还是掉。她开始埋怨自己，活到这把年纪，经风见雨，过桥翻山，到头来，却连几节柴块都拿不稳。但老太太是个性格倔强之人，不服输，抱不住一抱柴，干脆一节一节地拿。柴是死的，人是活的。半小时过去，柴块总算搬完，可天空并未下雨。上天也有说谎和捉弄人的时候，跟命运差不多。
搂完柴，老太太到墙角扛起一根竹竿，去屋前的池塘里赶鸭子。鸭子不多，也就十来只，却是老太太最牵挂的家禽，跟牵挂她读书的孙女差不多。那些鸭子调皮得很，一见老太太的身影，便嘎嘎嘎地跑开了，东一只，西一只。老太太趔趄着步子，从池塘这头赶到那头，拿竹竿的双手颤抖不已，还差点掉进池塘。可鸭子却并不领情，自顾自地在水面上嬉戏。翻转身子梳理羽毛，像一些情窦初开的少女，精心打扮自己。老太太赶累了，也生气了，索性扔掉竹竿，一屁股坐在池塘边，看着这群淘气的小家伙。鸭子都是些服软的动物，它们见老太太放下了架子，竟然排着队歪歪扭扭地回家去了。只留下老太太跟在它们身后，像一个走失多年的同伴。
鸭子回笼，老太太的心情轻松了许多。但瞬间，她脸上又布满了愁云。孙女去姑姑家吃团年饭去了，要住一宿才能回来。今天已经是旧历腊月二十三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她都会拄根拐棍，到村头的山路上张望。大家都不知道她在望什么，她不说，也没人问。今年同样如此，她在村头那棵黄葛树下坐下来，目光定定地看着远方，边看边撩起袖子擦眼睛。黄葛树有些年头了，粗壮的树干需要几人合抱。老太太每次去，都要掏出一根红绳，栓在垂挂下来的枝桠上。栓完红绳，老太太就算完成了心愿。回到家时，夜幕早已降临。
寒气更重了，夜露挂在草叶尖上。老太太正要烧火做饭，却听见村里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她知道，有人家在开始“送灶”了。她慢慢地把火点燃，房梁上的小瓦数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光圈罩在老太太头顶，只凸显一个轮廓。灶间里的火苗一闪一闪，锅里的水汽雾蒙蒙一片。老太太下了碗面条，吃罢，她把碗筷尽量洗得干干净净，锅和灶台刷了一遍又一遍。待一切收拾妥当，她又倒水洗了脸和脚，然后，摆上一盘花生，一碗净茶，点上香蜡纸烛“送灶”。老太太跪在灶前，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十分虔诚。说得最多的，自然是祈祷的话，但没有一句祈祷是为她自己的。
送走了灶神，按照风俗，她还在锅中点了一盏“菜油灯”，用一个筲箕罩住。那盏灯像一团火，把屋子照得透亮。老太太守在灶旁，坐到很晚还不愿睡。火光映在她的脸上，把那颗黑痣放得大大的。
有人说，那是颗“滴泪痣”，可老太太这辈子，从来没有谁见她哭过。
第二张面孔
特征：蜡黄，耳朵肥而厚，棱角分明，饱经沧桑，目光忧郁，又炯炯有神。
这是张四十岁男子的脸，胡子拉茬，一顶陈旧的安全帽，遮住了他的额头。脸的左右两侧，糊满黑灰。一身灰色制服，也溅满了泥浆。他穿着长颈筒靴的脚印留在工地上，像一个猎人印在雪地上的足迹。但他没有猎人那样的野心，他不需要寻找猎物。他的奔跑，只为能给家中迟暮的母亲和读小学的孩子一丝温暖。
工地在城市的边缘，属新开发的一块地。高低错落的脚手架，酷似墙面裸露出来的骨骼。清晨，天正下雾，能见度很低。远远看去，整个建筑群灰白一片，像是某个美术院校刚刚毕业的学生画的素描。那个男子站在工地门口，搅拌混凝土。搅拌机转动的轰轰声，增添了城市的喧嚣。
已经临近年关了，工地还没有丝毫停工的迹象。看得出，男子那天有些心不在焉，他提灰桶的手老是抓不住桶。他一边干活，一边问工友：“今天旧历几号了？”。工友回答：“腊月十五了。”男子伸出指头算了算，从衣兜里摸出一根烟点燃，提起两桶灰浆，朝远处跑去，消隐在雾中。
中午十分，雾散去了，还出了太阳。阳光不是很亮，似一个害羞的姑娘脸上的红晕。转动了整个上午的搅拌机终于停止了工作，整个工地变得空空荡荡。离家近的工人，都先后骑着自行车回家吃饭去了，惟剩下些像男子一样的外乡人，蹲在工地外面的马路边刨盒饭。吃完饭，有的工人靠在马路边的行道树上打瞌睡，有的则围坐一团“斗地主”。只有男子默默地躲在一个角落里抽闷烟。抽着抽着，他从内衣夹层里，掏出一张照片来。照片是张两寸的，上面是一个小姑娘的头像。长得眉清目秀，左脸上有一个酒窝窝。男子凝视了好一阵，用手擦去照片上的灰尘，重又放回夹层里，再摸出一根烟点燃。阳光暗淡了下去，天空上飘过几朵云。
下午的时光是漫长的，像地面上塔吊的影子。不多一会，刚才还冷清的工地又恢复了热闹。大楼正在逐层增高，老板说，得加快进度，开了春，还有一块新的地皮等着他去开发。男子仍然穿着长颈筒靴跑来跑去，仍然在不停问工友：“今天旧历几号了？”。问得工友们毛焦火辣，骂他神经病。男子的脸都憋青了，肥厚的耳朵支愣着，像老树桩上的两片木耳。
一个星期过去，年的味道是越来越浓了。街道两边的树枝上，统统挂上了彩灯。入夜，全城火树银花，璀璨夺目，把男子的眼睛都闪花了。男子出来一年了，还没回过家。他躺在工棚里，彻夜难眠。往来穿梭的汽车，震得工棚一颤一颤。他想起白天在搅拌混凝土时，看见不少父母领着放寒假的孩子有说有笑，心里酸滋滋的。他不由得又想到内衣夹层里的照片，但他没有掏出来看，只用手摸了摸，就睡着了。黎明十分，男子被一辆载重货车的汽笛声惊醒，发觉枕边凉凉的。用手一摸，枕头湿了大片。
转眼到了腊月二十三，男子终于领到了工钱。辛苦了一年，他盼的就是这一天。当天下午，男子去银行，把工钱存在卡上。又独自跑到商场，买了一条裙子和一个毛帽子。裙子是给女儿的，帽子自然是给母亲的。男子向来粗心大意，加上一年不见孩子了，他不知道女儿长高了没有。选来选去，他只好按照想象中的尺码替女儿买了这件礼物。
从商场回来，男子兴奋异常。他早早地吃完夜饭，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妥当，便安心地睡了。可不知咋地，他越想睡越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家乡的画面。他看见老母亲坐在院坝里拣选豆子，看见女儿在灶房烧水替婆婆洗脚。还看见门前的那棵橙子树，挂满了又圆又饱满的果子，看见柴堆里的那条老花狗，在对着他汪汪汪地狂吠。男子心里有些不悦，他才离开家一年，狗就不认识他了。
翌日天明，男子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飞奔着去了火车站。他的两片大耳朵还是那么支愣着，一副傲慢的样子。人们都说，耳朵大有福，可自从男子来到这个人世，福就与他无缘。
第三张面孔
特征：清秀，稚嫩，左侧脸有个小酒窝，眼神无助，又满含憧憬。
天刚蒙蒙亮，几只鸟雀停在门前的电线上，叽叽喳喳地叫，像几个练习唱歌的孩子在吊嗓子。小姑娘洗漱完毕，端张凳子坐在院坝边的条石上梳头。她今年九岁，在镇上念小学。每天，她都准时起床。起来晚了，怕迟到。家离学校远，需步行几公里山路，再乘半个小时的船，才能到达学校。放学后，又原路返回。要是到了冬天，天黑得早，加上等船，回到家，已是漆黑一片。
小姑娘的婆婆已年过古稀，在灶房忙前忙后。婆婆患青光眼，视力不好；腿脚也有风湿病，行走极为不便。即使如此，她也凌晨五点钟就醒了。起床后，赶紧给孙女做饭。数年来，无论天晴下雨，刮风落雪，从未间断。小姑娘梳完头，见婆婆饭菜还没做好，跑去帮忙。她坐在灶前烧火，婆婆在灶后炒菜。婆婆叫小姑娘不用添柴了，去安心复习一下功课。小姑娘不听，说功课巩固得很好，不用担心。今天是期末考试的日子，婆婆特意加了一个菜，还拿来两个鸡蛋蒸了，给孙女补脑。
小姑娘一边烧火，一边观察婆婆的脸。这么多年来，她还从未仔细看过婆婆的面孔。婆婆弯下腰，头都快埋到锅里去了。小姑娘想笑，没笑出来。婆婆经常把味精当盐放，许多次，她炒的菜咸得没法下口，但小姑娘从来不说破，仍大嘴大嘴地吃，还夸婆婆炒的菜香。婆婆一听孙女这么说，笑得合不拢嘴。仅剩的两颗门牙露出来，黄黄的。盐巴吃多了，口渴，小姑娘就去学校食堂舀冷水喝。
灶里的火越燃越大，把婆婆的脸映得通红。小姑娘第一次看清婆婆的脸上皱纹密布。她想起了课本里的一幅版画，也是一张老人的脸，沟壑纵横，沧桑中透出慈祥。老师说，版画是用刀刻的，逼真、有力。小姑娘纳闷了，婆婆的脸并没有用刀刻，为何却比刀刻的版画更深刻，更有力呢？正想着，她看到一颗清鼻涕，从婆婆的鼻孔里滑出，掉进了锅里。婆婆好似没有察觉，继续拿锅铲炒菜。小姑娘想，掺进了鼻涕的菜怎么吃啊，脏死了。但吃饭的时候，她仍是大嘴大嘴地夹菜吃。她依然觉得，婆婆炒的菜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最香的。
吃过早饭，小姑娘胸有成竹地朝学校赶。没背书包的她，走起路来比以往轻快了许多。努力了一学期，她把该记的知识都记在了心里，她有十足的把握能考出好成绩。外出打工的爸爸在电话里说了，只要她期末考试成绩能名列班级前三名，就有奖。至于奖品是什么，爸爸没说，她也没问。不过，她也没必要问。小姑娘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奖品，而是爸爸今年春节能不能回家。
山村的早晨凉风习习，小姑娘戴着红领巾，兴高采烈地走着。左侧脸上的小酒窝圆圆的，初升的朝霞照在脸上，像盛满了一小杯红葡萄酒。到达学校时，离开考时间还有四十分钟。勤奋一些的同学，蹲在操场的乒乓台旁临阵磨枪，四周发出嘤嘤呜呜的背书声。小姑娘从他们身边走过，看都没看一眼。此刻，她满脑子都是爸爸的影子。说也奇怪，凡是遇到困难，她只要想起爸爸，就能迎刃而解，化险为夷。这次应该也一样，有爸爸在背后支持，考试不过是做场游戏而已。
事实果真如此，考场上，小姑娘思维缜密，沉着冷静，试卷一发下来，她便一鼓作气，顺利地做完了试题。搁下笔，她发现周围的同学还在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便双手托腮，做起梦来。她梦见爸爸牵着她的手，在村头的池塘边漫步。身上穿着爸爸给她买的白裙子，裙子的侧面，绣着一枝梅花，春天来了……
几天过去，小姑娘开完散学典礼，领回一张奖状。她考了全班第二名。奶奶知道这个喜讯，赞不绝口，连说自己没白疼她。吃饭时，又给她煮了个鸡蛋。小姑娘从碗里抓了几颗饭粒，糊在奖状的四角，将之贴在大门上。小姑娘想，奖状如此醒目，要是爸爸回来了，一进院子，就能看到了。
第四张面孔
特征：宽脸盘，大眼睛，嘴唇上厚下薄，右侧有雀斑，目光时冷时热。
一个中年妇女，坐在小镇的茶馆里搓麻将。或许是春节临近的缘故，小镇比平时要热闹得多。卖东西和买东西的人，占据了两边的街道。一辆辆私家车，试图从拥挤的马路上通过，刺耳的喇叭声能把行道树上的灰尘震落。
茶馆里烟雾缭绕，几张旧时的方桌坐满了人。每张桌子旁，还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观众。看得兴起，人群里总会发出一两声责骂：“傻子，该出那张牌啥。”出牌者也不还口，只顾按照自己的思路应战。
中年妇女是茶馆里的老牌友了，自从她多年前抛夫别女，改嫁到这个小镇，就热爱上了这门职业。她现在的丈夫是个货车司机，常年在县城跑运输，两三个月才回来一次，故她有足够的闲情消磨光阴。能够吃穿不愁，一直是她的梦想。她现在的丈夫，不但使她圆了梦，还特别疼爱她，将之视作人生最爱。每次从县城回家，不是给她买衣服，就是给她带好吃的。临别时，还要给她留足生活费用。中年妇女也不明白，她丈夫到底喜欢她什么。要说长相，自己不算漂亮；论能力，自己顶多是个下蛮力的。可他丈夫就是爱她，说没有她就活不下去，即使货车加再满的油，轮胎也不会动。
中年妇女搓麻将很少有赢的时候，几乎场场都输。一输了钱，就骂街，从街这头骂到街那头。转弯抹角地骂，指桑骂槐地骂。但牌友都不跟她计较，不但不计较，反而很欣赏她的那张嘴。只要哪天没听见她骂街，大家就觉得不自在，好像少了点什么。她骂得越凶，大家越高兴。后来，中年妇女似乎看明白了，牌友们知道她老公宠她，合起来想法设法套她的钱。尽管如此，中年妇女还是愿意跟大家一起玩。不玩儿，手就痒。凡是上瘾的东西，一旦沾上，要戒掉很难。
小镇上的人都很羡慕中年妇女，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其实心里苦极了。自从嫁给货车司机以来，丈夫只在结婚头一个月，跟她同过几次房。之后的日子，司机碰都没碰过她。中年妇女一心想再跟他生个孩子，可丈夫死活不领情。她怀疑丈夫在外面有人了，但一直抓不到把柄，只好将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吞。
有时实在寂寞难耐了，她也会想起曾狠心丢下的女儿和前夫。尤其是夜间，黑暗放大开来，像一张网将她罩住，憋得喘不过气来。她想起离开家的那个下午，太阳光十分明亮，放学回家的女儿在半路上碰见她，跪在青石板上，流着泪苦苦哀求她回心转意。她没有同情女儿，一脚将女儿踢开，头也不回地走了。直到她都快翻过山坳了，女儿还在后面穷追不舍。回想完女儿，她又想起自己的前夫。她觉得前夫倒也是个老实、本分人，只是家底薄，暂时不能带给她物质上的满足。办完离婚手续那天，前夫还特意请她在民政局门口的一个小饭馆吃了顿饭。吃饭时，前夫一言不发，坐在对面默默地看着她。回家后，也一直闷闷不乐，脚疲手软的，蹲在院坝边的橙子树下抽烟。中年妇女走时，他也一声不吭。刚刚走到屋后，中年妇女听到前夫在家中嚎啕大哭。哭声很吓人，狼喯虎啸一般。但她没有丝毫犹豫，未来的幸福生活诱使她不能停步。
没曾想，这一走，竟是匆匆数年。
很多次，中年妇女都想偷偷地跑回去，看看女儿长高了没有，脸上的酒窝是否还是原来的样子。她还想知道前夫如今过得怎么样。每年岁末，这种想法尤其强烈。可她没有那个勇气，更没有那个脸。
看来，她只能在嚯嚯的麻将声中安度余生了。
第五张面孔
特征：麻木，冷漠，僵硬，不带笑容，目光锁定在黑白两色之间。
一个老头。只有上半身，中山装有些旧了，洗得发白。左侧的口袋上，有个小洞，像是抽烟时，不小心被烟蒂给烫的。头上缠的白帕子，像一条没有花纹的蟒蛇。老头的表情一直是冷漠的，被一个相框固定着。看上去，苦大仇深，像谁借了他的米，还的却是糠。
要不是今天除夕，可能不会有人想起他。
相框上落满了尘埃，这使得他的面孔有些模糊。相框前的香案上，燃着一对大红蜡烛，上蹿下跳的火苗舔着他的脸。蜡烛是打工回来的儿子点的。蜡烛旁，还摆放着几个水果和一块“刀头”。“刀头”是老太婆专门煮来孝敬他的。一年到头，都在替孙女起早摸黑，洗衣做饭，却忘记了曾相濡以沫的伴侣。她怕哪天在那边见了面，老头会骂她厚此薄彼。
孙女蹲在香案前烧纸，脸上的酒窝还是那么可爱。爷爷生前，也是最疼爱她的，丝毫不比婆婆待她差。趁这年终岁末，新旧交替之时，给爷爷烧去几张散钱，也是理所应当。人活着，就得有感恩之心。
屋外，鞭炮炸响。过了今夜，新年就到来了。
简陋的茅屋里，坐着三个人：一个老太婆，一个中年男人，一个小姑娘。
三人之外，还有个老头，他把自己高挂在墙上，像一个常年守岁的人。
活着，是一笔债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家乡的故事，文中的“我”自然不是本人，她是我的叔婆，叔婆不识字，但她的内心却是那样柔软、细腻。面对生存的重压和精神的疼痛，她除了忍耐，还是忍耐。
我原用我手中的笔，为她代言——
一
凌晨五点，我就醒了。最先醒的，是我身体上的那根骨头。自从那次拣煤时，山体塌方，压坏了我的腰椎，疼痛就钻进了我的体内，像一只冬眠的虫子，把我衰老的皮肉当作免费的“美餐”。当然了，疼痛还是很讲情义的，我用自己的血肉喂养了它，它为了报答我，每天黎明，就准时从我体内的伤口爬出，催我起床。
即使疼痛不催我，我也会主动起床的，小孙子还等着我给他做早饭，吃了去上学呢。昨天他就是因为上学迟到，挨了老师骂，回来向我哭闹。我给他说尽了好话，他仍然不依不饶，比躲在我体内的疾病还顽固。有时，他还会给远在异乡工地上的父母告状，说我欺负他人小。最终，他父母少不了又要在电话里对我一番埋怨，末了，还不忘在我的伤口上撒一把盐。
我怀疑咱俩究竟谁是谁的“子孙”。
二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已经六十七岁了。活了一大把年纪，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没有人记得我的生日，除了躺在床上瘫痪了一年的老伴。年轻时，我将自己的生日都给了儿女，这是做母亲的义务。儿女是父母挂在额头上的灯盏，灯亮着，父母的生活才不会荒芜和孤单。
我的心是隐痛的，像长满了刺，年轮每增加一圈，刺就多出一颗，那是生活馈赠给我的礼物。其实，我明白，这种隐痛是要提醒我：有儿女在，疼痛也是一种幸福。
以前，都是老伴为我过生，他是我今生欠下的另一笔债。老伴心疼我，我每次过生，他都会偷偷地给我煮一个鸡蛋，然后，流着泪俯在我耳边说：头上又长角了，好好活吧，要是没了你，我的一生等于零。
可怜我的老伴，一生未去过远方。那次他扛着铁锄去山坡除地，还没下锄，毒辣的太阳就将他烤软了。不能说话不能动弹的他，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年。我知道，老伴的一生，都是躺着过来的。
躺在床上的老伴越来越瘦，似村庄里越来越贫瘠的土地。
我默默地站在床前守着他，泪水打湿记忆。床上躺着的，不止是老伴，也有我的影子。
三
我的背篓里还没拣到几块煤，天就黑了。天黑得很快，像生命的衰老。事实上，我的一生也没拣到什么象样的东西，除女儿出嫁时扔掉的几件破棉袄，儿子结婚时抛弃的两双旧胶鞋，我连前半生的影子都没找到。
垃圾堆里的煤越来越少，拣煤的人越来越多。寒冷冻僵我的腿，我看不见寒冷是从什么地方漫过来的，也许，它来自我身体内部。我所拣到的那点煤，已不能再温暖我那几根生锈的骨头。煤燃烧散发出来的能量，只能供家里煮两顿饭，替老伴烘干被尿湿的裤子。偶尔有所节余，就拿去卖，为孙子换回几个零花钱。
回家的路上，视线中的村庄很安静。很多人都睡下了，没有人敢待在野外，怕寒冷把自己冻伤。
我不怕冷，我知道，冬季很快就会过去，冬一过，就是春了。遗憾的是，我生命的冬天已经来临，我看见自己的魂魄裸露在寒风中，瑟瑟发颤。
四
孙子在夜半说胡话，不停地喊：“妈妈、妈妈”。我急坏了，孙子的命比我的金贵。他的呼喊一声强似一声，恐慌水一般弥漫。
孙子也不容易，三岁起就一直跟着我，四年里总共见过父母两次面。他每天都在回忆父母的样子，一会儿说他妈妈像隔壁的春婶，一会儿说他爸爸像邻居李二爷。他常常一个人站在村口，抬头凝望远方，把村头一条笔直的路望成一个三角形的码头。
孙子的额头很烫，像他的年龄。但他幼小的心肯定很凉，“妈妈、妈妈”，每一声喊，都是一道伤。
我颤抖的手从抽屉里抓出一团皱巴巴的纸，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那上面的号码是一条血缘之藤，栓着从我身上跑掉的一块肉。电话通了，儿子在暗夜中的声音微弱而短促：娘，娃小，病要想法治好。
当我扛着孙子连摔带爬来到乡卫生所时，黎明正从我的喘息中醒来。医生揉着惺忪的眼说：“再迟一步，情况会更糟。”
那一夜，比我的一生还要漫长和难熬。
孙子的病好不容易痊愈了，我心中的病正在潮水般膨胀。
为给孙子治病，圈里少了一头猪和一只羊，家里仅剩一个饥饿的粮仓。
五
女儿回来看我。说他哥在工地上干活时被钢筋砸断一条腿。怕我伤心，儿子儿媳隐瞒了实情。女儿的泪水流尽了我一生的委屈。儿子离开村庄时，记得我曾告诉过他：万事小心，城市终究是别人的家园，你的脚沾满泥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你的根上长满庄稼。可儿子到底还是没听我的话，他总是把我一辈子说的话，当作耳边风。
听女儿说，儿子出事后，包工头怕承担责任，躲了。像一阵风，瞬间匿迹。包工头跑后，儿子的痛苦成了一个笑柄。媳妇心不甘，在工地上喊冤鸣不平，像一个疯子，在招揽看客。工友们躲在角落里，窃窃私语。惟恐大声嚷嚷会惹怒监工，不发给他们回家的路费。
我惟一能做的，是去村头的庙里烧炷香，祈求我流浪在外的儿女不再流浪。
孙子又开始在每天夜里叫：爸爸……妈妈……这次他没有生病，他的叫喊是一只幼鸟在呼唤父母归巢。
老伴似乎也知道了儿子出事的消息，两只凹陷的眼眶装满了浑浊的液体。
我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我担心——我那苦命的儿子，在腿断之后，还能否找到回乡的路。
六
老伴走了，走得很平静。他的痛苦终于得到解脱。他从倒下那天起，就已经死过一回。只因舍不得我，他才重新活过来，分担我的苦痛。
柴房里置放的那口棺材，散发出檀木的淡香，那是他几年前亲手打制的。他做事总是那样积极，人还健在，就对后事做了预算和安排。当时我说，咱俩谁先走，谁就睡那口匣子。他说，想得美，我肯定比你先行一步。他的预言果真灵验，他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就像他一辈子对我的呵护和关爱，从未变过。
也许是我没能照看好他的儿子，让他伤透心，他才狠心撇下我，撒手西去。留下最后一段路，我一个人走。
也许他是心疼我，怕我过生日时，再没人煮鸡蛋给我吃，才提前去到另一个世界，先把鸡蛋煮好，等我过去。
儿子拖着残腿匆忙赶回来时，老伴早已入土为安。他的心还是那么善良，他不想让儿子看到自己的狼狈样，他一生都没给子孙们丢过脸。儿子爬在土堆上，嚎啕痛哭，他第一次发现躺倒的父亲也是一道梁。
老伴走后，儿子又去了远方。他怕自己残废后的单腿走不了多远，就把我的孙子也一同带上。他说，乡村到城市的路很长很长，需要一辈人又一辈人不间断地走，才可能望见城市的曙光。
七
儿子带孙子走了，我最后的任务就是替他们守住这几间破旧的空房。我怕他们哪天万一走累了，或者被城市的巨手赶出门外，返回村庄时，也不至于没一个遮阳避雨的地方。只要有瓦片的地方，就有根在。有根在，就可以播撒种子，种谷子，种高粱……重建家园，孕育生命的胚芽，等待收获的喜悦。
即使哪天我也走了，我就将坟堆和老伴的垒在一起，共同守着这片土地。直到离开土地的人重新回到土地上来。
不过，目前我尚活着，也只是活着而已。
活着，是一笔债，从地狱还到天堂，也未必还得清。
背篓谣
一切从黄昏开始。
风在田野上奔跑。路边的小树，随着风吹的方向，弯了弯腰，又立正了。两只麻雀，站在树枝上，脑袋转来转去，抖擞着羽毛。像两个歌唱家，在表演节目。晚霞铺在西天上，绯红绯红的，仿佛油画家泼洒的颜料，有一种古典的美。田坎上，一条黄狗摇着尾巴，急匆匆朝家赶。风拉长它的影子，看上去，有些流浪的意味。
母亲背着大背篓，走前面；我背着小背篓，走后面。我们总是在本该回家的时候，才上坡。在此之前，母亲和我都有其它事情要做。
农人的日子，不分白昼和日月。
母亲给我的最初印象，即跟一个背篓联系在一起。无论天晴下雨，还是刮风飘雪，她的肩上都背着一个背篓。那个背篓里，不是装满柴火，就是装满野草。由于长期背背篓的缘故，母亲还很年轻的时候，背就驼了。背驼后的母亲，常喊腰椎疼。有时，她背着柴草，在路上走着走着，病突然犯了，疼痛使她直不起腰。遇到这种情况，她也只是靠在土坎上歇一歇，而从未放下过肩上的背篓。
将背篓填满，是母亲的责任。
我们家靠院墙的偏房里，堆满了一屋子的干柴，这些柴全是母亲割回的。割柴是为抵御冬天的寒冷。乡村的冬天，是很难熬的。霜冻常常袭击脆弱的事物，比如一只飞翔的鸟，一只尚在跪乳期的羊羔，一个蹲在墙角失语的老人……他们都需要借助强大的热源，来驱逐内心堆积的风寒。许多个冬天，我都在野地里捡到过被冻死的鸟，我把那些鸟的尸体装入一个纸盒子里，埋在村头的一棵槐树下。每当我从那棵槐树前路过，眼睛就会潮湿。
在乡下，一只鸟是脆弱的，一只羊羔是脆弱的，一个老人是脆弱的。而我并不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强大多少。
母亲割回柴火，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和我们的家。
这些干柴，让我对幸福充满渴望和期待。每一根柴，都是一粒火种。火种越多，火焰越旺，屋子越温暖。
被这温暖火光笼罩的，还有我们家的牛和羊。早在入冬以前，母亲就在圈里储备了大量的野草。那些草虽经霜打寒冻，大多已枯萎，但能救牲畜的命。无论是那头牛，还是那只羊，对我们家都有恩。牛为我们耕地犁田，羊为我们攒钱流血，它们的一生，都在为我们作牺牲。母亲没有理由不救它们。
从冬天走出来的人和动物，生命都是耐寒的。
我在母亲的护佑下，渐渐醒事，母亲却在一天天变得瘦弱。疾病潜伏在她的体内，变换着花招折磨她。夜里躺在床上，疼痛使她难以翻身。父亲满山挖草药煎水给她喝，也不凑效。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叫到床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从明天起，你就跟我一起上坡割柴吧，你肩上早晚都得挎上背篓的。”
当晚，父亲就为我编了一个小背篓。
刚开始割柴，我连刀都拿不稳。几刀子下去，柴没割掉，手指却被刀割破了皮，血珠水一样冒出来，疼得我又哭又喊。母亲见状，并不理会。只是摘来几片草叶，擦掉我手上的血迹，细声说：“小心点，过一会儿就不痛了。”说完，又埋头割柴去了。她一边割，一边观察我的动静，满脸愧疚。
事实上，我的小背篓，每次都是母亲帮我填满的。单靠我自己，根本不可能把背篓填满。这一点，母亲是清楚的。她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让我过早地认识人生罢了。
记得那年我大概七岁，跟着母亲上坡割草。初冬的绵雨，使山道一片泥泞。田野和远山，都被雨水泡软了，潮湿、虚幻，了无活力。地上的草，多半干了苗。尚存绿意的，也被雨水淋湿，趴在地上，像在对哺育它们的土地忏悔。母亲带着我，从这个山坡走到那个山坡，几乎找不到要割的草。她沉默着，一脸沮丧。直到天将黑时，我们才割得大半背篓草，朝家走。因我人小，走路不稳，且脚底打滑，几次跌倒，周身溅满泥浆。母亲为搀扶我，也数次跌滑，崴了脚。我赌气，站在路上哭着不走。雨淅淅沥沥下着，打湿我们的衣服和头发。眼看天就要黑了，母亲焦急地拢拢头发，然后，用衣袖抹去我脸上的水珠，牵着我的手说：“孩子，走吧，跟着我的脚印走，这样就不会跌倒了。”我踩着母亲的脚印，一步步试着朝前走。我的脚印印在母亲的脚印上，母亲的脚印引领着我的脚印，像一个个路标，又似一串生命的印痕。
为让我跟上脚步，走得更稳，母亲故意放慢速度，步子迈得很小。我们小心翼翼地跨过一个个水坑，一个个泥潭，果然，我没再跌倒。母亲见我愁眉舒展，越走越轻快，便放开了牵我的手。她说：“我不能牵你一辈子，再烂的路，都得自己走啊。”她一边走一边还教我唱童谣：“小背篓，挂肩上，圆圆的口子似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
就这样，我跟着母亲的脚印，唱着她教的歌谣，从童年走向了青年。
等到我终于能够独自填满背篓的时候，父母却又在开始忙着比割草或割柴更重要的事情。那几年，庄稼减产，瘟疫肆虐。粮仓里储存的粮食，填饱我们一家人的肚子都难。母亲养的猪或羊，还是幼崽时，即染疾夭亡。家里债台高筑，天天都有人上门催债，闹得父母苦痛不堪，我也因此不得安宁。
父亲时常坐在田坎上，抽闷烟，沉默得像他身旁的锄头。他已经没有多少话说了，他早把心里想说的话，通过劳动，秘密地告诉了大地，大地上的禾苗，麦子，高粱和大豆……母亲则躬着身子，在田里拔草。只有将野草除尽，种子才可能长得根正苗壮。种子长壮了，籽实饱满了，我才不挨饿，母亲才不挨饿，父亲才不挨饿，我们全家人才不挨饿。
落日下，我看见一颗颗受累的灵魂，像故乡一样脆弱。
我一直试图摆脱背篓的重压。
多年后的一个黄昏，我背着一个帆布口袋，沿着村头那条崎岖的山路，走向了远方。口袋里，装着母亲亲手为我做的一双布鞋，和几个干硬的馒头。在离开家的那些日子，我躲在别人的城市里，像一只蚂蚁，爬行着生活。白天，我到工地上帮人抬沙，提灰桶。替人抄海报，散发传单。风里奔雨里跑，饿了，买两个馒头或一袋方便面充饥。渴了，跑到厕所旁的自来水龙头下接水喝。夜晚，就坐在街边的路灯下看书，学文化。直到街上游人散去，我才拖着困倦的身躯，回住处休息。有时看书太久，我趴在街边的台阶上睡着了，醒来，披一身露水，周身冷得哆嗦。寂寂大街，空无一人，心中悲戚顿生，眼泪夺眶而出。每每如斯，我便深切思念故乡，思念父母，耳边就会响起母亲曾教我唱的歌谣来。那支童谣，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乐章。在我孤独失意时，乐章就会奏响，给我抚慰和力量，勇气和希望。
没想到，我摆脱了一个背篓，背篓却变了一种形式，压在我的身上。
不过，跟以前相比，我的承受能力更强了。我没有被肩上的重负压垮——如今，我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过上了城市人的生活。母亲也没有被她肩上的重负压垮——她一生都在与肩上的背篓抗争，与命运抗争。最终，她获得了火焰和阳光，成了我们家的脊梁，一个村庄的脊梁。
但我清楚，我虽身处城市，根，仍在乡下。我人生的来路，还得在母亲的脚印里去寻找。
母亲是故乡的缩影。
今年春，我回到老家，与母亲并肩坐在山坡的草坪上，晚风撩起她花白的头发，落日的余辉照在她沧桑的脸上，安静而祥和。“妈，你还记得曾经教我唱的那支歌吗？”我问。她抬头望望天，良久，才张开漏风的嘴唱道：“小背篓，挂肩上，圆圆的口子似玉缸。装柴火，装太阳；装青草，装月亮，装满童年的梦想……”
歌声跟随晚风，传遍山川和旷野，飘向时间和永恒。一种消逝的力量，重新在我们心里复活了。
我们一边唱歌，一边看着落日慢慢地从西天上坠落。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辉被暮色吞噬，我和母亲紧紧抱在一起，眼里同时闪着泪花。
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
那只墨水瓶，是我从村头的学堂偷来的。
学堂坐落在一个土丘上，周围除生长着三棵枣树和两株柳树外，看不见更多植物。木条的窗棂，灰尘密布。屋顶上的瓦，长满青苔。阳光从瓦缝间泻下，照在教室里一张张憨态可掬的小脸上，梦一样飘忽。整个学堂，拢共十余个学生，一个老师。四季在这里，是没有色彩的，就像那些孩子眼里，没有春天和秋天，只有麦子和面包，田野和道路。他们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安置肉身和心灵。
我是那一群缺少色彩的孩子当中，最早发现色彩的人。
那色彩，被装在一只墨水瓶里，放在老师的讲桌上。每天上课，我的注意力，都会被那只瓶子所吸引，而完全忽略掉老师的讲课内容。直到我的作业本上，出现一个又一个红色的“×”时，依然没有改变我对它的凝望和遐想。那种血一般鲜艳的液体，复活了我童年的记忆。
墨水瓶里，总是插着一只钢笔。我喜欢看老师批改作业时的样子，三根指头拈住笔柄，将笔尖朝墨水瓶中沾沾，再在瓶口刮刮，潇洒地在作业本上划下“√”或“×”。时间在对与错的对峙下，溜走了。一些人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
而老师，自然成了我的偶像——他不但可以判断知识的对错，还能判断心灵的美丑，甚至预测一个人的未来。作为一面镜子，我从老师身上，看清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但我知道，要成为老师那样的人，不容易。老师是喝过大量墨水的人，文化人都是墨水浸泡出来的。姐姐说，谁墨水喝得越多，文化越高。任何一瓶墨水，都将转化成人身体里的血液，并使之变得聪明、睿智。
姐姐的话，坚定了我在苦难中的信念——拥有一瓶墨水，学做一个文化人。
我不敢将这个想法告诉父母，怕加重他们的心理压力。他们能让我和姐姐活下来，并将我们中的一个送进学堂，已属不易。作为父母，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么多。剩下的事，全靠我自己。
那是一个黄昏，放学后，孩子们都回家了，教室里空空荡荡。晚风吹拂，杨柳婆娑。我躲在教室的椽梁上，似一只等待觅食的老鼠，心跳鼓点般起伏。蟋蟀躲在墙缝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叫。夜色聚拢，空虚如水般将我覆盖。我突然感到恐慌，从椽梁上滚了下来，疼痛加深我的惧怕。我颤抖着身子，迅速撬开老师办公室的门，拿走了桌上那只墨水瓶。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为一种来自心灵的惊悸，也为一条遍布生活道路的荆棘。直到天快亮时，我才睡着。睡着后，做了一个梦：
我成了老师的下一个轮回。
可梦，是要醒的。就像希望和失望，没有边界。
没想到，我偷回来的这只墨水瓶，会给姐姐精神上制造一场灾难。
姐姐比我更加珍视那只瓶子，每晚睡觉前，都要将其捧在手心，端详半天，才能安然入睡。姐姐在看墨水瓶时，脸上浮现出一丝幸福感，仿佛她那苍白的青春琴弦上，跳出几个明快的音符。
一只墨水瓶，不仅拯救了我，也激活了姐姐生命的潜能，和梦想的自由。
在接下去的时间里，姐姐不再把精力消耗在劳动上，更多时候，她坐在桌前，望着墨水瓶发呆。偶尔，从我的书包里，抽出一本书来，一边翻阅，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我知道，姐姐是在以一种决绝的态度，对抗生活和命运。
父亲看穿了姐姐的心思，每天早晨，故意提高嗓门说：“兰兰，你去送弟弟上学吧。”姐姐听父亲这么一说，顿时神采飞扬，宛如一只蝴蝶看见了菜花。但姐姐同样是理解父亲的，即使在送我去上学的路上，她也背个背筐，割草或割柴。任何时候，她都没忘记帮助父母支撑起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山风吹散薄雾，朝霞染红大地。姐姐牵着我的手，像牵着自己的一轮红日，向村头的学堂走去。若遇刮风下雨，村道一片泥泞。姐姐就戴个斗篷，或撑把伞，将我扛在背上，驮我去上学。泥水溅脏她的裤管和脸庞，也溅湿他的憧憬和青春。
姐姐从来没有到过学堂，每次，她只将我送至学堂对面的田坎，就不送了。她对自己无法拥有的东西，从来只存敬畏和仰望。我能想象，姐姐在目送我走向学堂的身影时，她那脸上压抑的忧伤，和内心尖锐的疼痛。
直到我走进教室，姐姐才从她的守望中回转身，去山坡割草。下午放学时，她又会准时出现在那条田坎上，接我回家。我在姐姐的接送中，一天天长大，姐姐也渐渐变得成熟。
仅几年光景，姐姐完成了她一生所要经历的事情。
有一天，姐姐终于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她嫁给了邻村一个学木匠的小伙子。姐姐出嫁时，只有十五岁。母亲流着泪，卖掉家里惟一一头羊，给姐姐买了件新衣裳，和一双解放牌胶鞋。从此，姐姐像那头羊一样，被人牵走了。姐姐走那天，我正在学堂上课。下午回到家，才发现姐姐住的房间，只剩下那只墨水瓶，安静地放在桌子上。瓶子旁，是我送给她的半截铅笔，和一个练习本。本子上，歪歪斜斜写着一些错别字。那些错误符号，记录着姐姐的心灵秘密。每一个错字，都是一道伤和痛。
姐姐的出嫁，使我们这个家，笼罩上阴影。
无论在学堂，还是家里，我满脑子浮现的，全是姐姐的影子。父亲闲暇时，不是坐在院坝里抽旱烟，就是站在姐姐离去的路口发愣。母亲只要一走进姐姐曾住过的屋子，就忍不住掉泪。姐姐为我们这个家，付出得太多了。姐姐的命运，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后来，不知是为苦难的姐姐祈福，还是想重新点燃我们生活的希望，母亲把那只墨水瓶，改装成了一盏煤油灯。入夜，母亲将灯芯挑得长长的，桔黄色的火焰，越燃越旺，仿佛姐姐如花的笑靥。温暖重又弥漫我们的屋子。父亲伴着灯光，编箩筐。母亲坐在灯下，纳鞋垫。我则爬在灯旁，看书，写字——我不仅要坚守我的信念，更要替姐姐完成梦想。
长夜漫漫，灯火煌煌。我独自坐在深夜，面对内心和灵魂，把一本本书，翻得破损不堪。有时太疲劳，眼皮像粘了胶水，睁不开，我就用辣椒水来点眼角，刺激自己的睡意和困顿。冬夜，寒气重，稍微坐一会儿，腿脚就冻僵了。只有呼吸，尚余热温。母亲知道我要久坐，做晚饭时，就为我备好满满一烘笼碳火，并一再嘱咐：天寒，不要坐久了。可只要我一想到姐姐，听到父母睡梦中疼痛的呻吟，我内心的倔强，又春草般苏醒了——我注定要成为一个守夜人。而那盏煤油灯，是夜间惟一的光源。它陪伴着我，迎接过无数的黎明和晨曦。
我到底从那盏煤油灯下，走了出来。
多年后，我师范毕业，站上了讲台。梦想实现了，却感觉不到幸福。当我看到讲台下坐着的孩子们，那一双双惊惧而渴求的眼神时，我在想——他们会将我视作自己的下一个轮回吗？
我又想到姐姐。自她出嫁后，我一直在心中寻找她。我想教她识字，然后，把练习本上的错字，改正过来。否则，她这一生，都不知道曾经的生活，哪里出了错。
我再次见到姐姐时，她已经是一个母亲了。当那个脸上糊得脏兮兮的孩子，叫了我一声舅舅，我的心里，涌起一股酸楚。那刻，我才明白——这辈子欠姐姐的债，永远还不上了。
如今的姐姐，生活平静而安详，不再对一只墨水瓶抱有幻想。也不再对那些喝墨水的文化人生发崇敬。在经历过风雪之后的她看来，喝清水也能增加血液的浓度。苦难也能把一个人浸泡成熟，并成为精神上的强者。
缺少灯光照耀的姐姐，最终靠一盏灯活着。那盏灯，是她的孩子。也许，这个孩子会使她踏上另一条苦难的道路，一辈子也得不到温暖和幸福，但能让她一辈子活得有希望和信念。就像母亲改装的那只煤油灯，虽然光源微弱，却足以照亮一个世界。
我的鲁院时光
过惯了庸碌和烦嚣的生活之后，突然来到鲁院这个清幽、雅洁之地，心中难免有种大欢喜和大自在的感觉。这一感觉不断暗示着，我试图在做一场精神的洗礼和飞升。就像一条鱼，在水底下呆久了，也想浮出水面，看看天空的颜色。否则，它的游曳和自由自在，不过仅仅是意味着活着本身而已。
活着，如果单单指生命的延续，而不能理解和洞察其内在含义，不知道何为痛苦，何为快乐；何为冷，何为热；何为恨，何为爱；何为肉，何为灵……那怎么说都是一种不幸。
到鲁院的第一个夜晚，院落里静悄悄的，只有回廊尽头，一张鲁迅的巨幅肖像悬挂在那里，目光冷峻，却又充满温和的光亮。我站在走廊上，默默地注视着他，心中感慨万千，惊悸不已。
回到房间后，躺在属于自己的小床上，内心更是深感不安。我的耳畔，仿佛响起一个沧老而又洪亮的声音：年轻人，你在这里干嘛来了？为名乎？为利乎？抑或别的什么吗？直到第二天举行完开学典礼，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余名文学编辑，我忐忑的心才稍稍平静了一些。原来，我们皆为着两个字而来：文学。
曾几何时，我将这两个字当做人生的“信仰”。为了它，宁可忍饥挨饿，也不自甘堕落，谄媚权势，阿谀奉承；为了它，宁可孤独寂寞，也不追名逐利，屈降尊严，自毁名节。多年来，岁月沧桑，物换星移，为这一虚幻的信仰，我从一个少年变成了青年，且正在向中年靠近，但对文学的初衷和敬畏之心却从未变过。就像在当今，如鲁迅一样的作家少了，但鲁迅开创的文学精神却依旧长青。
我希望自己是为秉承这一文学精神而来。
每天早晨，当上课铃声响起，我都以一种积极的心态走进教室。坐在陈旧、透着暗红色光泽的课桌前，心中有种复杂的感情。我猜想，这几十张桌子，都有谁亲近过它们。是王安忆和余华？抑或苏童和毕飞宇？总之，坐在教室里，我感受到某种巨大的气场。这气场，对于一个文学工作者来说，很重要。置身场中，会唤起你对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人生的冷静思考；会坚定你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一“心灵事业”的判断和信念。尤其是当台上的文学前辈们讲完课之后，你心中只会感受到四个字：吾道不孤。
来鲁院，其实是在寻找同道中人。南来北往的文朋诗友欢聚一堂，敞开心扉，推心置腹，聊生活，谈人生，赤裸裸地把心掏出来，不伪装，不掩饰。只有文学中人，才能体会这种人生状态的妙处，彼此间惺惺相惜，把酒话桑麻。要知道，在这个“心灵隔膜”的时代，要做到如此以心换心，何其难也。
我忘不掉一个场景。在江西吉安参加社会实践时，当天晚上，我和两个同学坐在白鹭洲边一块大石头上，脱掉鞋子，高绾裤管，将双脚浸入水中，并排坐在一起，交流心灵的秘密，以及人生的困惑和憧憬。其时，万籁俱寂，来江边兜风的人都散去了，只剩下我们三人，坐在这安静里。头顶朦胧的月光笼罩着湖面，水流从脚背上滑过，带着青草的气息。所有的喧嚣都在心门之外，无言的沉默胜过千言万语。那一夜，我们重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心灵的芳草地上，无忧无虑，快乐成长。心是那么干净，像山泉一般透明。我相信，这不仅仅是友谊，更是文学的境界。我很感激鲁院，它提供了一个试验我感受力的机会。至少，它让我知道，在红尘中沉浮经年之后，我还有感动的能力。心没有变得麻木和冷漠，还依然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悲悯，而这不正是文学所需要的吗？
的确，这是文学所需要的。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久了，心中会滋生一种疲倦感。这疲倦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当下作品的不满足。每天，我都在大量的来稿中披沙拣金，可挑来挑去，你会发现，最终可以拿来下锅的米，却无非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无论作者给这些谷子、芝麻贴上什么标签，换上何种包装，仍难以掩盖那股子“霉味”。而且，其中还掺杂着大量的沙粒和糠壳。只能充饥而不能提供营养成分的食物肯定是不好的。唯有对大地充满感情的人，种出的粮食才可能是既能充饥，又营养价值丰富的。正如文学最打动人心的东西，往往都是从生命中来的。
每天晚饭后，我喜欢到门外的园林中走走。不大，倒也别致。园中有不少已故作家的塑像，我每每从他们身边走过，都会凝视良久。站在他们面前，有高山仰止之叹。偶一抬头，看到园林对面的白楼上，赫然刻着巴金先生手书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字样，心中无限温暖。这也是一种气场。
在鲁院，文学的气场无处不在。就连林中的树木，似乎都受到了濡染，长得那般挺拔，郁郁葱葱，叫人怜爱。你看那几株垂柳，秀发如瀑，风一吹，全都朝鲁迅的塑像致敬，酷似几个文学女青年。再看那棵粗壮的桑树，伟岸笔直，有些年头了，树枝上挂满了桑葚，赭红如血，很像鲁迅笔下曾描写过的样子。最为打眼的，是那一片梅子树。我们来时，正赶上挂果期，乒乓球大小的果实金黄一片。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喜欢跑去摘来吃。我怕酸，不敢入口，只能远远地欣赏。欣赏比得到好，那是一种美德。
鲁院教会了我这种美德。多年来，我都是一个对生活做减法的人。厌热闹，嗜静笃。朋友三两个，皆属至交。喜欢写作，却不怎么喜欢写作的人。在鲁院这段日子，让我得以重新反思自己的人生。反思的结果是：只做自己，珍爱生活，多跟自然相处，多跟家人相处，多跟自己的内心相处。至于文学嘛，那是“功夫在诗外”的事情，不必刻意求之。
鲁院让我愈发认清了我自己。
既然认清了，那就不必踯躅和徘徊，更无需留念，归去吧。归去走自己的路，不必回头。要学会把背影留给年轮，把年轮留给记忆。在鲁院，我们都是些偷盗时间的人。虽然，我们以文学的名义，把时间盗走了，却留下了整个夏天，以及关于夏天的种种传说。
这些传说，最终都将化作院门前池塘里的朵朵睡莲，那么洁白，那么芬芳，那么安之若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