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一圈，看了看四周的环境。拘留所中间留出了一块公共区，四周大约有20间双人牢房，每间里有一张双层床。一位身着制服的看守坐在一张桌子上。桌子紧挨着一扇被上了锁的门，这扇门直达电梯。这里还有一个装有铁丝网的露天阳台，供囚犯晒太阳。有的囚犯正在公共区看电视，其他人在自己的牢房内看书或是睡觉。
我首先要给莉拉打电话，让她为我雇一位律师。我走到付费电话那里排队等候。因为我是个新来的，囚犯们都在盯着我。轮到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要想打电话，要么自己账户里有钱担保，不然就只能打对方付费电话了。于是我打给莉拉，让她付款——付每分钟4美元的电话费！这简直就是打劫，就是在敲诈囚犯，因为囚犯没得选，要想和外界保持联系就只能让他们的亲友来承担这样不可理喻的费用。我跟莉拉通话的时候她哭个不停。我告诉她联邦探员将我带到了这里，而听证会要到周一早晨才能够举行。我让她拿我的银行卡取3000美元雇一位律师。这是我订完回埃及办婚礼的机票后自己名下剩下的所有财产了。我跟她说几个小时以后就会再打给她，让她不要担心。
挂了电话以后，我脑子里开始出现很多疯狂的想法。离期末还有一周了，我可以申请保释吗？别人跟我说过的有关监狱里的事是真的吗？我会被强奸吗？万一不能保释怎么办？我可是在申请学生贷款时撒了谎，天啊，这得有什么样的惩罚啊？我直到周一上午才能见到法官，那么在周六上午就逮捕我是为了击溃我的心理防线而采取的心理战术的一部分吗？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住在莉拉那，那些联邦探员是怎么找到我的呢？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我脑子里有那么多问题，却没有一个答案。
我在牢房里坐着，早晨匆匆忙忙戴的隐形眼镜，所以眼睛干得厉害。我想着怎么才能找到护理液晚上放隐形眼镜呢？要是我弄不到护理液就麻烦了，没了隐形眼镜我几乎是个瞎子。而且这间牢房特别冷，却只有一件薄薄的毯子，冻得我开始打起喷嚏来。我拿牢房厕所里的卫生纸擤了擤鼻涕。
这时有个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阿拉伯人。我从他的长相和口音判断他是个中东人。我告诉他我是埃及人。于是我俩聊了起来，他教给我几个窍门。首先，他教我怎么用牙膏和厕纸把牢房的通风口封死，这样晚上就不至于太冷。他是因为贩卖毒品而坐牢的，去年打官司的时候他在大都会拘留中心。听说我是因为在申请学生贷款时欺诈这种小事而被逮捕的，他非常吃惊。他说我肯定会在周一上午保释的，但他让我别告诉其他的犯人我是因为这个原因进来的，不然他们会觉得我是只菜鸟，然后来找我的麻烦。他还告诉我每天是在什么时候清点犯人。一般会在下午4：00、下午9：00、半夜0：00、凌晨3：00和凌晨4：30。周末和节假日会在上午11：00加点一次。清点人数的时候我们都得待在自己的牢房里。上午11：00、下午4：00和晚上9：00这三次查人时我们必须在自己的牢房里站好。而其他几次查人的时候我们必须将皮肤露出来，还要有活动的状态，就算在睡觉也不能把身子都裹在被子里，而负责检查的官员会砸牢门让我们动一动，这样的清点才算是有效的。
我刚踏出牢房想去看看公共区，就赶上了当天上午11：00的那次查人。于是我回到了自己的牢房。这是我成为联邦罪犯后受到的第一次清点。我一直在计算着到周一上午我能参加保释听证会还有多久，因而那天显得格外漫长。
当天下午我又给莉拉打了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她雇了个律师，名叫维肯。这人我们曾在电视的阿拉伯频道看见过。广告中说他是位专门处理伤害案件的律师。莉拉说，愿意接受3000美元这么低的价格的律师也就只有他了。我当时并不知道，雇他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这天的时间过得特别慢，好不容易才熬到午夜。午夜前每个人都要回到自己牢房，我回牢房后就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在大脑一团乱麻的情况下入睡。虽然已经用涂上牙膏的湿厕纸试图堵住通风口，但毫无作用，刺骨的冷风还是会吹进来。而且我也没法摘隐形眼镜，因为这里根本就没地方放置它们。如果我把它们摘掉，而没有护理液的保护，那么隐形眼镜一定会变干；而如果没有隐形眼镜，六英寸以外的无论任何东西我完全都看不清。
在监狱里的第一晚我一宿没合眼，周日晚上也是如此。我的眼睛特别干，尽管我已经请求狱卒能给发给我放隐形眼镜的护理液，我希望他能够帮我这个忙。由于以前看过太多发生在监狱浴室里的恐怖电影，我也不得不忍住了洗澡的念头。
我又给莉拉打了一个电话。她向我保证那位名叫维肯的亚美尼亚籍律师一定会在周一上午出现在我的保释听证会上。周日一整天我都过得浑浑噩噩，一直熬到第二天清晨。凌晨4：00我和其他几名犯人被狱警叫起来。这个时间是等待参加庭审的犯人的例行起床时间。我们几个犯人戴着脚铐和手铐，被带进楼内的拘留室，尚未被审判的犯人在这里等待联邦法警传唤出庭。我们的早餐是一片面包、熏肠、黄油和果汁。我坐在屋里等了四小时左右，这里还有大约15名犯人。角落里有一个坐便器，一个人方便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够看到。我尽量吃得少一些，以避免在众目睽睽下方便。
我受到传唤的时候又被铐上了脚铐和手铐，由两位联邦法警带进法庭。此时我终于见到了莉拉和律师。逮捕我的那位联邦探员也在场。负责处理本案的美国助理检察官开始详细阐述关于对我学生贷款诈骗和谎称的公民身份的指控。由于我谎称了我的移民信息，连续三年（1998—2000年）在办理联邦学生贷款时谎称自己是美国公民，又由于我每年各申请了一次，因此我被指控三次谎称公民身份及三次学生贷款诈骗。
贷款诈骗其实是谎称公民身份后的连带罪责。之后检察官继续指出我在美国既没有财产也没有直系亲属，这说明我有潜逃风险。潜逃风险是指如果受到指控的某人可以被保释，这个人可能会为了避免被起诉和牢狱之灾而违背保释条约选择跑路。同时，检察官声称我的妻子莫妮卡申请收回我的绿卡！他还说我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人，曾在夜总会打过架。对于检方和莫妮卡产生联系这一点我并不惊讶，不过我一直在试图搞清楚关于夜总会的事检方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我隐约记得我曾对莫妮卡编过一个故事，说我在夜总会和人打架了，好让她觉得我是个硬汉。她肯定是把这件事当成真事告诉了特工，现在检察官又拿这件事来证明我对社会有危害。
后来我才得知，“排除合理怀疑举证”并不适用于保释听证会，检察官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提出的夸大其词的指控数目之多让我感到十分震惊。
当我的律师开口为我辩护时，我简直吓坏了。他口音浓重，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法官也听不明白，不停地让律师重复他的话。他只是说我是个好学生，过几天要去参加期末考试。
但是法官拒绝了我的保释请求。我请求发言，法官仁慈地同意了。我说了自己对学校的贡献，告诉她我即将从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工程学院毕业，并将在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而且我之前从未触犯过法律，那位检察官关于我的陈述并不准确。于是，法官同意第二天再召开一次保释听证会，让我可以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我符合被保释的条件。
我害怕自己不能被保释，只好开始研究美国司法体系当中那些错综复杂的细节。检察官会以各种方式阻挠保释。他们会利用被告曾做过的任何事情，只要能证明被告对社会有危害，就能使法官拒绝被告的保释请求。检察官认为如果将被告关在监狱里，被告被判有罪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大部分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精神崩溃，他们会为了减少坐牢时间从而被迫接受认罪协议。
我被带回拘留室中，在这里一直等到了下午6：00左右。联邦法警将我带到地下室，我之前从未来过这里。我和其他几位犯人一起被带上巴士车，前往贝克斯菲尔德市的克恩县监狱。这段路车程三小时，乘巴士车则需五到六个小时。我的眼睛灼热，身体疼痛，大脑已经麻木。
我们大约在晚上11：00左右到达了贝克斯菲尔德市乡镇的克恩县监狱。这里所有的狱卒都很像乡巴佬——观念保守的乡村白人——排外的种族主义者。这些狱卒对我们进行搜身，之后又要求我们撅起屁股咳嗽，最后把我们分类安排进各自的牢房。我进入的牢房与周末在大都会拘留中心的那间截然不同。这里更像是放置了三层床的宿舍，里面竟然关着33个犯人。屋里有四个坐便器和两个淋浴，都是开放式的，使用的时候牢房里的其他人都能看见。狱卒坐在屋外的单向透视窗后面，他可以看到牢房里的一切，而里面的人则看不到他。我累得要死，把多余的囚服枕在头下倒头便睡。
这次我睡了两个小时，在凌晨1：00醒来，因为这时候犯人们都要出来集合然后前往洛杉矶的法庭，这个路程漫长而痛苦。狱卒把我们带到一间拘留室，和大都会拘留中心法庭外的那间一样。凌晨1：30到2：00的时候我们分得了早餐，这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那天是穆斯林斋月的第一天，日出至日落之间我是不能吃喝的。我把所有长得不像猪肉的东西都吃光了，以便迎接这一漫长的斋戒日。吃过早饭以后，我们上了一辆巴士车，前往洛杉矶的联邦法院大楼。这一痛苦的旅程大概有四个半小时，期间我们都戴着手铐和脚链，而我们在法庭外的等候室等候的流程和前一天一模一样。只不过这一次无论保释听证会是上午还是下午，犯人都得在当天凌晨从1：00贝尔克菲尔德的克恩县监狱集合赶过来。
我在第二次保释听证会上见到了一位地方法官，他将决定我能否得到保释。我的那位英语极差的律师和莉拉也在场。法官从检察官那里听了一遍与前一天相同的不实陈述，之后允许我申辩。我将自己离开埃及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讲了一遍——我的奋斗以及到现在为止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然后法官问莉拉是否愿意担保我会出庭，莉拉同意了。法官规定只有莉拉同意这么做，我的保释才能获准。接着法官安排了另一场听证会，莉拉要在听证会上签署一份文书，证明自己拥有的财产或收入足够支付25000美元的保证金，我的律师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他就嘟囔了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我争取自由的唯一机会就是自己与法官的对话。
可是，当时我实在太累了，对我来说一切就像做梦一样——而且这是一场噩梦。我的眼睛火辣辣地疼，我已经四天没摘过隐形眼镜了。我决定第二天把眼睛摘了，以免眼睛感染。庭审结束后我被带回拘留室，分得了一个棕色的午餐袋。我把它留到太阳下山斋戒结束后再吃。
返回克恩县监狱的旅程与来时一样痛苦，乘车途中我还是坐在木质长椅上，戴着手铐和脚链。我分到的是三层床中间的那一张，一回到牢房里我倒头就睡。
离凌晨3：00还有十分钟的时候，又一个“惊喜”出现了。我发现克恩县监狱每天都是凌晨3：00提供早餐，并强制要求犯人起立进行人数清点。牢房里的犯人必须起立，排成一排，等待狱卒前来清点人数，在分得极其难吃的早餐，一片干瘪的熏肠和一片陈吐司，一个小橘子和一小盒果汁。食物难以下咽，可是我别无选择，不得不为了生存吞咽下去。有几名犯人站起来接受清点之后什么也不吃就回去接着睡觉了。他们这样做也无可厚非，要是我不这么饿的话，睡觉或许是更好的选择。我累极了，吃完东西后没跟任何人说话，也接着睡觉了。
早晨8：00我被牢房内两台电视发出的巨大噪声吵醒，原来是有的犯人喜欢看早间新闻和路况信息——好像这些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似的。我很快意识到，当其他犯人都醒来以后，这里就会像施工现场一样嘈杂。
上午11：00左右，这里吵闹得就像汽车工厂里的流水线。我起来后像其他犯人那样上了个厕所。我看到犯人在洗澡的时候，狱警们都能透过单向透明玻璃从外面清楚地看见他，而且狱警有男有女。我请求狱警能够给我些隐形眼镜护理液，过了快一个小时，狱警才拿着盐水回来，这是监狱里能搞到的最近似护理液的东西了。四天以来，我终于能把眼镜摘了，也终于能让眼睛休息一下了。
那天上午，有个白人走过来，说他叫基德。他是个肌肉男，身上有很多文身，右手缺了四根手指。我们攀谈起来，他说他已经在克恩县监狱待了好几个月了，一直在打官司。他问我为何入狱，我说是因为毒品，还说我之前在国外就坐过牢。我当时特意说是大麻，而不是什么危险的毒品，这样他就不会再往下问我答不出来的问题了。他问我是哪的人，我说我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是意大利人——这样我就能说我有一半白人血统，从而赢得他的信任。这一切在以后看来都很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