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因为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回忆我的母亲】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无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红。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会儿就做出一套衣裤。缝纫之余，妈妈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哧哧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我怎么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姐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现称青年节。当时我8岁，身在现场。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当时想必有许多中外记者，但现在想来，必定没有活着的了。作为一名记者，至少也得20岁左右吧？将近120岁，谁还活着呢？
闲话不说，只说说我当时身经的事。
那天上午，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北京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这天和往常不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当时我心里纳闷，却没有问我三姐姐。
下午4点回家，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的包车在马路上走，给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这条泥土路，晴天全是尘土，雨天全是烂泥，老百姓家的骡车都在这条路上走。旁边是跪在地下等候装货卸货的骆驼。马路两旁泥土路的车辆，一边一个流向，我们的车是逆方向，没法前进，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只见大队学生都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劳工神圣！”“恋爱自由！”一队过去，又是一队。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我和民国同年，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所以记得很清楚。
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要逃到天津去，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
但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守，不得主人许可，不能入门。爸爸有个外国朋友名叫Bolton（波尔登），爸爸和他通电话，告诉他目前的情况，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波尔登说：“快来吧，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
当时我三姑母（杨荫榆）一人在校（那时已放暑假），她心里害怕，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
妈妈给我换上最漂亮的衣裳，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我穿了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想哄孔雀开屏的。三姑母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黄包车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三姑母抱我坐在她身边，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她一手拉着我，熟门熟路地往里走，来到一个外国人的书房。她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她把我抱上一张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国人留着大菱角胡子，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说：“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里很害怕，而且我个儿小，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看见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藏明（我家的老佣人）抱着他宝贝的七妹妹，藏妈（藏明的妻子）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三姐姐搀着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妈没有留下，早已辞退），一大家人都来了。这时三姑母却不见了，跟着爸爸妈妈等许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人站在过道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指点着说：“咱们住在这里。”
我看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院子里洗脸，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三姐姐说：“你也这么大了，怎么这样不懂规矩，光着眼睛看人，好意思吗？”我心里想，这种女人我知道，上不上，下不下，是那种“搭脚阿妈”，北京人所谓“上炕的老妈子”，但是三姐姐说的也不错，我没为自己分辩。
那间小客厅里面搭着一张床，床很狭，容不下两个人，我就睡在炕几上，我个儿小，炕几上睡正合适。
至于那小厮阿袁呢，他当然不能和我们睡在同一间屋里。他只好睡在走廊栏杆的木板上，木板上躺着很不舒服，动一动就会滚下来。
阿袁睡了两夜，实在受不了，而且饭菜愈来愈少，大家都吃不饱。阿袁对三姐姐说：“咱们睡在这里，太苦了，何必呢？咱们回家去多好啊，我虽然不会做菜，烙一张饼也会，咱们还是回家吧。”
三姐姐和我都同意，回到家里，换上家常衣服，睡在自己屋里，多舒服啊！
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空落落的大房子，只他一人睡个大炕，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带几张烙饼，重回外国人家。
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阿袁说：“不好了，张勋的兵来了，还回到外国人家去吧。”我们姐妹就跟着阿袁逃，三人都哈着腰，免得中了流弹。逃了一半，觉得四无人声，站了一会儿，我们就又回家了。
爸爸妈妈也回家了，他们回家前，问外国人家我们姐妹哪儿去了。外国人家说，他们早已回家了。但是爸爸妈妈得知在张勋的兵开枪时，我们姐妹正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呢，爸爸很生气。阿袁为了老爷教他读书识字，很苦恼，很高兴地离开了我们家。
原载《中国文化报》2015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