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母亲写作的旺盛期，发生在父亲人生走下坡路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个悖论。时间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与60年代初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世界冷战的背景下，中国独立自主势在必行，一个崭新的工农政权要求着符合自身初衷的精神价值，文学作为文化重构的方法和力量，归并意识形态，共同实现共和国的理想。如我的母亲和父亲，于流离失所投奔革命，接触中国式的共产主义理论，因而改变生活走向的写作者，难免对社会抱着激进的态度，更是自觉承担起使命，期望将一己之力，纳入全体，为他们誓言过的人类目标服务。奇异的是，具有同样背景与追求的两个人，却分别走向命运的两端。父亲其时为军中戏剧工作者，反右运动落马。我至今不能清楚地了解确切原因，似乎和人事有关；又似乎和父亲归侨身份有关，这身份先天就决定了“非我族类”；也似乎和父亲轻率的性格有关。总之，父亲被逐出军队，从官员到平民，我们家的生活水准便呈直线下降。
多少有着挽救家庭不使付之东流的缘故，因我母亲引用过这样的说法：扛着命运的大闸，看孩子们游戏。这孩子们指的就是我和姐姐。后来听母亲说，父亲降级降薪，当日就把我们领出收费昂贵的幼儿园，可这并不让我们尤其我沮丧，去幼儿园可说是我初尝人世之苦楚。这就是母亲扛起的大闸之下的孩子。同时，更可能是，母亲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也为父亲证明，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真就属于那个集体共同的价值体系，母亲就在这时候，加倍积极地写作，收获颇丰。
然而文学写作却是一项奇特的劳动，非同于物质生产，不仅为共同的需要主宰，还相当程度地依赖于个体的经验、感情、认识。在我母亲，无论身世、遭际、性格、气质，都决定她是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是，她的写作几乎从开始起，就面对处理一种紧张关系，个体与集体如何兼容并蓄，两相关照，而这胶着状态，最后却也形成唯她独有的——以“风格”论似有不足，说是“世界观”又太重大，或者是心境吧！而且我以为，父亲的遭际一定间离了母亲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使她在宏大历史中偏于一隅，不得不自我面对，因而在史诗性的战争题材中，攫取了纤细的人和事，写成得茅盾先生称赞，日后几十年里收录进中学生语文教本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母亲的名字“茹志鹃”也被文学爱好者熟知，更重要的是，母亲她受鼓舞之下，开始成形自己的风格。然而，又一个悖论产生了，那就是她安身立命于写作的却正是最遭怀疑的，甚至生出固定的词组：“家务事”“儿女情”。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文学的发轫阶段，母亲专以这批评为题目写作两篇小说：《家务事》和《儿女情》，是为自己平反，也是替“家务事，儿女情”正名。但其实，即便在那个严格规范私人情感的日子，母亲以及她的同辈人依然透露出专属他们自身拥有的表情，除去字里行间不经意的渗漏，亦有完整的篇幅，穿越主流，落脚边缘，独立于时代的忽略之中。
至今尚记得那天晚上，母亲给我们讲故事，关于一个名叫也宝的小女孩，飞越孤儿院。我们追问之后怎样，母亲回答不知道，姐姐哭了。我没哭，但心里的难过久久萦绕，这就是母亲又一篇小说《逝去的夜》。听故事的时间仿佛在学龄前后，姐姐则在二、三年级之间，因记忆中父亲还未来到上海与我们团聚。后来搜索母亲留下的记录，见《逝去的夜》发表于《上海文学》1962年6月，比听故事的印象要晚近一年光景，所以，很可能母亲给我们讲的是构思中的雏形。受茅盾先生表扬的《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3月，自此，母亲的写作进入特别顺畅流利的状态。1960、1961、1962，这三个年头可说是高峰：《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三走严庄》《阿舒》——仅在1962上半年，就发表了《阿舒》的续篇《第二步》、《给我一支枪》及《逝去的夜》。对别人可能算不上什么，可母亲是个慢手，并且60年代无论阅稿还是审查都远比今天严格，付梓印刷周期也长得多，文学期刊少之又少，总之，文字的吞吐量极有限，因此，称得上气象繁荣。我努力企图还原那个时间，在那个时间里，有一个名叫“也宝”的小姑娘浮出水面。之后，过去二十年，也就是我们一代登上文学舞台的80年代，在母亲的长篇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她将再次登场，这一回，母亲坦然亮出自传体小说的底牌。母亲去世以后，我找出《她从那条路上来》第二部的遗稿，整理成三万字篇幅，这三万字写的就是也宝在孤儿院的始末，大大扩容了《逝去的夜》，情节细节更多，人物面目更清晰，更重要的是，作为自传体小说，写作者的主体身份更为肯定了，而母亲的写作中，这一个体往往是隐蔽的。
1962的年景似乎不错，全国范围的大饥馑过去，父亲王啸平——应该承认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马华文学史上出现的啸平、啸克、杨骚、王歌、蒲克、叶冰，就是他，此时，从南京调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回到家庭生活固然很好，尤其难得的是重归导演老本行，想来之前已摘去右派帽子，彻底改正还需耐心等到二十年之后，为历史纠偏的时节。其时，母亲写作中那个紧张关系似乎得到舒解，呈现出缓和。《逝去的夜》，固然能以阶级观念解释为旧制度的不正义，但具体到也宝的处境，却是宗教的虚无与世俗生活的强烈对峙，贫困是贫困，可热辣辣的人间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向往的，那一个泥娃娃，人称“大阿福”，被也宝抱在怀里逃出英国教会孤儿院的，就是人间的象征。《逝去的夜》的小说名如今看来似乎也含有隐喻，喻义时代灯火的阑珊处，规避了批判和讴歌的集体主题，偷渡出来私人生活。
从所存资料看，在相对松弛地书写了个人经验的《逝去的夜》，之后不久，母亲的写作又陷入紧张关系。接着，还是1962年，母亲发表的是小说《快三腿宋福裕》，与其说虚构，毋宁认为是一篇人物特写，写的是人民公社的劳动模范。下一年，母亲在郊区的乡村体验生活，“体验生活”的说法暗示着一个概念，那就是所谓“生活”是有所界定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和事，而只是为政权主体认可的一部分。这一年里，母亲的创造力相当稀薄，只有短篇《回头卒》，描写一个心怀私欲的农人精英，向来对母亲热情的批评界对此抱谨慎的冷淡。
自此便是十数年的搁笔，直至1977年写作并发表短篇小说《出山》。文学开始新世纪，公共母题向个体表达开放空间，反过来说，则是个体表达长驱直入公共母题。也就在这时候，“儿女情”“家务事”的温情主义母亲，却显现出鲜见的尖锐，她写作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以“黑色幽默”讽刺了那段误会的历史中的误会的共和国，成为第三个悖论。
原载《散文海外版》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