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药者
撰文 何瑫
上午八点，服用药物，用药后两小时内保持上身直立，两小时后自由饮水，四小时后进餐，随后五天之内，按照规定时间接受十六次抽血，除此之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休息。
[一]
吃完午饭后，24岁的姜晗宇感到四肢乏力，在潮热的病榻上不知不觉睡着了。几个小时后，头痛唤醒了他的意识。他睁开眼睛看看墙上的挂钟，已是下午五点。他想要直起身来擦拭顺着头发不住流淌的汗液，却被护士按住了身体。
“乖乖躺着，绝对不能起身，我要抽血。”
话音刚落，血液已经顺着导管缓缓流出。为了减轻反复静脉穿刺造成的痛苦，他的左臂事先被刺入了一枚静脉留置针。按照每次两毫升、五分钟一次的频率，从早上八点开始，在过去九个小时里，抽血已经重复了一百多次，即使在他昏睡期间也没有停止。
直到试验全部结束，这枚留置针才会离开他的身体。这一过程将不间断持续二十四小时。在此期间，他被禁止进食，一瓶接一瓶的生理盐水通过刺在他右手的另一枚留置针注入身体，用于维持体液的平衡。他此前从未经历过如此漫长而频密的采血过程，倘若事先知情，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这次试验，但此时躺在病床上的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一周之前，因为体检未能通过，他曾以为自己不会躺在这里，接受这种新型胰岛素的一期测试。但几天之后，他再次接到医生的电话：
“你明天有别的安排吗？没有的话赶紧过来吧。”
“我体检不是没过关吗？是不是通知错了？”
“只是一两项指标差了一点儿，无所谓的。现在人凑不齐，试验没法启动。你来不来？不来我马上找别人。”
听着对方急促强硬的语气，姜晗宇虽然心生疑虑，还是答应了下来。但接下来的情形，让他的内心愈发慌乱。
第二天上午七点，姜晗宇来到病房。过去，他总是和三四个试药者甚至更多的人在同一个房间接受试验，但这一次，不到十平米的病房里只有一张床。他不由得紧张起来，“只有我一个人吗？”“对。”“为什么？”护士毫无表情地回答道：“做你的，别问那么多。”
为什么这么频繁？合规吗？安全吗？目的是什么？他脑海里冒出一大堆问题，但他几次试图得到解答，都被护士的强硬而简短的回应终止：好好躺着就行。
高频率的抽血很快带来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疲劳。午后，他在闷热的房间里睡着了。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因为恐慌烦躁无法再次入睡，彻夜未眠。每六小时，会更换一名轮班的护士，但她们始终保持着沉默，这加剧了他的不安，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法脱身的囚徒。第二天上午，他脑袋昏昏沉沉地离开病房，脚下不住发软。
几天之后，姜晗宇和其他几名参与此次试验的试药者聚在一起。他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惊恐，一名试药者大声问其他人，抽这么多次血，会不会把我们抽成贫血？我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晕过去醒不过来了？
多年积累的医学常识让姜晗宇相信，这样的担心并无必要，抽血的次数虽然频繁，但数量极其有限，累积到一起甚至不会超过一次义务献血。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疑虑：如此不严谨的试验，能够实现应有的效果吗？我受这种折磨，究竟能不能起到作用？
按照医院的要求，一周之后，试药者需要回到医院，再次经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抽血。按照事先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他们虽然有权随时中止试验，但大多还是心怀忐忑地完成了后半部分——如果此时退出，就等同于主动放弃酬劳，并且丧失参加这家医院其他试验的机会。
2012年7月的一个上午，经历了第二次不间断抽血后，姜晗宇带着8000元受试费走出医院的大门。试药生涯中金额最高也是最后的一笔酬劳，无法平复他复杂的情绪。几个月后，当他得知这项试验即将再次进行时，他马上打电话告诉几个经常一起试药的朋友：这活儿有问题，别接——他所担心的，并不是试验可能会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而是有可能引发恶性冲突。他并不确定，面对这种超出寻常的试验手段和试验操作者的冰冷态度，本就缺乏安全感的试药者，是否能像他一样，努力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甚至担心，那几名护士早晚有一天需要戴着头盔上班。”
[二]
狭长而拥挤的医院走廊里，18名试药者等待着签署《氯雷他定片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知情同意书》，这是进入试验前的最后一项程序。他们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论着各色话题，逼仄的空间变得更加混乱，医生不得不用更大的音量维持秩序。
嘈杂声中，姜晗宇在角落里默不作声地观察这群将在未来五天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做了三年证劵销售、长期和人打交道的直觉告诉他，这群人里，似乎并没有人和自己气味相投。
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试药者圈子里，出生于北京本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姜晗宇的确是个异类。21岁那年，数学系毕业的他加入一家证券公司，寄望从一线销售的职位上起步，在金融业里实现自我价值的快速变现。
但现实却与他的想象相去甚远：愈发沉重的工作指标、无休止的同事倾轧、始终不见增长的薪水……三年之后，他决定彻底逃离原有的生活轨道。要逃离的并不只是令他窒息的职场，还有家庭——步入社会几年后，他渴望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而不是以苦苦挣扎的消沉面目每天出现在父母的眼前。
混乱之中，医生大声喊着他的名字，把知情同意书递到他的手上。初次签署此类文件，他看得无比仔细。与此同时，旁边已有六七个人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熟练地签名。看到他逐字逐句细读的样子，有人在旁边指指点点，嘴角挤出诡异的笑。看了一半，姜晗宇发现文中有太多看不懂的医学术语，加之受不了周围异样的眼神，在迟疑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网络论坛上看到了这条过敏性鼻炎新药测试的招募信息。仔细浏览后，他决定马上报名。他觉得这几乎是为他量身定制：没有压力，离家居住，还有一定的报酬。更重要的是，从小跟随做生物教师的父亲泡在实验室里的经历让他相信，为了他人的健康以身试药，是一种高贵的自我牺牲，在经历了令他沮丧的职场权谋之后，二者之间的反差甚至唤起了他内心一种宗教般的情感。
新奇、紧张、恐惧，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姜晗宇和另外三名试药者被分配在同一间病房，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试药经历。具体流程比他事先的想象简单得多：上午八点，服用药物，用药后两小时内保持上身直立，两小时后自由饮水，四小时后进餐，随后五天之内，按照规定时间接受十六次抽血，除此之外，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休息。
十几平米的病房里，除了护士不时发布指令之外，四个彼此陌生的年轻男子各自沉默，无人打破略显压抑的寂静。无聊之余，姜晗宇暗自打量起另外三个人。从他们服药、抽血时的神情举止判断，他觉得他们此前一定有过试药经历。他好奇地向他们请教，总是换回躲闪的眼神。
晚上九点，护士走出病房，关上灯，嘱咐试药者们尽快休息。房门被关上的那一刻，屋子里的氛围马上变了。脱离了护士的看管，试药者们在黑暗的掩护之下，卸下了白日里的防备与矜持。
一场漫长的卧谈会里，姜晗宇明白了白天遭遇冷淡拒绝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愿在医生面前暴露自己的过去——为了排除其他药物对临床试验药物的干扰，试药者必须在两次试验期间间隔相当长的时间，使旧药物的药效能够完全排出体外，留下一个“干净”的身体用以试验新药。然而，为了赚取更多的报酬，他们穿梭于各个医院之间，在短时间内频繁试药。由于医院之间对试药信息并未联网互通，医生并不知道他们上一次试验是什么时候。
第二天清晨，护士来到病房之前，他的临时室友们从包中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粉底，小心翼翼地遮去手臂上的针眼，这是一次次试药在身体上留下的印记。
实际上，对于试药者大规模频繁参加试验的状况，制药方和医院其实早已心知肚明。某种程度上，试验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但他们并不愿意将职业试药者完全逐出试药体系，因为寥寥可数的志愿试药者，根本无力支撑起全国每年数以千计的药物试验。
听他们在黑暗中兴奋地交谈，姜晗宇默不作声。作为一个初来者，他难以介入这场自己并不认同的讨论，也不愿破坏他们愈发高涨的兴致——在他原本的想象里，参加试药，和义务献血性质类似，只是业余偶尔为之的公益性行为。但在这个夜晚获知的信息，显然颠覆了他的预想。随后的几个夜晚，他习惯性地保持沉默，听他们讲述圈子里的是非。
经历了五天的前半期试验、一个星期的间歇、四天的后半期试验后，姜晗宇走出医院的大门，他摸摸自己的口袋，里面装着他人生中第一笔受试费，1050元。这笔并不丰厚的报酬消解了他因辞职而生的焦虑，也让他心生惶恐——除了服药、抽血之外，自己似乎并未付出任何劳动。
而在他身旁，几名试药者却在小声抱怨钱不够多。他们相互交换手头掌握的信息，盘算着下一次试验要去哪里。
[三]
一个月后，姜晗宇再次走进另一家医院，接受一种降压药的临床测试。在此之前，两股力量在他的内心反复拉扯——他尚未找到新的工作，现实压力无法躲避，另一方面，上一份试验的知情同意书上写有明确的要求，三个月内，试药者不得接受新的试验。他不愿破坏心目中严谨规范的医学守则，他也不愿自己的身体承担无法控制的风险。
最终，现实的一面占了上风。为了打消自己的顾虑，他运用多年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反复检索两种药物的信息，确定一个月的间隔时间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他说服自己走进医院，内心仍然背负着伦理上的负罪感。
自此之后，每一次接受试药之前，他都会反复查阅药物的相关信息，借此评估试药的安全系数。他为自己定下一个严格的标准——只有已经在国外有过临床试验记录，并且未曾发生过不良反应的药物，他才会考虑尝试。
新一轮的深夜卧谈里，他尝试参与其中。在交谈里，他发现大部分试药者缺乏最基本的医学常识，甚至没有人知道甲状腺的位置。这种信息匮乏导致他们难以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安全，但迫于生计，他们逼迫自己接二连三地接受新的试验。
在黑夜的掩护下，试药者们不再努力维持白日里的平静，彼此倾诉着心中的恐慌。一名已经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试验的试药者，担心多种药物的反复累积会突然带来不可预测的恶性反应，总是在黑暗中自言自语：我觉得身上绑了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