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恐惧并非没有必要。2007年，在服用试验药物36天后，一个名叫王丽英的55岁女子在北京肿瘤医院因脑出血死亡。除了悲伤的亲属外，她留下的还有一场与全球第一大药企——美国辉瑞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官司。四年的漫长诉讼后，她的生命为自己的丈夫带回了30万元赔偿。类似的故事在试药者中口口相传，没有人敢确信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死神盯上的人。
听到类似的讨论，姜晗宇的本能是反感。他觉得这是滥用自己身体所招致的痛苦，后果理应由自己承担。但他不愿看到这些人的生活被相互渲染的负面情绪所笼罩，尝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种药几乎没有风险，不必担心；那种药可能会有副作用，但并不严重；另一种药副作用会较为剧烈，没有心理准备的话，轻易不要尝试……
出乎意料地，这种略显突兀的行为获得了超出预想的信任。相比医生，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同类——从频繁参加试验这一步起，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就已经被破坏，都会出自本能地对对方产生戒备。
姜晗宇的名字很快在试药者圈子里传开。在职场竞争中心灰意冷主动退却的他，突然在这群试药者的赞许声中获得了过去三年间从未有过的被认同、被需要的感觉。夹杂着对这些试药者们的怜悯和感激，他开始尝试放下疑虑，欲拒还迎地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寻找新工作的计划被暂时搁置，没有试验的日子里，他和试药者们混在一起，先后有二十多个试药者的住所，曾经成为他的临时住处。
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他曾经试图扭转其他试药者的心态，唤醒他们沉睡已久的自尊。一次次的交谈中，他努力想让他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有可能会改善很多人的健康状况，甚至挽救他人的生命，而非仅仅只是谋生手段。
每一次费尽口舌的尝试，总是换来消极的回应。2013年夏天，一个名叫袁生虎的试药者曾在一次试药者的聚会上，将盛满啤酒的杯子摔在桌子上向他大喊：“够了！我知道你很高尚，可是我真的只想混口饭吃。”
姜晗宇不得不承认，任何一次试验，在试药者眼中，都会简化为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利害考量。在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药物危险性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按照这个公式的计算结果来确定是否参加试验。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甘于在风险面前避让。在那次并不愉快的聚会上，袁生虎掀起衣服，向他展示着小腹上细小的疤痕，那是三年前为了获取一万元受试费，注射抗肿瘤药物留下的印记。针管从他的小腹拔出十几秒后，肚皮突然像是被几十根针同时扎着一般，难以控制的刺痛感瞬间蔓延至了全身。口渴、心慌、头痛、心跳放缓，强烈的药物反应接踵而至，脉搏甚至降到了每分钟四十次。原本需要注射三针的试验，也只好就此匆匆中止。
经过反复检查，他患上了严重的心律不齐，但医院拒绝承担责任。三年过去了，他依然时常感到呼吸不畅，无法进行剧烈运动。直到现在，一旦提起袁生虎的名字，他的怒吼声还会回响在姜晗宇的耳边：“我自己都受了这么大的罪，你让我怎么相信干这个能去救别人？”
[四]
一次次挫败中，姜晗宇不再强求试药者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标志之一，便是不再排斥一些“作弊”的招数。
这套方法中最主要的一环，就是想方设法通过体检。长期服用各种药物，试药者的身体大多处于亚健康状态，但体检的压力催生出了许多应对之策。例如，大部分试验会声明不招募有吸烟经历的人，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就可以过关。再比如，如果血液里白细胞含量较高，那么体检前去献血小板，就可以顺利通过。
对于诸如此类的招数，姜晗宇此前只是旁观，但渐渐地，他不仅参与其中，还运用自己积累的生物知识，提供新的方法。他们对他的信任也因此进一步加深，某种程度上，他甚至觉得自己成为了众人拥戴的领袖。
令他感到些许意外的是，除了试药者，一位常常打交道的名叫岳明的试药中介也对自己变得热络起来。每当有新的试药信息，岳明总会第一时间告诉他，有时还会向他承诺比其他试药者更多的报酬。
在北京，各个医院每年累计招募数万人次的试药者，大部分医院不愿承担直接招募试药者的繁琐工作，便委托中间人发布招募信息。久而久之，庞大完整的中介群体应运而生，他们手头掌握着大部分医院的试药信息，如果绕开他们，试药者很难获得试验机会。
中介每次招募试药者，都要付出巨大的沟通成本，向试药者解释方方面面的问题。他们希望用尽可能短的时间打消试药者的种种疑虑，这并不容易——在试药者眼中，中介就是为了榨取他们的利益而生的，并不值得信任。某种程度上，姜晗宇在试药者圈子里积累得到的信任，替岳明做了他想做却做不到的事。
一次，他和岳明闲聊起自己即将参加的一次试验。岳明听后略显神秘地低声说道，这药有问题，千万别去。几经追问，岳明带着几分犹豫告诉他，危险性较高的药物，给的报酬通常也相对较高，试药者在用药物危险性公式换算之后，往往会出于恐惧而主动放弃，试验可能会因为无法招募到足够的受试者而被迫延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主动把报酬压下来。试药者一看，钱不多，估计不会有危险，反而倒去了。”
临了，岳明没有忘记提醒他一句：这事你自己知道就行，我这是照顾你。千万别往外说，别耽误我做生意。
自此之后，当试药者们跟往常一样咨询姜晗宇的意见时，他发现自己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坦诚直率。他很清楚，作为试药利益链条上最末端的一环，一旦自己的建议伤及中介的利益，自己将很难再有容身之地——在体检情况差不多的情况下，中介可以代医院决定试药者人选，这是试药圈里人所共知的秘密。
一次，他收到了招募艾滋病疫苗受试者的消息，试验将在上海进行，为期一个星期，报酬10万元。经过仔细查询，他发现这是一种从未进行过临床测试的新型药物，对于这类试验，即使报酬丰厚，他也从不参加。他几次想要提醒几个朋友千万不要动心，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或许是出于对艾滋病的本能躲避又或许是高昂的酬劳反倒引发了恐惧，那次本计划招募6名试药者的试验，最终只有4个人愿意参加。几经打听，姜晗宇最终确定，这4人中并没有自己认识的人。
和一些试药者关系愈发亲近之后，对方不再在他面前掩饰自己的举动。他一次次地发现，试药者在医生面前服下药片，又在医生转身离开后将药偷偷吐掉。如果在一次试验中这样做的人过多，很可能导致无法采集到足够的有效数据，整个试验将会宣告失败，新药的上市也将因此而被迫推迟。
此时作弊的试药者已经领完酬金，离开医院。他们不必担心会被事后追查责任——由于临床药物试验大多采用双盲测试，医生无法得知究竟是谁越过了游戏规则的底线。
作弊让姜晗宇感到痛苦。他一边因为他们越过底线的行为感到愤怒，一边担心这些同伴的生命安危——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需要为看似不需要负责的投机行为承受痛苦。
在一次降压药试验中，为了抑制药物的剧烈副作用，医生要求试药者同时服用拮抗剂。面对医生递来的两粒药片，一个叫做小新的试药者在医生面前仰起脖子将药片放入口中，却在医生转身之后将其中一片吐在了手心。
大约两个小时后，小新的面色变得惨白，浑身颤抖，呕吐不止，体温在40℃上下徘徊。为期三天的试验结束时，他的症状仍未消退。出乎姜晗宇预料的是，事后聊起这件事，小新说：下次再遇到这种要吃两片药的事，我一定都吐了。
2012年4月，带着难以抑制的纠结，姜晗宇参加了一次戒毒药的试验。医生并没有用静脉留置针，而是用普通针管抽血，因为留置针要用到的肝素和戒毒药之间会产生相互作用。
试验结束后，他的胳膊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17个针眼。医生反复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在公共场合撩起衣袖，否则很有可能被警察当做是吸毒的人。
不过，17个针眼并不是他对那次试验留下的最深的记忆。为了缓解反复扎针产生的紧张情绪，医生打开了办公室的几台电脑，供他们消磨时间。随意浏览了几个网页之后，姜晗宇偶然地发现了一份关于这次试验的文档。他顺手点击开来，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秘密：文档里明确地写着：此次试验应向每位受试者支付受试费用人民币3万元。
姜晗宇握着鼠标的右手剧烈颤抖起来。他清楚地记得，几天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上，所写的报酬是两千五百元。类似的文件，这台电脑里还有很多，但仅这一份已经足够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他不愿再继续寻求更猛烈的刺激。尽管周围没有人注意到他在看什么，他还是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关掉文档，关上电脑电源，匆匆离开了这间办公室。
再次见到医生时，他无法抑制被愚弄的感觉。在此之前，他虽然知道试药者拿到的报酬会经过医院和中介的层层盘剥，但从未想到差别会如此之大。三万、两千五、三万、两千五……这两个数字不停浮现在脑海里，他觉得自己不过只是一个被用来赚钱的工具，过去两年间在试药者圈子里获得的成就感被击得粉碎。
三个月后，做完那次胰岛素试验，在前同事的推荐之下，他前往另外一家证券公司担任IT运维工程师，重新回到了曾经让他心灰意冷的金融业。尽管有过三年并不愉快的经历，但两相对比，他还是觉得，职场竞争虽然残酷，但至少他不用再整日生活在不安中。
[五]
尽管重新过起了整日西装革履的生活，姜晗宇并没有彻底离开试药者的圈子。他还会经常接到当时同伴们的电话，询问他某种药物是否安全。脱离了重重利益关系之后，他反而能够给出比以往更加坦率的建议，双方成了比过去更加相互信任的朋友。
找到新工作大约一个月后，他陪一个朋友去药店买治疗鼻炎的药。药师递来一盒氯雷他定片，正是他第一次参加试验时所试的药。在和朋友一起回家的路上，他难以抑制自己的自豪，第一次主动和试药圈外人讲起自己试药的经历。
当天晚上，他逐个打电话给当时同批参加试验的那些人。在对方惊讶和兴奋的语气中，他确信自己终于唤起了他们对自己所做事情的认同感：“只有当这件事和试药者自己的命运产生了联系，他们才会理解，自己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
自此之后，除了回答试药者的种种疑惑之外，他一度不愿再和他们主动谈起关于试药的任何话题。他更愿意将那段经历在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他仍然需要经常出现在病房里。八岁那年，他的母亲曾经历过一次脑瘤手术，在他找到新工作三个月后，母亲的病情毫无征兆地复发了。2013年4月，在病床上躺了近半年之后，姜晗宇的母亲在中关村一所医院结束了不长不短的一生，终年59岁。
十个月后的一个夜晚，他向我回忆起母亲在疾病晚期所承受的种种痛苦，和自己在那段时间的煎熬与无力。直到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母亲也从不曾知道，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儿子曾有这样一段隐秘的试药经历。
“如果将来有时间，你还会考虑参加试药吗？”
“会。”一声长长的叹息之后，他拼尽全力不让泪水从自己的眼眶中流出，缓缓地回答：“我后来经常忍不住想，如果我当初能多试几种被我拒绝的药，说不定，妈妈不会这么早就走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及国家有关规定，文中人物姓名均为化名）
